严畯是淮泗集团名臣，也是鲁肃之后的都督继承人，继承顺序甚至排在吕蒙之前。但面对如此诱惑，严畯却“前后固辞”，坚称自己“不闲军事”，乃至出现“上马堕鞍”的窘状，最终使孙权打消此念头。

实际对于这番记载，历代史家均有微词。康发祥认为“辞职情形，难分真伪”，甚至可能因此双向损害孙权与严畯的形象；王懋竑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严畯此举乃是刻意为之，目的在于辞职避祸。

辞职情形，难分真伪，将以为伪邪？畯畏葸避规，事君不忠；将以为真邪？权无知人之明，漫将重任付予。两失之矣。--康发祥

（孙）权虽用其（鲁肃）言，而意实不在（严）畯，畯亦知之，故力辞而卒以授吕蒙。史谓众嘉畯之能以实让，盖以肃之荐畯为非是，乃讳之而不著其语。--王懋竑

王氏之论，可谓洞见其间。从《吴书》的相关记载看，严畯作出如此荒诞的表演，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立场与孙权相悖，不符合孙权“进图荆州”的战略目标，因此被迫通过极端手段来推辞掉这一职务，借此自污免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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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堕鞍”的荒诞性

所谓的“上马堕鞍”，即无法独立完成骑乘，甚至会从马鞍上跌落。很难想象东吴前线都督的继承人会是这样一个无能之辈，这也是历代史家对《严畯传》及裴注的诟病之处。

（孙）权以（严）畯代（鲁）肃，督兵万人，镇据陆口。众人咸为畯喜，畯前后固辞。--《吴书 严畯传》

（孙）权又试（严）畯骑，上马堕鞍。--《志林》

“上马堕鞍”的史源出自虞喜的《志林》，虞喜是会稽大姓，也是东吴名臣虞翻之后裔。按虞喜出生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即晋灭吴（280）之翌年，可知他的活跃时期距离汉末三国并不遥远。按《虞翻别传》的描述，会稽虞氏累世通经（即通晓儒教经典），博闻强识，因此《志林》的记载应该与史实出入不大。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晋书 虞喜传》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虞）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虞）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虞）凤为之最密……世传其业，至臣（虞翻）五世。--《翻别传》

问题恰在于此。因为从诸多线索来看，如果虞喜的记载属实，那么“上马堕鞍”便只能是严畯的自导自演。

东汉末年士人多有尚武之风，“文武分途”的情状尚不及后世般分明。举例而论，王允年少时“有志于立功，朝夕试驰射”；鲁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阴相部勒，讲武习兵”；就连“博览众书”，以纯儒形象示人的张昭，在合肥之战中也有率偏师“攻九江之当涂”的记载。可知彼时士林，允文允武乃是寻常之事。照此推断，严畯不会乘马，乃至“上马堕鞍”便显得十分荒诞。

（王）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 王允传》

天下将乱，（鲁肃）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韦曜《吴书》

（孙）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吴书 吴主传》

鲁肃学击剑骑射，阴相部勒，讲武习兵

另外一处佐证，便是严畯彼时的职务乃是“骑都尉”。骑都尉不会乘马，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

张昭进之（严畯）于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吴书 严畯传》

两汉的骑都尉负责“监羽林骑”，这一职务在魏晋时期转型为清贵冗散，与驸马都尉、奉车都尉并称三都尉，成为配鸾伴驾的近侍，亦用作加衔。

骑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本监羽林骑。--《续汉书 百官志》

（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指无实际职务的散官享受参加朝会的资格）焉。--《晋书 职官志》

需要注意，驸马都尉、骑都尉、奉车都尉的职官名称均与职能要求相对应。驸马即副马，指副车之马；奉车者，“掌御乘舆车”，即掌管天子的车驾；至于骑都尉之隐喻更是不言自明。由于三都尉需要驱车驾马陪同君主出行，因此骑术可谓标准配置，绝无可能出现“上马堕鞍”的可笑场面。

