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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语言学：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格式化及其重新分析

胡范铸 胡亦名

摘要：现有语言学知识分类体系的规训路径主要是教育制度、图书分类、项目管理、概论教材和学术期刊。中国语言学要真正打开对于语言学的想象，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范式，就需要跳出这一“格式化”，重新思考“何为语言”，进而提出对“语言”的各种不同假设。由此，认识、发现并创造出一系列语言学研究范式：“基于语言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基于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基于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基于神经机能假设的语言学”“基于数字过程假设的语言学”“基于活动能力假设的语言学”等。这是“目标—问题—方法”彼此既有联系又相当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之间并非“本体”与“应用”或“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它们彼此嵌入、彼此支持而又彼此竞争。

关键词：语言学体系；知识规训；语言学概论；语言制度；数字语言学；语言能力；言语行为

1. 从一个案例说起

曾有一位享誉世界的学人，其最大成就是有效地表征汉字，却几乎不为中国语言学界所知，他就是支秉彝（1911.9.19—1993.7.24）。支秉彝1944年获莱比锡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学位，同期曾兼任莱比锡大学、马堡大学中文系汉语讲师。1964年调任上海电工仪器研究所总工程师。1970年代潜心研究汉字编码，提出“见字识码”方案，赢得世界计算机界的首肯，被誉为“汉字编码和汉字信息处理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位语言文字研究者，居然几乎没有任何中国语言学人记得？为什么当时中国语言学工作者，几乎无人由此展开讨论？

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的发展决定了人类的发展，语言的丰富决定了思想的可能。可是，当下的语言研究却常被“是否语言学”所困扰。“不研究语法语音，做的还是语言学吗？”在不少中国语言学者，尤其是语言政策研究、二语教育研究、修辞语用研究者那里，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对此，传统的回应就是“语言学分为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亦即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语法研究、语音研究属于“语言本体研究”或者说“理论语言学”，而二语研究、语言政策研究等等则属于“应用研究”或者说“应用语言学”。可是，马上又会产生新的疑问：有多少“应用语言学”属于“本体理论”的应用，进而言之，有多少“应用研究”必须应用“本体理论”？言语行为研究属于本体还是应用？计算语言研究是否必须接受本体理论的指导？语言政策是语言学边缘吗？······这些问题长期困扰了不少研究者，直接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范式竞争和知识生产。

那么，何以如此？到底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认识，乃至制约了我们的行动？

2. 中国语言学知识的规训及其格式化效应

为什么当年几乎没有人把支秉彝看作语言学者？为什么几乎没有语言学者把支秉彝的工作看作语言学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内现有语言学知识分类体系的规训。

那么，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如何规训我们的认知的？

2.1 教育制度的规训

中国知识体系最重要的规训路径是教育制度。而直接承载这一规训的也许就是大学的学科设置。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科学知识生产中，最初并没有独立的“语言学”门类，如1902年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科目（文韬2023：231），见表1。

当代中国学科规训的主要依据也许就是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中国高等教育以往将所有知识分为13个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在文学下分为3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被打散后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中。

2022年版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对此有所调整，与语言学相关的在“教育学”门类中增加了“国际中文教育”一级学科，在“交叉学科”门类增加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则将“翻译”独立为一级学科。

在“中国语言文学”中，最初有8个二级学科：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则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拆分为“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在“外国语言文学”中，最初有11个二级学科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则分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除外国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外，二级学科包括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外语教育学以及10个“以语种为标志”的学科。

可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什么关系？既有的语言学理论基本都是“外国”引进的，可是“中国语言文学”已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分列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却一仍其旧，何为其然？

2.2 图书馆的知识规训

知识规训的第二条路径是图书馆。这是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载体的规训。《中图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编制出版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分类法，是当今国内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体系，1999年出版了第四版。目前全国学术期刊的论文分类号也是照此办理。其中语言学知识的体系是如此构建的：

第一级“语言、文字”。

第二级则分为18项：语言学、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常用外国语、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通古斯语系）、南亚语系（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南印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德拉维达语系）、南岛语系（马来亚−波利尼西亚语系）、东北亚诸语言、高加索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闪−含语系（阿非罗−亚细亚语系）、印欧语系、非洲诸语言、美洲诸语言、大洋洲诸语言、国际辅助语。显然，这里依据“自然语言体系”和“语言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门类，第一项“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理论体系”的知识分类，其余17项则是关于“自然语言体系”的知识分类。

