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毛孩子
我的母亲吴静文(又名吴贵义),1908年10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巢湖市的一个商人家。外祖父开的“吴仁和杂货店”,在巢湖市颇有点名气。“吴仁和的麻饼”享誉皖中地区。外祖母生了八个子女:四男四女(恰好和我们家一样)。
妈妈排行老五,女孩子中的老二。她不精女工,但读书却是弟兄姐妹中最好的,特别是数学。她从新城女小(东风路小学的前身)毕业后,又到芜湖上女子师范。19岁时因为结婚而中断了学业。她一生几乎没有担任过公职,而是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八个子女,用毕生的精力把他们扶养成人。过去的医疗条件很差,像母亲这样没有子女夭折的是很少见的。50岁以后,她还带过四个孙子。本文想从几个方面记述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一、到芜湖去上学
母亲从新城女小毕业后,决心到芜湖上女子师范,但却遭到外祖父的坚决反对。外祖父认为女孩子家,总归是人家的人,只要认得几个字,能读懂信就行了。母亲只好去苦苦哀求外祖母。外祖母不想伤了女儿的心,决心支持女儿。她拿出了私房钱,想方设法为母亲筹足了上学所需的一切费用。她又偷偷地为母亲准备好了行装。那是立秋后的一天的早晨,天蒙蒙亮,母亲告别了外祖母,拎着一个小箱子,轻轻地走出了家门。晨风吹拂着她的头发,略感到一些凉意。她一咬牙,头也不回地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东门的轮船码头走去。这就开始了她在芜湖数年求学的历程。在那个时代,一个小学刚毕业不久的小女孩,离开了父母,只身一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决心是不可能的。
芜湖女子师范学校管理很严,晚上学生是不允许出校门的。学校里也有进步教师,钱杏村(笔名阿英,后来是著名的文学家)就是其中的一 个。钱老师教历史,经常结合教材宣传进步思想。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当时芜湖市的工人、学生、商人纷纷行动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工罢**、*课罢**和*市罢**,*行游***威示**此起彼伏。女师的学生们,在进步老师的带领下,也参加*课罢**和*行游***威示**的活动。母亲回忆说:当时她们手举三角旗,高呼反帝口号,不畏*动反**军警的*压镇**,在芜湖的著名大街上*行游**。*动反**军警用高压水柱冲散了她们的队伍,但是她们很快又聚集起来,继续前进。母亲直至晚年,每当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心情仍然是很激动的。
妈妈19岁和父亲结婚,从此结束了在女师的学习。但这段学习,对她以后较好地教育子孙帮助甚大。母亲刚到父亲家,小叔子们都还小,最大的也只刚小学毕业,母亲还辅导过他们英语,教他们怎样做英语作文。我进小学时,母亲已经将近40岁,她还为我写过大字帖。妈妈的绘画功底也很好,她的作品曾经参加过展览。
解放后,实行文字改革,公布了几批简化字。母亲为了掌握简化字,参加了街道上的文化班的学习,既当学员,又当辅导员。将近80岁时,还提笔写遗嘱,字写得仍然苍劲有力。母亲的心算能力很强,左邻右舍买东西,经常请她算账。

二、艰苦的逃难历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到安徽。父母不愿留在敌占区受难,决心到后方去。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小孩(我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为了减轻一点负担,他们只好忍痛将我的二姐托付给住在农村的大姨娘。一家六口,到后方怎样生活?父亲只好先行,想到后方找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样,带着四个小孩逃难的艰苦任务就全落在我的母亲一个人的肩上。母亲雇了一辆独轮车,车的一边坐着六岁的二哥,另一边坐着才一岁的三姐。随身带的简单行李,除了一部分放在车上,其余都由母亲背着。母亲的身边还跟着十岁的大姐和八岁的大哥。他们随着逃难的人群,由巢城出发,经由散兵步行到庐江,再由庐江走到铜陵,最后到达安庆。一共走了多少天,他们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正直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季节,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雨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使身上穿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瘦弱的二哥在寒风的吹拂下,瑟瑟发抖。走在后面的三舅爷爷看到了,马上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覆盖在二哥的身上。他们受到各地难民站的热情接待,除了安排他们的吃饭、住宿外,还想方设法烘*他干**们的衣服。
