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银娃
静渊著
第二十章
失去的时光，还能找回来吗？
白雪皑皑，关中大地一片苍茫。银娃顶着风雪，朝着24年前走去，朝着他的出生地走去。昨天夜里，在三原火车站下车，住在三八旅社。明天，就要与阔别24年的亲人团聚了，父母亲还在人世吗？银娃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来，外边突然变成银装世界了。那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飘着。东毛村距城24华里，银娃想都没有想，就背起行李，一头走进了风雪里。他沿着铁道线，一直朝东走去。虽说离家已经太久太久了，但是，大致方向他还记得。走到黄毛寨，下了铁路，朝南沿着一条石子公路走，银娃就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了！公路两边栽着杨树，树不大，估计是近几年才栽的。
虽说不是荣归故里花团锦簇，但是，他忍不住在心里呼喊着：“东毛村，你的儿子银娃回来啦！”记忆里的时针，拨向了1947年的初夏。而眼前的景物又把他的记忆拉回了现实。天哪！这大雪覆盖的几十间稀稀落落的土木结构的厦子房，难道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东毛村吗？
村子中央那棵亭亭如盖的古老的皂角树哪里去了？村边的枣园哪里去了？柿子园哪里去了？苹果园哪里去了？那一层层围绕着东毛村的各种各样的树木，像一个暗绿色的巨大帐篷哪里去了？村东边和村西边的石桥哪里去了?东毛村号称鸭子村，那满村遍野嘎嘎叫唤的鸭子哪里去了？
当然，他记忆中的故乡的景色，可能是夏天的景色，但是，尽管由于季节的关系，不可能重现二十四年前的夏天景色。但是，纵使没有绿叶，树木还在。可是，整个村子光秃秃的。天哪！这没有树的村子，难道就是他那被果树包围着的东毛村吗？村东耸立突起的冢疙瘩不见了，村西浩浩荡荡的韩家苇子园也销声匿迹了。高大的韩家城墙和城门楼子也不翼而飞了。银娃在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家。
银娃家的七间土木结构的厦子房，紧紧地靠着韩家东城墙。韩家城墙没有了，家又怎么找呢？更主要的，他又不肯问人，他害怕人们认出他来。
这天上午，东毛村的社员冒着大雪，往田野里送粪。在村西，银娃看见一个拉粪的壮年汉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四方脸膛，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其实，这个壮年汉子就是他的胞弟毛士民，但是，亲兄热弟相逢不相识。走了老远，银娃再回过头来，发现那汉子在架子车前停着，依旧遥望着他。银娃心里想：“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见生人进村非常警惕。他发现我身上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吗?要不然，正劳动哩，他朝着我一直痴望什么呢？”
走到石桥边的饲养室门前，银娃看见几个老人正在打粪。他们都停下手上的活，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这几个老人里，就有银娃的父亲毛福义。但是，时间模糊了他们的记忆，父子相见不相识。
银娃从几位老人的视线中走了过去，他发现有一个红脸膛的老汉对他格外注意，但是，他没有敢停留，赶紧向东走去。没有找到记忆里的东毛村，就连那些显著的标志，什么苇子园啦，韩家城墙啦，冢疙瘩啦，都没有找到。银娃以为找错了地方，向东继续走去。在村东斗渠上，银娃看见浇地的两位姑娘，留着双毛辫子，穿着棉布鞋，两位姑娘的相貌有点像，可能是姐妹，长得都那么水灵。其实，两位姑娘是银娃兄长的闺女，把银娃叫二大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是陌生人。
银娃在东边的村口，看见电杆上写着：陂西界，他方才知道走过头了。急忙返回来，当他再次从那几个打粪的老人面前走过去时，他听见那几个老人议论着：“这个人好像在寻找啥哩？”“看这人的穿戴打扮，不像咱陕西人！”银娃始终不肯向人打听，他想自己看看，要是父母亲不在人世了，他就一声不响，悄悄地走了。后来，那位红脸膛老人问他：“同志，你是找人吗？”
银娃说：“是的！我找人！我给他带了一封信！”
“姓啥?”