第三级中，“语言学”分出了14项：语言理论与方*论法**、语言规划、语言的分类、语言的分布、语音学、文字学、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词义学、语法学、写作学与修辞学、翻译学、词典学、方言学、应用语言学、语文教学。

而在第四级中，“应用语言学”下分为4项：朗诵法/演讲术、术语学、机器翻译、数理语言学。“朗诵”与“机器翻译”如此奇妙地归并在一起。

进而言之，在第五级中，“机器翻译”再分为5项：原文的自动分析与综合、两种语言的翻译、媒介语和多种语言的翻译、机器词典与词表、程序设计。

试问，在这一知识框架中，支秉彝的工作如何安放？

2.3 科研项目管理的知识规训

中国知识规训的第三条路径是科研项目管理。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科研管理部门的知识分类，分为23个一级学科：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在这里，语言学倒是被独立为“一级学科”，下分为10个次类：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汉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外国语言研究、语言学其他学科。但这一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在教育部的科研项目管理（2023）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共分为25个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逻辑学、宗教学、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科学、统计学、港澳台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语言学的二级学科分别为：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汉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语言学其他学科。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进一步分为三级学科时又出现各种新的问题：对同一种语言以“朝鲜语”和“韩国语”分别指称（显然这是出于语言学以外的考量）；词汇问题在“汉语研究”分列为“汉语词汇”“汉语训诂”两项，文字问题却又被压缩为“汉字规范”一项；同样关注语言运用的“语用学”和“修辞学”在“普通语言学”中是分列的，在“应用语言学”中出现了“话语语言学”，在“汉语研究”中有“汉语修辞”却没有“汉语语用”，更没有“汉语话语”。何为其然？

2.4 基础课教材的知识规训

知识规训的第四条路径是基础课教材。语言学知识体系规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应该就是“语言学概论”教材。

汉语界以著名理论语言学家高名凯的《语言学概论》（1987）为例，其篇目结构为：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第二章 语言的本质；第三章 语音；第四章 词汇；第五章 语法；第六章 文字；第七章 语言的发展。其后如倪立民（1988）、胡明扬（2000）、陈保亚（2023）、葛本仪（2004）、叶宝奎（2005）、邢福义（2007）、李宇明（2008）、岑运强（2015）、王红旗（2017）、崔希亮（2023）等等各种“语言学概论”教材虽各有变化，但基本格局无不相类。

外语界习用的“语言学概论”大同小异，如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2013）的基本内容为：绪论、作为语言质料的语音、语音的演化、形式和功能的交互影响、意义和意义的变迁、文字、语言地理、文化和语言、语言和思维。再如杨信彰（2005）、蓝纯（2009）、R. H. Robins（2022）、查尔斯•迈耶（2023）等等内容也与此相类。

各种“语言学概论”除了部分可能在某一章中介绍“功能主义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互动语言学······”，其他大多数都只是围绕“语音”“语法”“语义”而展开。

2.5 学术期刊的知识规训

知识规训的第五条路径是学术期刊和论文目录。中国学术期刊中最具影响力的是CSSCI刊物，已知入选2023−2024版CSSCI的语言学期刊为27种，其中民族语文研究界1种、汉语界13种、外语界13种，分别是：《当代修辞学》《当代语言学》《方言》《汉语学报》《汉语学习》《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民族语文》《上海翻译》《世界汉语教学》《外国语》《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外语界》《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研究》《语言战略研究》《中国翻译》《中国外语》《中国语文》。

以汉语界的《中国语文》为例，据中国知网，1962年至2023年，61年发文3521篇，其“主要主题”为：“汉语语法、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中国语言学、类型学、上古汉语、语法化、普通话、罗常培、人称代词、汉语研究、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中古汉语”。

