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治疗一般只对于肿瘤荷载少于 10^8 细胞的部分癌症患者才有效，且价格昂贵， 目前大多尚不成熟，仍处于研发阶段。以自体疫苗为例，除了疗效有限，它要求对每一患者的肿瘤标本都要进行处理，生产程序复杂，治疗成本高，临床实践上也难以满足广大患者的需要。化疗是目前治疗转移性肿瘤或者辅助清除微小转移灶的主要方案，但其作用靶位特异性较差，且对机体正常组织器官造成毒副作用，因而很少能够真正治愈转移性实体肿瘤。化疗药物几乎都是细胞毒*药性**物，对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都潜在地产生作用，但其大多利用恶性细胞快速繁殖的特性而优先*伤杀**这些细胞，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对正常细胞的*伤杀**。不过遗憾的是，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的相同点还是要多于不同点。所以，许多药物的治疗指数都很低，而且毒性较强，伴有许多广谱不必要的毒副作用。骨髓由于存在造血干细胞的持续增生，特别容易遭受化疗药物的损害，所以这些药物大部分都可以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以及其自身周期性的发育和分解，比较严重的还可出现淋巴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和贫血。从直接效果上看，这一反应会减弱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作用。因此，化学疗法和免疫疗法一直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治疗方法。直到现在，学者们才清楚，某种化疗药物*伤杀**肿瘤的方式取决于濒死的细胞与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方式，以及这种作用能否产生免疫反应。化疗药物同时也*伤杀**调节性 T 细胞，使机体免疫反应增强。另外，淋巴细胞的消耗也会激发体内原本处于稳态的 T 细胞发生重建，产生大量新生的需要在胸腺微环境中哺育的前体 T 细胞。化疗后免疫系统的重建过程可以为免疫介入治疗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在此时通过塑造免疫细胞的组成成分，使之产生对肿瘤抗原的强反应性能力。近几年新的实验和临床数据表明， 若两者适当地配合使用，可以达到显著的抗癌协同效应，这种疗法称为化疗免疫治疗(chemoimmunotherapy)。遗憾的是，目前临床上应用不间断的化疗方案，对于各种癌症的患者自身免疫重建的抗癌免疫力是一个破坏，不断地重建，又遭到不断的破坏，最终患者的抗癌的免疫力难以建立。
一、机体对实体瘤的免疫反应
为了理解细胞毒性化学疗法是如何影响机体对实体瘤的免疫反应，首先必须要理解在正常内环境中免疫系统对癌症产生应答的机制。尽管固有免疫，即通过自然*伤杀**细胞和 NKT 细胞以及巨噬细胞*伤杀**肿瘤细胞的途径可能在抗肿瘤免疫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现在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仍然是获得性免疫即肿瘤特异性免疫在肿瘤免疫中起主要作用。CD8 ＋ T 细胞作为反应中的重要细胞成分，能够直接溶解肿瘤细胞，并能分泌 IFN-γ和TNF-α。获得性免疫系统的优势就在于其特异性上，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特异性抗肿瘤免疫是如何产生的。