“姓毛!”
那个红脸膛的老人指着前面一堵土墙西边的院门，说“那就是姓毛的人家!”
他看见自己院子的皂角树了，他走时只有小碗口粗，现在树都长过屋顶了，满树挂满黑色的皂角。他不由一阵惊喜，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这人像你二儿!”那个红脸膛的老人说着，突然大声叫喊起来：“银娃?”
银娃身不由己地回过头来，那个红脸膛的老人就十分肯定地说：“福义叔，你儿子银娃回来啦!银娃，这不是你大嘛!”
银娃没有回去和父亲相认。他被人认出来了，感觉就好像被人剥掉了衣裳似的，心里有点儿慌乱，他急忙朝他家里走去。他听见身后接连不断的呼叫声：“银娃回来啦!……”
银娃有点激动，也有点惶惶不安，甚至腿都有点儿哆嗦。走到家门口，看见那简朴的土门楼上挂着一块儿陈旧的牌子，这块牌子虽然油漆剥落，但是，“革命烈士”的字迹却依稀可见。银娃把牌子摘下来，提在手上，轻轻地走进了自己的家。要是依着他现在像飓风呼啸、海水澎湃的心情，他就要把牌子顶在头上，跪在母亲面前，泣不成声地说：“娘，你的儿子回来啦！”但是，不能吓着老人家啊！无论如何，他也要抑制住自己冲动的感情。屈指算来，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银娃回来啦!”消息像旋风片刻传遍了东毛村，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从各家各户奔跑而来，都到毛家看那失踪已久的人来啦！当银娃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的时候，来毛家看热闹的人们，拥满院子。“毛家老二回来啦！”“失踪几十年了，突然回来啦！”“世事变幻，真不可思议！”人们的议论，不时传进了银娃的耳朵。
银娃推开家门，看见妈妈真的老了。银娃的心里顿时有说不出的疼痛和酸楚。时间改变了一切，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真的就是自己刚强的妈妈吗？妈妈那一头乌黑的秀发不翼而飞，多少年的岁月从妈妈的发间走过。母子相见不相识，妈妈对儿子说：“同志，你找谁？”看见母亲不认识自己了，银娃就故意拉开了距离。说：“我找一个姓毛的，我给他带来一封信！”
母亲说：“他叫毛什么?”
银娃说：“他叫毛银娃!”
母亲拿起茶壶，说：“银娃多年没有音信了!他是正月十三出门的，走了都24年了。他没有回来过，他始终都没有回来过!同志，你坐下，我给你倒杯水!你是远客，走了不少的路，一定口渴了!”
看见母亲不认识自己了，银娃就跪在母亲面前，撕心裂肺地哭起来：“妈!我就是你多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银娃!”