从东汉末年诸多出任过“骑都尉”的人物来看，丁原、吕布、李肃、曹操、公孙瓒、徐晃、韩浩、臧霸、曹休、夏侯渊等人皆在其中。很难想象同为骑都尉，严畯连马都不会骑。

按《严畯传》记载，他出身彭城名士，“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可知是经学名家；按孔子“六艺”的要求，礼、乐、射、御、书、数缺一不可，那么掌握射、御之术实属基础需要。

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吴书 严畯传》

另外，在严畯好友刘颖遭到孙权通缉时，严畯竟然“驰语（刘）颖，使还谢（孙）权”。从孙权事后“（发）怒废畯”的处理手段上看，严畯很可能是亲自向刘颖通风报信。他既然能够做到“驰语”，那么必然骑术精湛，可知之前的种种丑态皆非事实。

权知其诈病，急驿收录。（严）畯亦驰语（刘）颖，使还谢权。权怒，废畯。--《吴书 严畯传》

实际不仅是康发祥、王懋竑等古代学者对《志林》的记载狐疑满腹，近现代学者对“上马堕鞍”的记载亦多持审慎态度。比如宋杰便认为“严畯担任骑都尉多年，焉有不会骑马的道理”。

笔者以为，严畯担任骑都尉多年，焉有不会骑马的道理？这应是不愿担此重任而故意做作。--《三国战争中的陆口与蒲圻》

孙权又试严畯骑，上马堕鞍

应该说，严畯之所以“上马堕鞍”，示弱于人，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立场与孙权相悖，且无法完成“图取荆州”的重任，因此不得不故作丑态，藉此自保免祸。

严畯由何人举荐

如前所述，严畯辞职的原因在于其能力不能满足孙权的需要，其政治立场也与孙权相左。若想明确严畯的政治立场，便需着眼于他由何人所举荐。

注：严畯出仕的引荐者是张昭，见《畯传》；严畯都督陆口军务的举荐者，史书则语焉不详。

虽然《严畯传》并未明言其荐举之人，但通过《周瑜传》、《鲁肃传》、《朱然传》可以明确推断，严畯的举荐之人当为鲁肃。

东吴早期的前线都督，有临终之际自相保荐的传统：周瑜临终举荐鲁肃，吕蒙临终举荐朱然，皆属此例。唯一的例外便是鲁肃与吕蒙，此二人并无相互保荐的记载。

周瑜病困，上疏曰：“……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吴书 鲁肃传》

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馀，愚以为可任。”--《吴书 朱然传》

不同于其余都督的相互举荐，鲁肃死后，其“人马万余尽以属（吕）蒙”。从写法上看，基本可以确定是出自孙权的个人安排。

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吴书 吕蒙传》

理由很简单，因为吕蒙“进取荆州”的主张高度符合孙权的需要，因此得到孙权的擢拔。赵咨出使魏国时，提到的“（孙权）拔吕蒙于行陈（阵）”，也是在隐喻这一问题。

（魏文）帝问其状，（赵）咨曰：“（孙权）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吴书 吴主传》

与此相对，鲁肃的政治主张则不大符合孙权的需要。鲁肃奉行“连刘抗曹”，而他力主出借南郡的行为，也令孙权耿耿于怀。鲁肃死后，孙权曾说“（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为明证。

（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吕蒙）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指鲁肃）。--《吴书 吕蒙传》

按《严畯传》的记载，“及横江将军鲁肃卒，权以畯代肃”，直到严畯上演了“上马堕鞍”的闹剧之后，孙权才将都督职务转授吕蒙。可知鲁肃临终之际的属意之人，乃是严畯，而非吕蒙。