再看外语界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据中国知网，1959年至2023年，64年发文4229篇，其“主要主题”为：“外语教学、中国英语学习者、实证研究、语料库、外语教育、基于语料库的、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学习者、中国学习者、应用语言学、毛主席、生成语法、形容词、大学英语、二语习得、现代俄语、第二语言习得、乔姆斯基、心理语言学、外语学习、认知语言学、大学英语教学、翻译理论、文学翻译”。

显然，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建构的基本还是对于词汇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想象，支秉彝的工作也没有地方安放。周萍（2019：66）的分析也佐证了这样的认识：“目前中国的语言学专业期刊的知识生产主要还停留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中，在专业化研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狭隘。由于知识生产的环境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前语言学学科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需求，并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束缚。而学术期刊在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在这样的知识体系的规训下，中国语言学人的目标、问题、方法难免被高度格式化，看到任何研究，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看社会是否需要，论证是否合理，而是先看“这是不是属于语言学”，对于“格式”以外的目标、问题与方法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排除否定，而对于“格式”以内的，又习惯于按照既有模式推演。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中国语言学人的思想空间和创造可能。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中国语言学要真正打开对于语言学的想象，创造出新的理论范式，进而不断促进新的想象之下的创造，就需要跳出这一“格式化”，重新思考“何为语言学”。

3. 语言学是什么

理论模型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不过，一种理论模型既可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可能限制我们对于模型以外世界的发现。“手里有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人通常总是借助一定的框架去认识世界。思考框架越是单一，思想空间就越是狭小。维特根斯坦（2016：168）曾经指出：“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在他看来，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始终围绕一些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自以为是在认识整个世界，其实却像“困在瓶子里的苍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偏食”：忽视了思想原料的巨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因此，他提出，要真正理解世界，就必须“用不同的例子滋养思想”。也就是必须“周览通观”整个事物的全貌（胡范铸1992）。语言同样如此。

那么，语言学究竟是什么？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如何才能支持而非限制语言学人的思想创造和知识生产？

也许，首先需要问：何为语言？“语言是什么?这是语言研究的首要问题。所有与语言研究有关的其他问题，诸如语言研究的理论，语言研究的目标，语言研究的范围，语言研究的途径，语言研究的方法，语言研究的重点，语言研究的结果，乃至语言政策的制订，等等，可说都是在对语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潘文国（2001：98）为此曾搜集了19世纪初至今的权威学者、权威工具书和部分语言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代表性的60多条观点加以考察。实际上，语言观的差异还远不止于此。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8：1539）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语法和词汇构成一定的系统。”而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自足的结构系统，同时又是一种分类的原则。”（de Saussure 1916：25）乔姆斯基更进一步提出：“语言是一组有限或无限的句子的集合，其中每一个句子的长度都有限，并且由一组有限的成分构成。”（Chomsky 1957：13）

沃尔夫认为：“每种语言都是与它种语言各不相同的形式系统，其形式与范畴都由其文化所规定，人们不仅利用语言进行交际，还利用它来分析外部世界，对各类关系、现象或关注或漠视，从而理清思路，并由此建立起他自身的意识大厦。”（Whorf 1941：252）品克则认为：“语言不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并不像学会看钟表或了解联邦政府如何运作那样学会语言。相反，语言是人类大脑的生理构成中的一个清晰的部分。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专门化的技术，是在儿童期间自发地、无意识地、不需花力气也不需特别指导地形成的。”（Pinker 1994：18）

马林诺斯基指出：“语言的最原始功能是作为行为方式，而不是思想的对应记号。”（Malinowski 1923：296）刘易斯也指出：“语言是一种活动形式，可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行为模式。”（Lewis 1936：5）布龙菲尔德强调：“语言社团内部的人们通过语言进行合作，语言弥补了不同的人们在神经系统上的差距，对语言社团中某一个人的刺激，可能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反应行为。语言把个别的人凝聚成社会的有机整体。”（Bloomfield 1942：267）

《大英百科全书》显示：语言就是“人类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及其文化的参与者，所用来交际的约定俗成的说话和书写系统”（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7：147）。《美国百科全书》则强调，语言就是“正常人类所具有而为其他物种不备的能力，能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来表达精神现象或事件。其根本点是在语音与思想、概念、头脑中的形象之间建立联想关系，并能用重复方式发出和理解这些语音”（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96：727）。而《中国大百科全书》（2013：1793）则把语言定义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时，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是认识事物的工具；作用于文化时，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正如韩礼德所说：