母亲不敢相认，她以为自己听错了。银娃伤心得泪雨滂沱，哭喊着：“妈！妈！妈！我回来了！我就是你的儿子银娃！”
母亲吓慌了，多少年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着儿子回家来。但是，儿子真的回来了，她却不敢贸然相认。母亲迟疑了片刻，忽然就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手里的茶壶掉在地下打碎了。她发疯似的嚷道：“什么？你就是银娃？老天爷开恩了，送回了我的儿！娘几十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她双手扶起跪在地下的儿子，悲声啼哭：“儿啊，娘的心肝!娘可把你盼回来啦!儿啊，娘的心头肉！儿不在娘的身边，娘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儿的身上。娘永远等候着我儿归来，晚上，一听见狗叫唤，娘就说：‘我儿回来啦！’娘就起来穿衣裳，娘就去给我儿开门。但是，门外没有儿的身影。娘就想儿离家久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娘就去找儿，有远没近地找呀，一找就找到大天亮。这些年，娘找儿走遍了周围的村村寨寨、大街小巷。儿啊，还记得‘黑子’吗？”
爷爷的脑后一生都留着辫子，而母亲也是小脚女人。银娃的脑子里出现了月冷星稀的晚上母亲孤独的身影来。她和所有的小脚女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走路摇摇晃晃，上半身老是失去平衡。但是现在不是沉思默想的时候，母亲那双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显然等待着他的回答。他说：“黑子？我怎么就不记得呢？黑子通身的毛是黑的，就是四个瓜子是白毛。记得我走的时候，到我外婆家里去，黑子跟我玩得非常开心，我走的时候，它咬住我的裤子不让我走，我就把它抱回了家，但是，我记得我最终还是把黑子还给我外婆了！”
母亲说：“你走的时候，你是把黑子抱给你外婆了。可是，你刚出门，它就跑回来了，我经常对人说，它那么大点，咋还能记住路呢？咋就找回家来了？它回来了，还到处寻找你哩。没有找到你，它也没有走。俗话说，狗通人性。娘寻你，它似乎也在找你。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一次也没有偷懒过。寻找你的时候，黑子跟着我，黑天半夜的，也没个准方向，走到哪里是哪里。回来的时候，我往往迷失了回家的路。我跟着它，它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行。黑子总会把我领回家。俗话说，狗不养八，鸡不过六。可是，黑子活了十一岁，你走的时候，它还不到一岁，它跟我找了你整整十年。最后一次找你，我把它关在屋里，不让它去。看它那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让它跟着我去受罪。可是后来，我突然在半夜里发现它跟来了，我还骂了它一顿：‘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跟什么？你担心我寻不着回家的路吗？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但是，话未落点，我又看不见他老人家了，是不是他老人家嫌我训斥了它，心里觉得委屈，便使性子闹情绪啊？我坐在路边等了半天，等到黑子挣扎到我跟前，我发现它的情况有点不妙。黑子气喘吁吁的，我摩挲着它，本来想叫它躺在路边休息一下，可是，他老人家倒下去就没命了。我想着他老人家为寻找你把命都搭上了，死在了路上。就心如刀割，忍不住号啕大哭。后来，一些人打着灯笼火把来了，他们说：‘深更半夜的，你的哭声凄惨得让人心惊肉跳，队长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他老人家跟我寻找你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直听得那些人陪着我一起哭泣。后来，那些人对我说：‘娘，你先到我们村里去吧！’我说：‘我不去，我不能丢下他老人家！’那些人说：‘当然，他老人家也去嘛！’儿啊，你说这人怪不怪，从黑子走的时候起，我就把黑子不叫黑子啦，我就把它叫做他老人家！怎么也改不过口来。第二天，队长派了个身材不高、微微驼背的司机，开着一辆拖拉机把我和他老人家送回来。走到村东北角，司机看见了烈士坟墓，就把车停下来，他把我扶下驾驶室。说：‘你村子还有烈士墓?’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走到烈士墓跟前的司机就大吃一惊，说：‘娘，你儿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儿叫银娃！’那拖拉机司机就很不以为然地说：‘娘啊！不是侄儿说你，你害怕是老糊涂了！既然你儿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到处寻找你儿哩？俗话说，生死永别！这死了的人还能寻找回来吗？’我说：‘好我的亲人哩，我儿没有死！我对谁都是这话，我儿的确没有死！’那司机说：‘大娘，但愿您儿没有死！但是，活人怎么能是烈士呢？活人怎么会有坟墓和墓碑呢？’我说：‘说我儿是烈士也好，给我儿修坟墓立碑也好，反正我儿没有死！’那司机就说：‘大娘，你怎么也没有说清楚我的问题！’
“我说：‘好侄儿哩，你叫我怎么对你说明白呢？我说这是一个空墓，这墓里没有我儿的尸首，你听明白了吗？要是你还糊涂的话，我就这么给你说，县上说我儿死了，是空口说白话哩，我问他要部队阵亡通知书，他怎么也拿不出来。’说这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司机说：‘大娘，你这么一说，我才相信了你的话，你儿真的没有死！没有阵亡通知书，坟又是空的，你儿怎么就死了呢？’后来，我给司机做好饭，司机吃了饭。直到把车开走了，我都没有想明白：司机的话到底是安慰我哩，还是真的相信了我的话呢？
“你说怪不怪？后街你王娘八十多岁了，多年都没到咱家来过。今天早上兴冲冲地来咱家问我：‘银娃有信吗?’我说：‘有信哩!’她说：‘今年回来吗?’我顺口就说：‘信上说是今天回来哩!’没想到我胡诌乱扯的话却应验了。真没有想到你今天回来了!儿啊!娘盼月亮盼太阳，日日夜夜，永无穷尽，娘盼我儿回来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盼不来我儿回还!今天，真是老天爷发慈悲，天上掉下我的儿!”
