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制砚风格 (风字砚器型)

千余年来,唐、宋砚声名显赫(自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唐始至公元1279年灭南宋止<间有五代、十国、南北宋>时跨660年),先民们为它特有的气韵而折腰,不惜千金买砚,人前显贵。明末陈继儒《妮古录》中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相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唐宋”。

余亦重唐宋砚,尤其是风字砚。200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付梓的拙作《亭上砚话》因未入唐砚而深感遗憾。唐宋风字砚令我魂牵梦绕,她那典雅、朴素、大度、神秘的气质让爱砚之人无法释怀!

说句真心话,崇尚唐宋风字砚是一回事,而真正了解唐宋风字砚则又是另一回事。宋米芾《砚史》云:“有上园下方,于园钝上刊两窃置笔者,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看来宋人世俗是将“凤池”砚呼作“风”字砚的,至于文人达官如何识,米芾并未说,或许也是将“凤池”砚视作“风”字砚其中一式的。二者是乎难以区分。经多年摸索、先辈及砚友的引导(主要是读他们著述),方稍理出些头绪,但还是雾里看花,一知半解。不怕砚友笑话,抛砖引玉,说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目的只有一个,在讨论、学习*共中**同提高。

余以为,至今我们尚能在书籍和实物中见到的唐宋砚:箕形、凤池、凤足、宝莲头、乳式、龟形、蝉形、钟形、斧形、琴式、抄手式等砚,虽从视觉上各有差异,但是乎觉得它们在个性中存在一个基本共性,即大多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单足、双足、梯形、墙足,也有无足者),前窄后宽,前倾后斜,堂池不分,简朴端庄,形似汉字之“风”字,故古人称其为风字砚。其后讲到的唐宋砚,大多也是由箕形、凤池砚变化而成的,人们在广义上把它们称之风字砚。为方便起见,余斗胆姑且称为风字系列砚。

宋代风字砚,古代砚的形制

【风字系例砚举要图略】

1、箕形砚:其状如盛谷簸箕(南方以竹编,北方以荆条编之),乃圆乃方(椭圆形、长方形)。有的腹生对足,有的砚墙为足,还有以瓦边为足的,均具凤字砚的基本特征。

2、凤足砚:宋米芾《砚史》云:“晋砚式如凤字,二足者甚多,不原二足之制,谓之凤足。……”此砚式前窄后宽,双翼外撇而跷尾,腹生对足(圆锥形、半圆锥形、梯形,亦有圆柱形),尤似一尾展翅飞翔之凤凰,故称凤足砚。

3、凤池砚:凤池砚与凤足砚并无大异(大多混为一谈),其中有一区别在砚是否另开墨池(《说砚》第605页,上海科教出版社。但也有折池的,古制很少作明确界定。)

4、宝莲头砚:椭圆形,生双足,箕形砚的嬗变。砚堂与墨池有隔,分开。墨池中雕莲瓣纹。

5、龟形、虎形砚和双履砚;同样系箕形砚的变异,龟形砚椭圆形,徒生*头龟**和四足(其式不类风字,而其他要素却不脱箕形窠臼,姑且将其列入凤字砚系列)。宋代虎形砚大多为长方形、生四足、图案状如卧虎(仿生形虎砚除外),双履砚,大多为长方形,以砚墙为足,生双池。

6、斧形砚:状为斧头,前窄后宽,大多有墨池,腹生双足。(后也有无足平底的)。清代王继香<曲园居士>《醉庵砚名》云:“斧砚,蚌坑石,似风字,而杀其额似凤字,而刖其足有若斧者焉。”可见清代人也已经注意到斧形砚与风字、凤字的形似和变化关系,关键是乎只在于砚额之别。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风字系列砚,是有启迪作用的(见上海科技出版社《说砚》第429页)。