“看来各种对于语言的解释都很难适用所有的目标。理论是行动的手段，有许多不同的行动都会涉及到语言。同时，人们也不希望理论专门得只能适合一件事情。语言学可以适用的目标有这么一些：（l）了解语言的性质与功能；（2）了解各种语言的共同点与不同点；（3）了解语言的演变；（4）了解儿童如何学会语言，语言如何促进人类 发展；（5）了解语篇的特性，为什么语篇能传达出它的信息，为什么人们又是这样衡量它的；（6）了解语言如何因使用者及使用目标的不同而不同；（7）了解文学与诗篇，以及口头创作的性质；（8）了解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情景的关系; （9）了解语言在社团和个人中所起作用的方方面面:多语现象、社会化、意识形态、宣传等等; （10）帮助人们学习母语；（11）帮助人们学习外语；（12）培训口译和笔译人才；（13）为各种语言编写字典、语法等参考书；（14）了解语言与大脑的关系；（15）帮助诊断和治疗因大脑损伤 （如肿瘤和意外事件）或功能失调 （如孤独症、唐氏综合症）而引起的种种语言病症; （16）了解聋哑人的语言；（17）设计助听器；（18）设计计算机软件，以读写文本或从事机器翻译；（19）设计能理解和产生言语的系统，在口语和书面语间进行转换；（20）通过对照声音或用语习惯协助司法判断；（2l）设计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来传送口语和书面文本；等等。”（Halliday 1985：XXIX−XXX）

那么，如此之多的语言研究目标和路径，究竟是一地散珠还是蕴含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呢？李宇明（2018：15）提出“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科学。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有70余个学科名目，涉及语言结构、语言功能、语言应用、人类语言学习、机器语言学习、语言与生理、语言与认知等七大研究领域。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有科学、技术学、艺术学三大分野。语言科学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目标是获取语言规律之‘真’；语言技术学是研究语言技术、发展语言技术的学科，目标是发挥语言学之‘善’，帮助社会用好语言技术；语言艺术学探讨语言运用之‘美’，发展语言艺术和文字艺术，用‘美’来熏陶社会”。这是极有见地的认识，不过，语言学是否只“涉及语言结构、语言功能、语言应用、人类语言学习、机器语言学习、语言与生理、语言与认知等七大研究领域”，是否存在新的可能？进而言之，“语言应用”与“人类语言学习”什么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否只能概括“机器语言学习”？······，依然需要进一步思考。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如何才能真正打开“想象的翅膀”？我们的语言学理论，既获得“用不同的例子滋养思想”，又保持理论上的连续性，何以可能？

4. 对语言学知识体系的重新分析

4.1 重构的原则

没有更好的理论，便构不成真正的反驳（拉卡托斯）。我们以为，必须构建既清晰又开放的语言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需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与既有的知识体系是衔接的，而非决然断裂的；第二，与当下的人类生活是互动的，而非孤立的；第三，与未来的社会发展是相应的，而非拘囿的。

4.2 从语言学的重新定义出发

通常以为，“语法学”与“语用学”是“本体”与“应用”的关系，可是没有“语言的运用”何来“语言的体系”，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本体”？通常以为，“语法学”与“计算语言学”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关系，可是“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应用了哪一种“语法学理论”，那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如何成立？······凡此种种，意味着必须重新回答“什么是语言学”。

首先，我们应该确定：语言学就是“对语言现象、语言问题系统性的、理论性的思考”。

然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中的“语言”概念可以有各种假设。我们可以将语言看作一种“符号体系”，一种“社会制度”，一种“行为过程”，一种“神经机能”，一种“数字过程”，于是就有了“基于数字过程假设的语言学”亦即“计算语言学”，进而出现“人机对话语言学”“大模型语言学”，还可以将语言看作是一种“活动能力”······。由此就产生了各种“语言学”的研究范式。

4.3 不同的工作假设决定不同的语言学范式

理论范式应该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胡范铸2023a）。人类语言如此重要而又具备如此多的面向，因此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一系列不同的工作假设，由此创造出一系列不同的语言学范式。