这时候，挤在人群里的银娃的几个侄女、嫂子和弟媳就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拥进屋里，围着他们家里的“不速之客”，哽咽悲恸，号啕大哭。哭泣见真情，怎么那两个把眼圈儿都哭红咧的女娃看着有点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阿达见过。直到她们哭着跟他说：“二大，咱们已经见过面啦！”银娃才瞬时恍然大悟：原来浇地的女孩子和他是一家人。屋里的人全哭了，就连拥在院子里看热闹的男女村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或者失声痛哭。
银娃的弟弟毛士民，是个大高个儿，天庭饱满，目光炯炯，留着平头，显得很精神。他奋力从人群中挤进去，大声说道：“人逢好事精神爽，我二哥回来啦，大家应该高兴才是!都不要哭了!快给我二哥做饭，快招呼亲朋好友！周围多少村子的乡亲都跑来看我二哥来啦!大家出门往外看，黑压压一大片，东毛村东西南北，都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快出去招呼!不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只要来了，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一句话，人都是感到好奇，有人说失踪几十年的军人回来了，甚至还有人说牺牲了几十年的烈士死而复生了，百人百口，不管人家说什么，能到东毛来的人，都想跟你见个面，亲眼目睹你的英姿。依我说，就委屈你一下，把那块‘革命烈士’牌子举起来，跟着我在村里转一圈。”
银娃急忙从手提包里拿出香烟和水果糖，让兄长毛士信和邻居们去招呼大家。他就拿起“革命烈士”牌子，跟着弟弟毛士民一块到村子里去了。毛士民说：“二哥，把牌子托举着，咱们村子里走一圈。烈士墓那里人最多，不过，转到那里也就转完了。”
银娃说：“你看应该咋转就咋转。人这么多，场面这么大，怪吓人的。”
村里前后街道，人虽然多，但是，路中间还留着一米多宽的路。不管咋说，他们还能从极力注视着他们的人群中走过。但是，到了烈士墓前，拥挤在村子里的人们，就像潮水似的朝烈士墓奔跑过来。站在烈士墓坟堆上的兄弟俩，就再也从人山人海中走不出来了。这时候，掌声四起，人们要求银娃讲话。人们七嘴八舌，吵吵闹闹，一位衣帽整洁的高个儿青年，却喊出了群众的心声。他高声喊道：“银娃同志，我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我看见四面八方多少村庄的人，倾巢而出，朝着东毛村跑去，我不知道东毛村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糊里糊涂地跟随着人群跑来了，我问了一些人，不知道的人多，知道的人少。但是，就是知道的人也说得越发神奇，说是东毛村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烈士复活了，从坟墓里走出来了。请您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毛士民看着围在烈士墓周围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刚才那高个青年的提问，恐怕有代表性。但是，二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从骨肉情和血缘关系来说，他多么希望助二哥一臂之力，但有劲使不上，真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看着沉思默想的二哥，他说：“二哥，别着急，你要是不方便或者不想说话，就不要太为难自己了！我喊个‘无可奉告！’也就万事大吉了！”