抗原特异性抗肿瘤免疫的产生有以下几个重要步骤：首先，必须存在肿瘤抗原，而且必须在淋巴结引流中与专职性抗原呈递细胞 ( 通常为树突状细胞 ) 相遇。虽然肿瘤相关抗原表达的缺失是肿瘤免疫逃避的一个主要机制，但大部分肿瘤细胞依然表达相关抗原。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能够捕获抗原并对其进行充分的加工，但是不能有效地激活 T 细胞。内环境中的一些信号产物如细菌产物 (LPS 脂多糖 )、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 (GM-CSF、IL-4、TNF-α、IL-1β) 都可以促使树突状细胞成熟，表达更多的共刺激分子和 MHC- Ⅱ 类分子，然后迁移至淋巴器官，在那里完成选择和刺激静息的抗原特异性 CD4+T 细胞。树突状细胞的最终成熟发生于 CD4+ 细胞表面分子 (CD40–CD40L 结合体 ) 或者如 IFN–γ 的细胞因子结合后，这时的树突状细胞表达更多的共刺激分子，使其能够刺激原始的CD8+T 细胞。作为对树突状细胞刺激的反应，抗原特异性 T 细胞发生增殖，并且离开淋巴结，前往肿瘤处发挥免疫效应细胞的作用。进入肿瘤后，免疫效应细胞还必须克服由肿瘤自身分泌的细胞因子如 TGF-β、IL-10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肿瘤局部的免疫抑制环境，进一步识别和*伤杀**肿瘤目标。最终，为了使免疫反应能够持久存在，必须产生记忆性 T 细胞。在抗肿瘤 CD8+ 免疫反应的大部分阶段，即使不是全程，都需要其他细胞的 “ 辅助 ”，而这种辅助主要为 CD4+ 细胞完成的。在反应的每一个阶段也都有可能被某些因素所抑制，如调节性 T 细胞和 TGF–β等细胞因子。
二、实体瘤的免疫耐受
很明显的一点是，尽管在许多不存在免疫抑制的个体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多种不正常细胞的免疫监视功能，但上述机制在许多实体瘤的控制和清除中是无法起作用的。免疫监视在肿瘤发生过程中失效说明，在功能完整的免疫系统存在下产生的肿瘤， 其免疫原性要弱于在免疫功能较低下的宿主体内产生的肿瘤，因为前者免疫系统可以强力清除那些高免疫原性的肿瘤克隆，而遗留下那些免疫原性较弱或者某些机制以逃避免疫攻击的克隆。这种情况被称为 “ 免疫雕琢 ” 或 “ 癌症的免疫编辑 ”，可以被看做是肿瘤遗传不稳定性功能的体现。肿瘤的发生可能会经历一个较长期的免疫平衡阶段，即已经生成的肿瘤逐渐被免疫效应细胞和细胞因子所完全充填的动态过程。然而，选择压力促使新产生的肿瘤克隆逐渐产生某些基础来逃逸该平衡，导致到最终阶段无控制的增生繁殖，此时肿瘤也就在临床上可以观察到了。肿瘤逃逸的机制包括肿瘤抗原丢失，HLA-Ⅰ 型决定簇抗原的丢失，对 IFN-γ 通路的反应性下降，导致控制 HLA-Ⅰ型决定簇表达上调减少，过度生成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阳性共刺激因子表达减少，表面表达凋亡信号Fas- 配体减少，肿瘤血管供应较差，血管内皮屏障异常，以及不适宜的细胞外基质。另外抗原呈递系统的功能不足，比如共刺激因子的丢失，表达阴性共刺激因子，或者Ⅰ型抗原表达下调都能导致 T 细胞的无能或者凋亡。
即使产生了针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反应，这种针对自身抗原的肿瘤特异性反应还可能在正常情况下被调节自身免疫功能的相关机制所遏制。与肿瘤抗原有强亲和力的 T 细胞的中央清除 ( 在胸腺进行 ) 以及外周清除，限制了针对肿瘤相关抗原的免疫反应能力，而超出调控能力的肿瘤特异性 T 细胞可以进一步被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 (Tregs) 和骨髓抑制细胞所清除。免疫疗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克服以上种种障碍，促使机体产生足以控制或清除肿瘤的强大的免疫反应。
三、化疗的免疫调节效应
化疗药物中许多都是作用于细胞周期的药物，所导致细胞死亡的共同通路是将 DNA 损伤至一定程度，迫使细胞进入细胞凋亡级联反应。化疗药物造成细胞死亡的其他机制还包括坏死、衰老、自吞噬和有丝分裂异常，但这些机制都不如凋亡常见。由化疗所导致的死亡细胞可以产生免疫原性，也可以不产生免疫原性，这其中细胞死亡的方式对随后的免疫反应产生的影响见图 5-1-1。