语言学1是“基于语言是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亦即“语言体系学”。其核心问题也许就是语言这一符号体系的形式与意义如何匹配，语言的要素及其彼此关系如何构成。由此，可以进一步考察词汇体系、语音体系、语法体系、文字体系等等。

语言学2是“基于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亦即“语言制度学”。其核心问题也许就是语言这一制度如何与整个社会制度互相衔接，作为基本*权人**之一的语言权利如何在社会制度中得到恰当的安排。由此，可以进一步考察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政策等等。

语言学3是“基于神经机能假设的语言学”，亦即“神经语言学”。其核心问题也许就是人的神经系统如何表征语言。由此，进一步诞生脑功能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等。

语言学4是“基于数字过程假设的语言学”，亦即“数字语言学”。早期人们一般以为这只是一个“机器语言学习”问题，由此，便诞生了早期的“计算语言学”。而今天的数字如此日益深刻地介入人类的生活，数字技术不断创造“数字奇观”，不断实现信息的“数字重组和生产”，进而演变为“数字控制”（王豪等2024：63）。其核心问题也许正在演化为由AI技术实现“碳基人”与“硅基人”，亦即人类主体与自己创造的“外主体”的互动何以可能（蓝江2022：9）。由此，更需要考察新的“大语言模型”乃至未来更新的数字技术装置向语言学发出了什么挑战。

语言学5是“基于活动能力假设的语言学”，亦即“语言能力学”。其核心问题也许就是人类主体为沟通与认知，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如何获得、如何运用、如何保持。“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包括从幼年到老年在内的各种自然个体）、种群（包括从一个小的族群到整个人类物种在内的各种群体）、机构（包括从一个社团、企业直到国与国的联盟等等在内的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类社会性组织）。由此，可以考察三类“语言能力”：个体语言能力（自然个体使用语言以实现生活目标、认知发展的能力）、种群语言能力（以语言为标志的“种群”内外交流的语言能力）、机构语言能力（一个机构借助语言保障其机构发展的能力，包括“国家语言能力”亦即国家借助语言保障其国家发展、“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胡范铸2023b）。

语言学6是“基于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亦即“言语行为学”。其核心问题也许就是人是如何借助语言行为实现自己的意图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考察语言行为实施的各种参数与类型，如“言语主体”“语境参数”“规则系统”“语篇结构”等等。这里需要确认的是，语言首先是人的行为，没有行为便没有“符号体系”乃至“社会制度”。传统所谓的“修辞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等等，其实完全可以归结为“基于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也就是笔者主张的“新修辞学”（胡范铸2002）。至于“修辞学是语法学的具体化，语法学是修辞学的抽象化”的认识并不准确，两者是基于不同假设、不同目标而处理不同问题的过程。

语言学n······

这是一种基于“假设−目标−问题−方法”而展开的过程，这不但意味着不同的假设各有自己的目标−问题−方法，更意味着完全可能、也应该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的假设，以适应语言生活的发展。不同范式之间并非“本体”与“应用”的关系，而是彼此渗透、彼此支持又彼此竞争。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假如由此编撰新的“语言学概论”（如图1），则中国学子对于语言学的想象和创造将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格局，而这一新的格局又将不断促进新的想象的创造。

语言学是最需要想象力的学科，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更需要想象力。

What Is Linguistics: The Formatting of the Linguistic Knowledge System and Its Reanalysis

Hu Fanzhu Hu Yiming

Abstract: The existing linguistic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mainly based on education, book classific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troductionary textbooks and academic journals. If Chinese linguistics is to truly open up the imagination of linguistics and continuously create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it is necessary to jump out of this “formatting”, rethink “what is language” and then put forward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language”. In this way, a serie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paradigms can be recognised, discovered and created: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linguistic symbol system”,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behavioural process”,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neural functions”,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numerical process”,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activity competence”, etc. These are “goal-problem-methodology” research paradigms that are both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se paradigms are not “ontological” and “applied” or “central” and “peripheral”, but rather embedded in, supportive of, and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linguistic systems; knowledge regulatio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linguistic institutionalism; digit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competence; speech behaviour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国语》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