孙权所用，皆智谋勇力之士。陆口重地，不当以付严畯。此必（鲁）肃举（严）畯以自代。--王懋竑

此必鲁肃举严畯以自代

原因显而易见，严畯的政治立场与鲁肃相似，皆属“连刘抗曹”的拥护者（关于这一问题后文会具体分析论证），可以视作东吴的*派鸽**人物。吕蒙则不同，他力主进取荆州，擒杀关羽，属于东吴的鹰派代表。建安二十年（215）即鲁肃去世前两年，吕蒙还率军进讨荆南诸郡，大获全胜，深得孙权欢心。

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孙）权命（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吴书 吕蒙传》

在此背景下，严畯不可能感受不到彼时的政治氛围，他既不敢、也不能忤逆孙权的意愿，因此被迫做出“发言流涕”、“上马堕鞍”一类的可笑表现，充分展示自己的愚昧无能，将都督职务让出，使孙权中意的吕蒙能够借此上位。

严畯的出身及政治立场

严畯籍贯徐州彭城，属于淮泗集团的成员，该集团乃是孙策兄弟发迹的主要倚仗。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皆属这一集团。

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吴书 严畯传》

按田余庆的观点，孙吴政权在完成“江东化”之前，淮泗集团为代表的江北士人长期占据东吴政坛的主导地位（见《孙吴建国的道路》），严畯能够成为鲁肃的继承人选，应该也是出自这一历史背景。

淮泗集团人物众多，立场各不相同。从严畯的交往圈层来看，他“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其中，诸葛瑾是徐州琅琊人，步骘是徐州临淮人，严畯的举荐者鲁肃亦是徐州临淮人，诸人可谓州里之亲。

（严畯）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吴书 严畯传》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吴书 鲁肃传》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吴书 步骘传》

淮泗集团的另一重要成员张昭与严畯同郡，皆属彭城，且张昭还是严畯最初的引荐者。

（严畯）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于孙权。--《吴书 严畯传》

张昭是彭城的著名学者，“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严畯亦知名当世，著作等身，二者可谓惺惺相惜。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吴书 张昭传》

（严）畯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吴书 严畯传》

从出身及交际圈来看，严畯的政治主张应该与张昭、诸葛瑾、步骘、鲁肃等人具备相似之处。其中步骘长期镇守岭南，投身戎行，暂且不论；其余人物皆带有或多或少的*派鸽**色彩。

诸葛瑾是诸葛亮胞兄，支持吴蜀通好自是毋庸赘言，他在建安二十年（215）吕蒙袭击荆州的背景下还充当过出使蜀汉的使臣。张昭属于东吴的*派鸽**元老，史有明载。至于主张“以土地业（刘）备”的鲁肃，则更是连刘抗曹的坚定拥趸。

建安二十年，（孙）权遣（诸葛）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吴书 诸葛瑾传》

（刘）备诣京（口）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吴书 鲁肃传》

与上述诸人交好的严畯，亦是吴蜀同盟的拥护者。吴黄龙元年（229）孙权僭号称帝，蜀汉派遣陈震赴吴贺喜，东吴则派遣严畯赴蜀还礼，“蜀相诸葛亮深善之”。可知严畯在“赞述东西”的事务中表现突出，因此得到孙权、诸葛亮的一致认可。

（蜀建兴）七年，孙权称尊号，以（陈）震为卫尉，贺权践阼。--《蜀书 陈震传》

及（孙权）称尊号，（严）畯尝为卫尉，使至蜀，蜀相诸葛亮深善之。--《吴书 严畯传》

严畯尝为卫尉，使至蜀，诸葛亮深善之

种种线索表明，严畯对吴蜀联合秉持较为坚定的拥护态度；他能够得到鲁肃的钟意并被举荐为继任都督，应该也是出于这一背景。

另外从刘颖事件中，也能多少窥见严畯的政治立场。

刘颖是徐州广陵人，“与（严）畯有旧”，他在孙权“为吴王”、“称尊号”之后曾称病归家，隐居不仕。

（孙）权为吴王，及称尊号……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权闻征之，以疾不就。--《吴书 严畯传》