图 5-1-1 化疗所诱导的细胞死亡是否为免疫原性的，可以决定机体随后对肿瘤产生的免疫反应
具有免疫原性的细胞死亡可以诱导树突状细胞的成熟，使树突状细胞可以激活相应的 T 细胞。相反，非免疫原性的细胞死亡属于温和反应，不能激活树突状细胞。过去， 学者都认为凋亡属于一种具有耐受性的、非免疫原性的过程。凋亡过程中，磷脂酰丝氨酸 (phosphatidylserine) 从细胞膜的内层小叶转位到外层小叶，提醒巨噬细胞对即将死亡的细胞进行吞噬。磷脂酰丝氨酸还刺激产生抗感染症反应细胞因子，甚至可以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这样就可以在微环境中充分地清除凋亡细胞，进而产生人们所认为的抗原隔离或者耐受。然而，目前有证据表明，由化疗造成的细胞凋亡并不是一个可耐受的事件，实际上，在实验模型中该过程可以启动免疫系统产生抗肿瘤反应，尤其是当细胞发生大量凋亡，超过了正常机体的清除能力之时。这些说明我们有机会将化疗造成的细胞死亡与免疫疗法或者肿瘤疫苗联合产生作用。表 5-1-1 列出的已经经过论证的潜在机制说明化疗和免疫疗法有可能协同作用，促进彼此的抗肿瘤疗效。
四、稳态增殖
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可以通过自体稳定机制对淋巴细胞数量的变化产生反应，从而尽量保持成熟 T 细胞池的容量。在免疫反应时 T 细胞发生大量增殖，同时在反应末期也会大量死亡，使之重新回归至正常数量。在化疗药物使体内淋巴细胞减少时，稳态增殖过程便会启动由大量细胞因子驱动 (IL-7、IL-12、IL-15 和 IL-21) 的免疫系统反应，并产生大量需要在甲状腺微环境中孵育的前体 T 细胞。自体稳定性增生所产生的前体 T 细胞需要与自身细胞的 MHCⅠ类 (CD8+ 细胞 ) 和Ⅱ类 (CD4+ 细胞 ) 分子相接触，也可能被低亲和力的 MHC– 多肽复合物趋化至包括肿瘤细胞的自身配体上，诱导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图 5–1–2 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机会扩增能够与肿瘤抗原反应的 T 细胞数量。
图 5-1-2 化疗所诱导的淋巴细胞数量减少有可能为有益的，因为：①其可以诱导 T 细胞的自体稳定性增生；②可以减少调节性 T 细胞的数量
五、几种常见化疗药物的免疫调节作用
- 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环磷酰胺的免疫调节作用已经被学者们所广泛研究。DNA是数十年来应用于血液学和实体瘤的 DNA 烷基化试剂。根据药物注射剂量和时间的不同，它既可以产生免疫抑制作用，也可以产生免疫促进作用。关于环磷酰胺同免疫系统作用的早期研究工作已经在前人的综述中有所概括。环磷酰胺在鼠类模型中可以诱导迟发性超敏反应 (DTH)，因此其最适宜的注射时间为抗原注入前的 1 ～ 3 天。关于这种迟发性超敏反应产生的机制，学者认为是降低调节性 T 细胞的活性造成的。环磷酰胺在动物模型中还可以增强抗体免疫反应，其最适宜的注射时间也是在抗原注入前的 1 ～ 2 天。相反，如果在抗原注入之后再注入环磷酰胺，则机体无法产生任何抗体反应。另外， 只有低剂量的环磷酰胺能够增强抗体反应，而较高 ( 细胞毒性 ) 剂量却降低抗体反应。由此可见环磷酰胺可能在动物模型中逆转抗原的耐受性。