7、钟形砚:宋代多见,状如古钟,前宽后窄,有墨池和双足,后也有平板的。

8、琴式砚:砚形修长,前窄后宽,有墨池(亦有淌池)和双琴足,状如古琴,宋代就有之。唐式和宋式有别,宋式更简朴修长。

9、宋代和宋代以后之抄手,太史砚以及随之嬗变出来的其他各式有足或墙裙之砚,(参见作者自绘的“风字系列砚举要”图列)。

风字系列砚形制大至如此,不再列举。它们除了上述所说的基本共性外,还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砚面均向前倾斜,砚墙亦随之前倾,砚堂与墨池间大多无隔,合为一池(后亦有堂池分开的砚式),且大而深,利于书写。这也许与唐代早期未有桌椅,书家席地而坐的书写姿势与方法有关。至唐朝中期,始有台桌和高足椅,砚自几下移至桌上,砚形随之变矮变小,并开始从多足向少足,有足向无足发展(此为一说,不作定论)。无足的平台砚最早出现于南唐(现存日本的题有欧阳修款的南唐平台砚是为一证)。有足砚逐渐消减。

宋代无名氏《端溪砚谱》中载有五种风字砚式:即平底风字、有脚风字、垂裙风字、古样风字和琴足风字,宋抄手属有脚风字,太史砚为垂裙风字,……(未见原著,仅作参考)。至于其他砚式如何归类,并无涉论述。笔者从风字系列砚的外形上,顾名思义以为:凤足、凤池、宝莲头、龟形、虎形砚应为有脚风字。箕形砚随形而定:古样、有脚、垂裙风字均有所见。斧形、钟形砚:有脚、平底风字均有所见。而宋代之蝉形、乳式、琴式砚似为琴足风字砚。以上归类纯属笔者一家之言,有可能不合古制,但也并非在乱点鸳鸯谱。余只是试图从无绪、纷繁复杂的砚式中探索、梳理出一点规律和头绪,以便初学者掌握。其实这个工作古人早已做过了:古砚从多足向少足,从有足向无足、平板发展的规律,也是古人控寻、归纳出来的。它为后人开辟出一条读懂古砚的通道。宋代无名氏根据自己对各种古砚形式的探索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众多古砚中寻找共性,归纳成五种风字砚式并将抄手砚、太史砚划入风字砚系列。这确是一个突破!可以说无名氏是真正读懂古砚之人!但不知什么原因,其他各种古砚应归于何种风字砚制却没有说,这也许是无名氏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功课,余在尝试着做,不知答案是好是坏,应该到实践中去检验。余期待着诸位老师、砚友的批评指正。

从上面论述中可知,朝代在更替,砚制亦在嬗变,一个朝代自有适应这个朝代民俗和审美情趣的砚制产生。但这风字系列砚大多堂池合一,水与墨如何分得开?这与书写又有何益?它为何产生在唐代?而且直至宋之后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颇费思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镇上要举办一次迎春书法展,每人均有2幅作品的任务。余以一般砚台磨墨书之,书之墨尽,再磨再尽,总无法达到墨色前后贯通之效果(故大多书家有将墨汁倾入盆中书写之习惯)。无奈中,我拿出一方宋代箕形歙石砚磨之,一个惊喜出现了:不但圆磨,(打圈),直磨(前后推之)均可,而且下墨快而稠,由于砚面前倾成池,水随汲(上汲),墨随流(向前流),水墨交融皆淌入前洼处。墨成书之,欲浓笔沾池,欲干笔舔堂,砚堂二侧更是顺笔的好去处,浓淡随便,灵活自如,一书到底,淋漓尽致。此时,余似有所悟:原来这箕形砚看似平常,实不简单。它向书者说出了一个最为直观的道理 “百工者以致用为本”,砚为功用,砚既“胸怀坦荡”自会“有容乃大”。中国书画只有在水墨交融、变化中,才能达到相亲相凝,融会贯通的境界!