“兄弟，你不用喊，自古道，虎项金铃谁去解，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来回答他们吧，”银娃朝着拥挤的人群注视了一会儿，就向人们喊话，“父老乡亲们，我回来了，东毛村沸腾起来了，像是大海涨起了海潮。乡亲们把我回家看成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成群结队地跑到东毛村来看我，这就叫做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现在，我是站在我的坟墓上跟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话。首先，我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厚爱，为我修建了这么好的坟墓，还立了烈士墓碑，栽植了四季常青的松柏，清洁的泾惠渠水，日夜在坟墓前淙淙流淌。能安葬在这么好的风水宝地，做鬼也风流啊！这些年来，家乡的人们，以为我牺牲了，埋在这座坟墓里了！可惜啊，我无缘到阴间去享清福。阳间的罪，我在劫难逃啊！1948年，我被地下*党**组织派去打入国军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几十年我给家里没有去过信。县政府给我家答复：我已经光荣了！我家门上挂了烈士牌，村旁修了烈士墓，以便打消我母亲寻找我的念头。其实，我没有死，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如日中天，兴旺发达，而我个人却走了背运。在部队里，我遭人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缓。在边疆省劳改了二十多年，真是生不如死啊！现在，我从地狱里捡回了一条性命。兰陵军区正在给我准备平反，纠正错误。我本来要回边疆等候，可是，军区*长首**要我回家等候，说：‘你的父母都健在，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可我不敢回来。我说：‘回去了，家里人问我这些年弄啥去了，乡亲们问我这些年弄啥去了，我没办法说！’军区*长首**说：‘你就如实地说！’现在，我如实说了。请大家回去吧！”
这天晚上，银娃的许多亲朋都闻讯赶来，银娃的三舅午夜一点赶来了，说：“你二舅说：‘听人们风言风语地说银娃回来了，你快去看看，是不是个*子骗**？’我来一看，还就是银娃回来了！”
客人们走后，银娃的嫂子做了些细面，大家吃了点儿，就一家人都坐在热炕头上。毛士信、银娃、毛士民兄弟三个和母亲都把腿伸在一条被窝里。
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中等个儿，四方脸膛上堆起了皱纹。虽然有些苍老，但是，那双眼睛，却那么深邃，那么柔和。父亲年事已高，干了一天农活，身子有些沉重。他单独盖着条被子，半卧在炕上。
银娃开始向家人叙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当他说到关先生当年在耀县对他说的话，母亲说：“1951年8月，关先生到家里来问过你，我对他说：‘银娃一年多都没有音信了！’他叹了口气，说：‘要是他当年听了我的话，也就没有事情了！’我问他听他什么话，他也不说，拧身就走了！”
说到赵振华一年多的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父亲心里无限酸痛，母亲则两眼泪汪汪。银娃嘶声叫道：“妈妈，别难过！儿子能从赵振华魔爪里逃生简直是个奇迹。那既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甚至几乎连新鲜空气也没有的牢狱，差点让您的儿子窒息。”毛士信对赵振华恨得咬牙切齿。毛士民忍不住暴跳起来，大声吼道：“这个赵贼现在在哪里？”银娃说：“在南京一个军事院校！”毛士民说：“二哥，咱俩一块儿到南京去！