照此推断，刘颖拒绝征辟，恐怕隐含对孙权的鄙夷之意。因为孙权之吴王非源自汉朝敕封，而是源自魏朝敕封，在曹丕篡汉的历史背景下，吴王头衔难免带有一些“僭伪”的色彩；至于孙权“称尊号”则更是标准的僭越。按刘颖姓氏来看，他或许出自汉廷宗室，拒绝征辟也合乎情理。

丁巳，（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魏书 文帝纪》

刘颖之弟刘略则无此顾虑，出仕孙吴。刘略卒官后，刘颖脱去病服，前往奔丧，如此行径令孙权颜面扫地，遂下令缉捕。而严畯在此事件中站在了刘颖一边。照此推断，严畯应与刘颖类似，对孙权的僭伪之举颇有微词。

（刘颖）其弟（刘）略为零陵太守，卒官，颖往赴丧，权知其诈病，急驿收录。（严）畯亦驰语颖，使还谢权。--《吴书 严畯传》

推而论之，自诩“书生”、精于经学的严畯，由于深受儒学浸染，内心深处恐怕依旧潜藏着“尊崇汉室”的观念。虽然他对刘备集团未必有多么亲近，但出于抵御曹魏的目的，还是力主奉行“连刘抗曹”的战略主张。

（严）畯前后固辞：“朴素书生，不闲军事。”--《吴书 严畯传》

似严畯这般书生心态，与吕蒙等行伍出身的将领自然是天差地别，很难承担起都督前线军务的重任。因此在鲁肃去世、吕蒙发迹的大背景下，严畯表演“上马堕鞍”的闹剧可谓正逢其时，借用陈寿对刘备的赞语，便是“非唯竞利，且以避害”。

（刘备）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蜀书 先主传》

严畯辞职的外部环境

若仅仅是政治立场相悖，严畯尚不至于通过“上马堕鞍”的丑态来示弱于众，但外部环境的剧变，便注定了严畯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来辞职避祸。

昔日周瑜去世，举荐鲁肃继任；鲁肃之主张虽与孙权相左，不过迫于曹操的军事压力，“连刘抗曹”也确有合理之处。而鲁肃去世之时，严畯面临的外部形势则完全不同。

周瑜去世时（210）刘备尚未入川，偏居荆南一隅，孙刘双方共同面临北兵的巨大压力，因此不得不抱团取暖；鲁肃去世时（217），刘备已在蜀中站稳脚跟，且拒绝归还荆州。如此，长江上游、中游便均由刘备集团控制，居处下游的孙权倍感压力，遂扶持鹰派人物上位，而吕蒙便是其中代表。

后（刘）备西图（刘）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吴书 鲁肃传》

早在孙刘联盟时期，吕蒙便多次腹诽关羽“实熊虎也”，暗中“画五策”谋取荆州。至鲁肃去世，吕蒙遂公开宣称“（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无异于战争宣言。吕蒙如此做派，高度符合孙权的需要，亦顺应彼时外部环境的变化。

（吕）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鲁）肃画五策。--《吴书 吕蒙传》

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

在吕蒙看来，东吴政权若想长治久安，完全不必依赖刘备与关羽，只要“令征虏（指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便可将长江中下游连为一体，拓展东吴的生存空间。反倒是刘备君臣“矜其诈力”，已经成为东吴发展的阻碍，因此必图取之。

（吕）蒙乃密陈计策曰：“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曹）操？何赖于（关）羽！”--《吴书 吕蒙传》

在此背景下，鲁肃所举荐的严畯，其“连刘抗曹”的政治主张已经过时，完全不能满足彼时东吴的战略需要，即使忝居职任恐怕也难以长久。尤其是在吕蒙发迹的大环境下。

吕蒙在鲁肃去世前两年（215）便发动过针对荆州南部的突袭战，攻陷了长沙、零、桂诸郡，并利用曹操讨伐汉中的契机逼迫刘备与东吴休战讲和，因此得到孙权的高度表彰。

会曹公入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吴书 吴主传》

《朱然传》记载：“（孙）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朱）然其次矣。”按凌统与鲁肃均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来看，鲁肃死后，东吴的头号宠臣即是吕蒙无疑。