说来也巧,偶然间发现了箕形砚书写之妙,无意中却又读到了古人的妙论,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古人晨起,必浓磨墨汁满砚池中,以供一日之用,……故研池必大而深。”看来余在庸人自忧,古人却早就在享受古砚墨盈之乐了……

余甚至有个大胆而不成熟的推测,即历史上俗定所谓的“风”字砚,原本子虚乌有,这只是后人象给人取名一样取出来的。先人在造砚和用砚时,根本就不知道有个“风”字砚。所谓风字砚(包括我在本文中提涉的风字系列砚),只是后世制砚、藏砚人根据砚自身的功能特性以及审美、书写之需要(前窄后宽,前低后高,前后倾斜,池深足高的砚式利于书家的坐姿、汲水、磨墨(蓄墨)、书画)而自然从优胜劣汰中嬗变发展而成的,是事物自身演变之手在“神助”,并非哪只权威之手在“人助”。历史上万物发展莫不如此,其中也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后人发现这种砚式很象中国汉字之“风”字,于是将其称之谓“风”字砚。“风”字砚自身也遵循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精,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给喜欢探寻砚制发展之路的砚友,在纷繁复杂的砚制中找到一条“纲举目张”之捷径。什么“舍人式”、“石渠式”、“耳杯式”、“内箱式”、“马蹄式”、“瓶式”、“船式”、“淌水式”等等、等等。莫不遵循其精神窠臼的(尚有不少脱离此窠臼的砚式,当例外)。

余以为,如果谁能读懂这一点,谁就可以掌握砚制研究之脉博,并能在这必然王国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了。

那么,凤字系列砚又为何产生于唐代(尚有晋代就有之,唐代盛行之说)呢?世人皆知,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强盛的朝代。大唐盛世,政治开明,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之说,疆土辽阔,思想开放,经济发达,国力雄厚,丝绸之路的畅通,使贸易通达,邻邦纷至,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使其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中心。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前所未有的繁荣:举国佛教光大,庙宇林立,唐三藏佛国取经成为千古美谈。李杜文章光耀神州,书家竞芳,繁如星斗,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怀素、孙过庭、颜真卿、柳公权,足使后世高山仰之,望尘莫及。诗歌、书艺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文房用具需求的大增,于是百工竞技,巧匠辈出;笔、墨、纸、砚,日益求精,四大名砚,相继确立(最近已有唐代洮河砚出土之报导)。在此时,原先单一的陶质圆砚,池浅墨少,浓淡不爽,已不相适应,于是在陶砚的基础上嬗变出众多样式的澄泥砚、石质砚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

纵观唐代众家书家,大多笔墨淋漓,丰腴肥厚,若无风字砚作为书写载体,很难想象能书写出象颜真卿、张旭、怀素那样的“金钢嗔目”、“挥毫落纸如云烟”、惊世骇俗的书法名迹来的。此外,大唐的礼、乐、歌、舞、绘画、建筑、服饰,即现出唐人的胸怀坦荡,有容乃大,雍容华贵之风范(此从唐代绘画、敦煌壁画中可见一斑),此风甚至泱及日本和古高丽(朝鲜)等国。

综上所述,在唐代产生和普及风字系列砚有其内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和内涵的,也可以说,如此厚载千年文化的古砚之舟,只有在唐代这样容纳百川的大海中,才能乘风破浪地向后世驶来!

若再细究它的渊源,余认为,它最先应产于黄河流域善以泥制陶的先民之手,它植根于生产实践中,以箕盛谷,祈盼丰收。凤足(池)砚应是先民们对中华图腾龙凤之崇拜!龙凤乃天地、阴阳、男女之寓(故腹如人体、且有双乳),可生万物!“宝莲头”蝉形、钟斧形、琴式等砚应出于先民对生产、佛教、战争、礼乐和耕读及第等美好愿望的向往与歌颂。故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绵延不断。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有任何艰难险阻,朝代更迭,中华民族永远是一个“胸怀坦荡、有容乃大”之民族,她将以无以伦比的文化和能力永远顽强地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