找这*日的狗**论理去！”银娃说：“三弟，你咋和我一样？勇敢得像头莽牛！要是能找的话，我早就去找他了！”毛士民说：“他弄下的冤案，岂能不找？”父亲不满地说：“你叫你哥把话说完嘛！”银娃说：“在兰陵军区，我就提出我要到南京找赵振华去。保卫部的王科长说：‘你的问题，尽管赵振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过去是*党**委负责制，个人提供的材料正确与否，并不起主要作用，因为对于不正确的材料，*党**委有否决权。你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党**委解决嘛，因为*党**委批错了，没有把好关。找个人，对你来说不安全，而且没有用。我劝你别对赵振华抱有幻想！他拿你立功了，高升了，现在已经是副军级了。你去了，他将你安排在一个地方，表面上招待你，给你道歉。但是，人心难测，你不能不防。你受了几十年磨难，好不容易才出来，他要是死不改悔，对你下黑手，一个多小时就把你弄到长江里去了。赵振华官大权大，下面的人都看他的脸色行事哩。我劝你不要冒这个险，以后有政策了，追诉他也不迟！’”母亲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你说的王科长长啥样？”银娃说：“个子高大，方型脸膛有点黑，嘴唇有点儿厚，背有点驼——”母亲截住了儿子的话：“你不要说了！”银娃有点诧异，说：“为什么？”母亲说：“儿说了一夜话，娘怕儿累了，想替代儿说！”银娃越发诧异，说：“娘，你怎么能替代儿说话呢？”母亲说：“怎么就不能替代？这些年来，娘不知道我儿受罪。娘要是知道，娘就是爬也要爬到边疆去。娘替代我儿受罪，把我儿换出来！”银娃也许明白了一点点，也许什么都不明白。他说：“娘，儿啥都随着你，想替代就替代吧。”母亲说：“那我问你，王科长三十八九岁吧？”银娃吃了一惊，说：“娘，你咋知道的?”母亲没有回答他的话，继续说：“是山东人吧?”银娃惊叫起来：“娘，你是哪一路神仙?”母亲依然没有回答，她说：“王科长到咱家里来过。那是1963年3月的一个黄昏，咱家来了一位自称姓王的客人，人长的和你说的王科长的相貌完全一致，不过，没穿军装。他说：‘我是泾阳县的副县长，有事外调，路过东毛村，我有个同事委托我打听银娃，他是你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现在做什么？’我说：‘银娃是我儿，从小就脾气倔犟，不服人，好打抱不平，见不得人欺负人。动不动小拳头就上去了，我经常领着他给人家赔礼回话哩。他出去那年的一天，上边来人催粮。村里人都在东头埋人哩，他们找不到人。就问他爷说：‘村里人都弄啥去啦？’他爷心里想：这些人来得真不是时候。就撒谎说：‘都到县上交粮去了！’一个乡丁认为他爷不老实，要他爷去各户找人，他爷不去。乡丁就举起皮鞭抽打他爷，他爷就高喉咙大嗓子和乡丁吵闹起来。银娃正好在家，他闻声跑出去，一拳头把乡丁打得*退倒**了几步。银娃赤手夺下乡丁的皮鞭追打。县上来的警察挡住了银娃，那乡丁才跑了。后来，我娘家有个拐弯抹角的亲戚，在乡上混饭吃。有一天在集上见了我说：‘表姐，你要教训你银娃哩，叫他小心，不要惹事，县上把他告到省上了。说他抗粮打人呢！’我说：‘表弟的意思，是不是叫他到外边躲躲风头？’他说：‘走到天尽头，哪里都没有自己屋里安全。我绝对没有叫他到外边去的意思，事情嘛，我替娃摆平了。我这些年的*场官**生涯，虽然没有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但是，我除了应付差事以外，却也替咱们亲戚好友了却了不少淘神的事情。我的意思叫他在学校里规规矩矩，不要再惹是非啦。’
我还对王科长说银娃不在屋里，他爷时常念叨他哩。他爷临死要见孙子一面，说他就等着，非见不可。但是，心抗不过命。寿命耗尽了，就像枯竭的油灯一般。我说这话，把王科长都感动得落泪了。”