自创业功臣疾病，（孙）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朱）然其次矣。--《吴书 朱然传》

有鉴于此，相比于吕蒙，严畯的受宠程度既不如对方，军事才干亦不及对方，战略主张的先进性又不如对方，三者皆墨，那么辞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严畯“上马堕鞍”的行径上看，他为求自保可谓丑态百出，无所不用其极；既为孙权找了台阶，也为自己谋了生路。严畯后来因罪免官又平步青云，恐怕亦得益于他的知晓时务。

（孙）权怒，废（严）畯，而（刘）颖得免罪。久之，以畯为尚书令。--《吴书 严畯传》

另外，吕蒙在接手前线军务之后只活跃了不足三年（217-220）便因病去世，可知其健康状况应该不大理想。吕蒙镇守陆口期间曾多次称疾疗养，虽有麻痹关羽的目的，但也未必不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攻占荆州之后，吕蒙亦曾因病推辞赴宴，可知其健康状况确实堪忧。

（吕）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吴书 吕蒙传》

（孙）权于公安大会，吕蒙以疾辞。--《江表传》

按吕蒙的自述，“矜其诈力”的刘备集团之所以没有顺江东下，乃是因为“至尊圣明，（吕）蒙等尚存也”。反之而言，若“（吕蒙）一旦僵仆”，东吴失此良将，那么再想图取荆州便无能为力了。

（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关）羽所以未便东向者（隐喻攻打东吴），以至尊（指孙权）圣明，（吕）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吴书 吕蒙传》

吕蒙：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可见吕蒙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亦有预料，知其寿数有限。因此，在鲁肃死后（217）扶持吕蒙上位便是当务之急，必须趁着他体魄尚强之时完成攻占荆州的计划，否则便会贻误战机。

作为淮泗集团的元老，严畯当然知晓彼时的内、外状况与孙权扶持吕蒙上位的决心，因此在鲁肃去世之际，他通过一番“上马堕鞍”的拙劣表演，向东吴众将展示了自己的平庸无能，替吕蒙上位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也为自己的未来仕途铺平了道路，一举多得，君臣之间可谓心有灵犀。

小结

作为一名精通经学的名士，严畯对历史典故无疑了若指掌，对类似“萧何自污”一类的事迹亦应并不陌生。

在东汉末年的战乱环境下，作为流寓士人的严畯，能够在江左平步青云，位登台阁，可知其人必然拥有非凡的政治智慧，绝非传记描绘般庸懦拙劣。

正是这番大伪似真、大巧若拙的精彩表演，令严畯既能远离东吴的政治与军事漩涡，又为吕蒙的发迹提供了完美契机，也满足了孙权的迫切需要，更拓展了东吴的生存空间，可谓棋中妙手。

在此事件中唯一被牺牲的，便是严畯的尊严与声誉，导致百年之后他成为虞喜笔下“上马堕鞍”的无能之辈，贻笑后世。

虞喜大概并未读懂陈寿的深意，因为陈氏在《畯传》中已经点明传主辞官，乃是出于“非才而据，咎悔必至”的缘故，可知其一切行为背后，均是出于避祸之考量，而非才干之不及。

横江将军鲁肃卒，权以（严）畯代肃……畯前后固辞：“朴素书生，不闲军事，非才而据，咎悔必至。”--《吴书 严畯传》

概而论之，严畯不拘小节，自污求存，为了维护东吴的生存发展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声誉，甚至不惜上演诸多闹剧以成全孙权与吕蒙；既实现了自保避祸的目的，亦无损其未来之仕途，可谓明智矣。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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