在荷瘤动物体内，环磷酰胺的种种作用最终表现为在某些条件下使具有免疫原性的肿瘤不再生长，也可以促使已经存在的肿瘤发生消退，这些过程也证明了恰当的注射剂量以及注射时间还具有调节性 T 细胞的重要作用。早期研究曾经提出一种 “ 移植性 ”T 细胞亚群，其对环磷酰胺的作用相对比较敏感。而最近，环磷酰胺对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亚群的*伤杀**作用已经被学者所确认，同时被确认的还有 CD4+CD25+ 细胞在肿瘤耐受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环磷酰胺不仅可以减少调节性 T 细胞的数量，阻滞调节性 T 细胞的稳态增殖，还可以抑制调节性 T 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其主要机制是下调调节性 T 细胞的 Fox–P3 以及 GITR 基因，而这些基因都在调节性 T 细胞功能发挥中起重要作用。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占总 CD4+ 细胞数量的 5％～ 10％，在控制免疫系统对自身抗原的耐受以及封闭自身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它们可能导致机体对许多肿瘤只能够产生很弱的细胞免疫反应。长期低剂量的环磷酰胺节律性化疗可以增强免疫疗法的效果，尽管其可以*伤杀**增生的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 T 细胞 (CTLs)，而保留下 CD43LO 记忆性 CD8+细胞。因为节拍器疗法中，肿瘤特异性 CTL 细胞的*伤杀**速度要慢于全剂量疗法，从而提高了一种可能性，即肿瘤可以对现有的记忆细胞进行不断的再刺激。环磷酰胺还可以在注入后不久即直接诱导产生Ⅰ型干扰素，使表达 CD44HI 记忆表型的细胞在数量和生存时间上都有所增加。
在人体试验中，环磷酰胺其增强免疫反应的能力最早是 1982 年在 22 名患有实体瘤的患者中发现的。在抗原激发免疫抑制作用前 3 天给予环磷酰胺 (1000 mg/m2) 时，患者的迟发性超敏反应比对照组显著提高。在低剂量的环磷酰胺 (300 mg/m2) 注入时，也可以观察到相似的迟发性超敏反应变化，但是只有低剂量环磷酰胺能够提高抗体反应的强度。在患有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的患者中，提前注入低剂量的环磷酰胺，观察其能否增强患者对自体肿瘤疫苗的免疫反应。尽管患者数目很少，在对自体肿瘤细胞产生的平均迟发性超敏反应的强度对比中，接受环磷酰胺治疗的 8 名患者为 11 mm，而 7 名对照组患者为 4 mm，差异显著 (P=0.034)。在这一试验中，两名治疗后的患者还产生了抗肿瘤免疫反应，其无病生存期也有所延长。关于这种效应机制的最重要的假说就是对调节性T 细胞的抑制或者说是选择性毒性作用。1000 mg/m2 的环磷酰胺可以*伤杀** T 和 B 淋巴细胞的所有亚群，造成药物注射之后第 3 ～ 7 天的调节性 T 细胞功能产生障碍。而随后研究人员发现与更低剂量如 75 或 150 mg/m2 相比较，300 mg/m2 的剂量可以达到最佳的调节性 T 细胞减少量，但在重复治疗中这种抑制作用逐渐下降。在试验中，环磷酰胺治疗组其 CD8+CD11B+( 当时认为这是调节性 T 细胞的标志 ) 细胞的数量要低于对照组， 这一结果在其他学者的试验中也得到了重复证实。
患有侵袭性乳腺癌和胰腺癌的患者，其体内的CD4+CD25+ 调节性T 细胞无论在外周血内和肿瘤微环境中均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肿瘤浸润产生的调节 T 淋巴细胞表达高水平的 CTLA-4，其可以抑制自体 T 细胞增生，产生局部免疫抑制效应。这些调节性 T 细胞可以产生 TGF-β，可能是其产生肿瘤内抑制的机制。因此，如果能够利用环磷酰胺或者其他药物消除体内的调节性 T 细胞，被认为可能会提高免疫疗法的疗效。
- 吉西他滨 gemcitabine吉西他滨 (2‘，2′- 双氟脱氧胞氨酸 ) 是人工合成的嘧啶类似物，可以通过多种机制表现出抗肿瘤效应。其磷酸化代谢产物可以抑制核苷酸还原酶， 从而减少 DNA 合成和修复所需的脱氧核苷酸池的容量。同时其还可以与 DNA 整合，从而抑制 DNA 聚合酶 α，阻止 DNA 合成。吉西他滨可以在人体内造成中性粒细胞减少和淋巴细胞减少，在鼠类模型中还可以首先抑制 B 细胞和抗体生成，但是仍保留有 T 细胞应答。在荷瘤鼠中，使用吉西他滨可以促使机体对带有肿瘤新生抗原的病毒致敏产生更有效的反应，并且与单独应用吉西他滨或病毒的小鼠相比，其肿瘤生长明显延缓，这种反应并不仅仅是一种相累加的作用。