银娃掩面哽咽，心里非常难受。解放前，只有十四五户人家的东毛村，就有六七户人家养不起牲畜。爷爷养了两头牛。每年，爷爷总是要把牛套在那辆破铁轱辘大车上，帮助那些没牲畜的人家拉粪和运庄稼。人说“三岁娃娃记到老”，记得三岁那年，爱吃凉粉的他，没有人给买凉粉，眼睁睁地看着卖凉粉的货郎挑着担子走了。爷爷从地里回来，他委屈得哇的一声哭了。爷爷背起孙子，跑过几个村子，才撵上卖凉粉的货郎。爷爷气喘吁吁地说：“为一碗凉粉的，让我孙子哭成啥了？你都不会叫娃吃了把账记下，我毛子云在方圆十里八村也是叫得响的人物，会赖了你一碗凉粉钱吗？”
“姓王的问：‘你儿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离家的？’你父亲就说了地下*国党**军上校送你到国军内部为*党**工作的事！你父亲还对他说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帮助他寻找你的事情！”银娃吃惊地说：“省委书记和省长寻找我？竟有这等事情？”一直沉默的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他坐起来说：“怎么没有？咱东毛村是省上的点，我又担任着农业社的干部。1952年5月的一天，省委书记马明方到咱村视察，看见咱家门上的烈士牌，说：‘这是给你谁挂的？’我说：‘是给我儿银娃挂的。’马书记说：‘阵亡通知书是哪个部队发的？’我说：‘哪个部队也没有发。’马书记说：‘没有依据，咋能随便挂烈士牌子呢？’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你妈就从伙房过来了，她说：‘马书记，你到东毛来了几次了，我总想对你说我儿子的事，可是娃他爸说省委书记是管大事的，几次话到嘴边都没说，这今天你问哩，我才对你说呢。我儿是从1950年10月，就再也没有来过信了，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急得像猫爪抓心，手里捉不住活，屋里待不住，一个经往县委跑，我请求政府帮助我寻人，可能是我把政府寻得不耐烦了，就派人把烈士牌送来，把军属牌收回去了。’马书记说：‘把你儿以前从部队寄回的家书给我几封，我回去让省上帮助查找你儿。’你妈把你几封信找出来，交给马书记时感动地说：‘看你好的，连我的小事也管哩！’马书记说：‘只要是群众的事情，都是大事！’这几封信里，有刘和平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要为你和周青姑娘主持婚礼，我想把这封信留下，但是，马书记却说就让他带上。马书记回去不几天，县上又送来‘革命军属’牌子，把‘革命烈士’牌子收回去了。1957年5月的一天，省长赵寿山来东毛视察，在咱家看见你身着军装的相片就问那是谁？你妈就将你没有音信的事给赵省长讲了一通。后来，赵省长帮助查找的结果，县上送来了‘失踪军人’的牌子，把‘革命军属’的牌子又收回去了。再后来，可能是你妈把县上寻得招架不住了，又把‘革命烈士’的牌子送来了，把‘失踪军人’的牌子收走了。”银娃感慨地说：“娘你真伟大，不说人，恐怕连这几个牌子也转昏了！”父亲说：“你娘死乞白赖硬是把我从乡上叫回来了，把你哥和你弟从工厂叫回来了！*娘的你**话：‘在家里安全！’”毛士信说：“娘让我把工作辞退了。我回家务农，娘的心情能好点儿。有天早晨，娘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梦见银娃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把我吓醒来了，原来是个梦。’我说：‘娘是很会做梦的人，儿却是很会解梦的人。梦都是相反的，说明我弟还活得旺旺的。娘，你放心，银娃在部队大机关工作哩，有啥危险哩？银娃的战友徐展，不是明确地对你说：‘人还在，他在部队做机密工作，不便给家里来信。’我几句话就把娘脸上的乌云驱散了。娘性格刚强，一旦谁问她：‘你二儿有信吗？’她始终说：‘有信哩！’‘今年回来吗？’她始终说：‘信上说，回家过年哩！’娘态度温和，说话滴水不漏，给人的感觉仿佛真有其事。”毛士民说：“娘撒谎，但是，娘相信她的谎话是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毁娘的坚强信念：‘我的儿子还活着！’”母亲说：“还说呢！你们父子合伙捉弄我，县上把烈士牌子送来了，我问你大那是啥东西？老东西欺我不识字，说是生产队的流动奖牌。要不是孙女放学回来帮我认出来，我就叫老东西骗了！”毛士民说：“乡上为我哥建坟立碑，目的恐怕是让娘彻底断了寻找我哥的念头。但是，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娘见面就对人家说：‘我儿银娃还在部队上哩，他没有死！’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娘真的有精神病哩。哥把娘领到西安陆军医院看过几次，吃了些药才好了。’”母亲说：“都怪你大这老东西，我说：‘兵荒马乱的，还敢叫娃出去？’你大说，儿大不由爷，叫娃闯去。’自从你离开家，我就心神不安。后来，你从礼泉和临洮来了几封信，我们才知道你参加了解放军。县上敲锣打鼓，送来了‘革命军属’牌子，我才放心了。谁能料到，好景不长，1950年10月以后，你音信皆无，我才慌了。而我请政府寻找你，政府反而帮了倒忙，‘失踪军人’的牌子、‘革命烈士’的牌子，闹得我心慌意乱，如坐针毡。我叫你大把你哥叫回来务农，吃公家饭叫人提心吊胆，我害怕再失去了你哥。老东西咋都不去叫，说没时间！”银娃说：“妈，咱村里那些古树和大树咋没有了？”母亲说：“叫你大给你说！”银娃把眼光移向父亲，父亲说：“还不是大炼钢铁伐完了！”银娃说：“记得那个时候，村里的树一个比一个大，枣树都几搂粗哩！”毛士民说：“谁说不是呢？那些大树我全记得！”银娃说：“啊，我回来半天了，怎么就没有看见鸭子呢？我走的时候咱东毛村谁家不养着一大群鸭子，记得那个时候，咱家虽然不是东毛养鸭最多的，但是，也养了五百多只，我从学校回来，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赶着这群鸭子到棉花地里吃蛐蛐儿。鸭子们从棉花地这头吃到那头，那些专吃棉桃的害虫蛐蛐儿，就几乎全军覆没。鸭子们一边捕食着挣扎逃跑的蛐蛐儿，一边兴奋地叽叽嘎嘎大叫，而那吃蛐蛐儿的沙沙声，此起彼伏，虽然沙哑，却抑扬顿挫，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父亲说：“自民国二十一年，公历1932年，李仪祉主持的泾惠渠工程竣工，咱这里成了灌区，就开始引种棉花。那时候，不上化肥不打农药，农民根本就不知道化肥和农药为何物，棉花地里的害虫，叫麻雀吃了。蛐蛐儿大点，就叫鸭子来对付。那时候，咱东毛村谁家不养几百只鸭子。鸭子既治虫，鸭蛋和鸭肉又为农民创造了财富！那时候，种棉花没有化肥农药等额外的投资，至于鸭子嘛，不赔钱反而赚钱哩！而现在种棉花，离不开化肥和农药，成本增加了五六倍，产量反而比解放前减少了一半。解放前棉花亩产一百四十多斤，而现在亩产只有六七十斤。用上农药以后，鸭子吃了中毒的蛐蛐儿，不毒死才怪哩！谁还敢养鸭子？”毛士民说：“喷药的时候，棉田里浓重的农药气味，直逼得几公里以外的人喘不过气来。农药的投入一年比一年多，害虫却一年比一年厉害。那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人和昆虫的斗争与较量中，人们用农药灭虫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污染空气和土壤的事再继续下去，棉花就种不成了。”父亲说：“在公社种植棉花会议上，我把东毛村解放前养鸭治棉虫的经验回忆了一下，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信，说我思想*动反**，为‘中华民国’涂脂抹粉哩！”银娃说：“驴筋扯不到马脚上，这个主任真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