其他试验也发现了相似的吉西他滨与免疫疗法的协同作用。本实验室之前的工作显示，从现有肿瘤中获得的肿瘤抗原在局部淋巴结引流中是通过交叉呈递的，尽管这只能引起微弱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在同一肿瘤模型中，吉西他滨化学疗法会诱导大量的肿瘤细胞凋亡，这时抗原交叉呈递就会增加，说明凋亡的肿瘤细胞是肿瘤抗原的一个很好的来源。吉西他滨所激发的抗原呈递细胞可以随后配合免疫疗法激活 CD40+T 细胞，在鼠类中可以达到最高 80％的肿瘤治愈率。吉西他滨还可以优先*伤杀** B 细胞，从而使免疫反应有体液免疫向细胞免疫偏斜，从而有利于抗肿瘤免疫反应。最近的研究工作还表明，吉西他滨还可以减少荷瘤鼠脾脏中骨髓抑制细胞的数量， 从而增强抗肿瘤 CD8+ 细胞和自然*伤杀** (NK) 细胞的活性，进而增加免疫疗法抗肿瘤治疗的疗效。
在胰腺癌患者体内已经观察到吉西他滨对免疫系统的作用。在注入后短期内，患者淋巴细胞的所有亚群均发生了绝对值的减少，但是在治疗末期，其数值趋于稳定，并可以最终恢复正常。这其中 T 和 B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的趋势是相同的，两者的相互比例也是稳定的。但是，没有发现调节性 T 细胞亚群的变化。在注入之后的几天内，产生IFN-γ的 T 细胞数量增多，在第 21 天还发现表达有活化标志 CD69+ 的细胞数量也发生增多。研究人员认为，该药物总体是有效的，可以进一步优化化学免疫联合疗法的方案。吉西他滨还被证实可以刺激免疫刺激性因子 TNF-α 和 IL–2 的生成，而两者均为免疫刺激性因子。在人类肿瘤的体外实验中，吉西他滨可以下调肿瘤抗原黏蛋白，同时抑制 T 细胞增殖。然而，这些体外实验的数据不能用于推断体内存在完整的细胞免疫和大量肿瘤细胞凋亡的情况。
- 多柔比星 Doxorubicin蒽环类药物治疗肿瘤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可用于治疗白血病、淋巴肉瘤、子宫癌、卵巢癌、恶性肉瘤以及恶性乳腺癌，是目前治疗乳腺癌与肉瘤的首选药物。多柔比星由于毒副作用低和良好的抗肿瘤作用而成为蒽环类中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
早期的研究表明多柔比星可以通过鼠类脾细胞增加 IL-2 的分泌，在人体内则是通过外周血单核细胞进行的，从而有可能增强细胞免疫的强度。它还可以在各种实体瘤的小鼠模型和肿瘤患者中提高 CTL 反应强度，促进巨噬细胞对肿瘤细胞的*伤杀**作用。
最近的两项研究说明了蒽环类药物在化疗中对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调节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其中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诱导的乳腺癌与纤维肉瘤的小鼠模型中，多柔比星的抗肿瘤疗效与 CD8+T 细胞和 IFN-γ 的数量有关。多柔比星能够增加肿瘤引流淋巴结内 CD8+T 细胞以同源抗原特异性的方式进行增殖。而且，局部注射多柔比星能增加CD8+T 细胞浸润到肿瘤内的数量，提高 CD8+TILs 分泌的肿瘤抗原特异性 INF-γ 的产量。多柔比星的最佳疗效要求 IL-1β 和IL-17 细胞因子参与，而并不需要 IL-23p19；同时证明与 γδ+T 细胞有关而与 Jα18+NKT 细胞无关。上述结论同样在人体实验上得到验证， 通过对比检测乳腺癌患者使用蒽环类药物化疗前后的活检样本结果，可知临床疗效随着CD8α、CD8β与 INF-γ 的增加而渐好，从而证实了完整的免疫系统有助于蒽环类药物的治疗。
在另一项研究中阐述了蒽环类药物作用于一系列的广谱人体原发与继发的癌细胞表面所诱导的几种免疫原分子的表达情况，并与免疫治疗方案中常用的化疗与放疗相比较。树突状细胞 (DCs) 吸收的蒽环类药物杀死的人体肿瘤细胞能够激活 T 细胞应答， 并诱发抗肿瘤活性。其作用机制为蒽环类药物在治疗后 12 小时内能够引起钙网织蛋白(HSPs)——HSP70、HSP90 向细胞表面迁移，以及高迁移率族蛋白(HMGB1) 快速释放。未成熟的 DCs 与免疫原性肿瘤细胞的相互作用能够增加对肿瘤细胞的吸收，并诱导成熟 DCs 的适度表型分化。死亡肿瘤细胞负荷的 DCs 能有效刺激 T 细胞产生肿瘤特异性INF-γ，而*伤杀**免疫原性肿瘤细胞诱导的 DCs 与非免疫原性肿瘤细胞相比，能够诱导调节性 T 细胞显著减少。这些结果表明，人的前列腺癌、卵巢癌和急性淋巴白血病与小鼠死亡的肿瘤细胞具有相同的免疫原特性；同时证明了蒽环类药物作为抗肿瘤药，能诱导人体肿瘤死亡细胞的免疫原性。而紫外线和 γ 线照射并不能显著上调死亡细胞免疫原性标记物。
- 紫杉烷 taxane紫杉烷 ( 紫杉醇 paclitaxel 和紫杉萜 docetaxel) 是一种细胞毒*药性**物，其作用是有丝分裂时对细胞内微管起作用，阻止微管解聚，导致细胞周期阻滞，使细胞凋亡。虽然该药物已经在临床应用 10 余年，但是关于紫杉烷在鼠类或者人类抗肿瘤免疫反应中的数据相当有限。有体外研究数据显示，暴露于紫杉烷的乳腺癌细胞可以对抗 CD3 活化*伤杀** T 细胞介导的细胞融解作用产生抵抗性，这一作用是由药物诱导的LFA-1 和 ICAM-1 黏附分子下调所导致的，并且可能会影响抗肿瘤过程中的免疫应答。这一作用在鼠类或者人体内是否存在现在还不清楚。人体试验中，从健康供者体内获得的来源于单核细胞的树突状细胞如果在体外与紫杉烷相混合，则根据其所暴露于紫杉烷的浓度，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在所有浓度中，树突状细胞的运动性都受到损害，但是在最接近临床应用的剂量组中，树突状细胞的存活能力、吞噬能力，以及对抗原呈递最重要的表面分子都没有受到影响。在鼠类体内研究中，将负荷有肿瘤新生抗原转染的乳腺囊腺癌的小鼠注射单一紫杉烷试剂后，再按照交替时间表于静脉或者肿瘤内进行注射树突状细胞。对 CD4+ 和 CD8+T 细胞的功能分析显示，只有联合用药组和肿瘤内树突状细胞接种组的患者，其体内才能诱导出抗原特异性抗肿瘤反应，并且延缓了肿瘤的生长。这些结果也被其他试验所支持，即含有紫杉烷的联合用药方案 ( 紫杉烷、环磷酰胺以及多柔比星 ) 的提前应用，可以增加表达 HER2/neu 或者经过转染后可分泌 GM-CSF 的完整细胞疫苗的疗效。同样的，目前尚没有成熟的人类临床试验来支持这一治疗方案。
- 氟尿嘧啶 5-fluorouracil氟尿嘧啶是氟嘧啶类药物，是应用于结直肠癌和其他胃肠道恶性肿瘤的活性化疗联合方案的常见重要成分，其在手术后辅助治疗以及转移性肿瘤的治疗中都有应用。目前，学者们关注到癌胚抗原 (CEA) 等肿瘤抗原在大多数的结直肠肿瘤中都有表达，他们研制出了许多以 CEA 为靶位的肿瘤疫苗。近期在鼠类和人类研究中层出不穷，包括联合免疫方案、DNA 疫苗、表达 CEA 的重度病毒载体、重组CEA 蛋白，以及树突状细胞接种方案。而将化疗与疫苗接种在结直肠癌患者中联合应用， 还需要氟尿嘧啶的免疫调节作用。
体外研究显示，氟尿嘧啶可以促进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摄取肿瘤抗原，还可以诱导热休克蛋白 (HSP70) 的产生。暴露于氟尿嘧啶的体外细胞还可以上调 Fas 的表达和 ICAM-1 的数量，导致 CTL 细胞介导的细胞融解作用增强。在鼠源模型中，许多研究者将氟尿嘧啶治疗与包括疫苗的免疫疗法相联合使用。在一项裸鼠异体移植结肠癌模型实验中，注射表达 TRAIL 的腺病毒，在疫苗接种后给予氟尿嘧啶，可以提高疫苗接种后的抗肿瘤效应，这很显然是由非免疫介导机制造成的。而鼠类结肠癌模型中，在使用低剂量氟尿嘧啶和顺铂(cisplatin) 治疗后，继续采用瘤内树突状细胞接种，可以造成非常引人瞩目的协同效应，表现为非常长的生存期而且肿瘤消退，包括肿瘤内注射树突状细胞和在肿瘤远距离处包埋。这一作用由 CD8 ＋ T 细胞介导且具有肿瘤特异性。随后一项采用氟尿嘧啶治疗的试验也显著促进了一种针对氟尿嘧啶本身作用靶位——胸腺嘧啶合成酶的疫苗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