眼看就要到安庆了,到了安庆,他们可以想办法乘轮船到武汉和父亲会合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刚断奶不久的三姐生病了:高烧不退,不思饮食,昏昏沉沉。这可急坏了妈妈,她在沿途到处找医院。天真有眼,她在安庆附近找到了一所外国人开的医院。这位院长马上对三姐作了检查,确诊为小儿急性肺炎,要求立即住院治疗。当时没有抗菌素,得了肺炎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位院长医术高明,经过几天治疗后,三姐的烧退了,小小脸蛋上也出现了笑容,吵着向妈妈要东西吃。妈妈急着带三姐出院,院长拦不住,只好详细嘱咐了妈妈,并且交给妈妈一大瓶红色的药水,要求给三姐按时服用。当然这一切全是免费的。这位院长的对三姐的救命之恩,妈妈牢记在心头,她经常给我们讲这件事。
在安庆妈妈他们乘上了去武汉的轮船,经过几天的颠簸,终于在武汉和父亲会合了,从此妈妈身上的担子卸下了不少。后来他们乘火车到了湖南长沙。他们坐的是闷罐子的货车,虽然路途不长,但坐了整整三天三夜。在长沙稍作休整,他们又乘汽车到达了湘西山区的芷江县。爸爸在芷江县政府找到一份收发员的工作,虽然工资微薄,但是妈妈带着四个孩子,在难民所里还能领到一些补助,这样生活勉强能过得去。他们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妈妈突然发现她怀孕了。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怎么能再增加一个婴儿?那时没有人工流产,她只有找医生,想办法吃药打胎,另外拼命劳动。但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还是生下来了。在我没有生下来之前,父母就和父亲的一个没有小孩的同事讲好了,我一生下来,就让他抱走。但是后来父亲又舍不得,不再提抱小孩的事,过九朝时,屋前屋后忙得不亦乐乎。那位同事看此情景就完全明白了:想抱小孩的希望,有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为了躲避战火,在我只有几个月大时候,父母又带着五个子女启程了。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重庆。那时父亲的地位低微,只能带着我们和许多人一起挤着坐破旧的老爷车。汽车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缓慢地行驶,颠簸得很厉害。不时出了毛病,还要停下来修理。据妈妈说:当时有质量好的汽车,因为开得快,而发生翻车掉到山底下的事故。我们倒好,虽然费的时日不少,吃了不少苦,但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这辆汽车的司机特别喜欢我,把我当作是他家的小孩。每到一个村落,他顾不上休息,张罗着为我烧开水,熬稀饭。
到重庆后,父亲在他的大学老师介绍下,到重庆地方法院当法官,家里的生活从此慢慢好起来。

2015年春节,我们夫妻俩、二哥夫妻俩和小妹妹在一起的合影
三、对子孙深沉的爱
母亲的儿女心重,带小孩十分精心,处处小心谨慎。正如她自己说的:“带小孩时,心始终悬着。”无论是小孩的饮食起居还是冷暖加减衣服 ,她都非常注意。我们上学的时候,妈妈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为我们准备早餐,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不在家里吃早餐,到外面买早点的习惯。她带的子孙,生病的少,发生意外伤害的少。她为了支持丈夫和子女的工作和学习,家务事几乎被她一人包了下来。那时没有童车,每天早晨上街买菜,都是抱着小孩出去。几十年负重的结果,年老时她的右背驼得很厉害。
65年在她57岁的时候,把大哥刚出生不久的二儿子接回来喂养。那时不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家里住的房子又是四壁透风,屋顶漏雨的破房子。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几次,冲奶粉,喂婴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她把小孙子带得非常好,一直到小孙子两周多岁时才送回去的。
在她76岁多的时候,她还接送最小的孙子上幼儿园。有一次,小孙子挣脱了奶奶的手,在路上跑了起来。这可吓坏了奶奶,她在后面追赶着,呼喊着:“小心跌倒!小心车子!”孙子没有跌倒,奶奶却被路边的石子绊跌倒了。幸运的是,腿虽跌破了,却没有伤到骨头。
妈妈不但对子女的生活体贴入微,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情绪更是关怀备至。59年高考,我因为家庭影响而落选。我躲在屋后的树丛中轻轻地哭泣。妈妈看到此情此景,心如刀绞,当下决定带我和弟弟到北京大哥那里去。到北京后,我们一家六口和一位老师的母子俩合住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和妈妈、弟弟睡在客厅里的一张大床上。大哥夫妻俩带着小侄子睡房间内的小床,床太小,每天晚上都要镶上凳子和椅子,才能睡下。妈妈那时不但要带好一个不满两周岁的小孙子,还要操办好一个六口之家的伙食,在那三年艰巨时期,确实非常不容易。我在北京的大半年时间里,在妈妈和大哥的支持下,全面、深刻地复习了高中数理化,自学了部分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由此我才能在以后的两次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才能在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后,很快就能胜任。
91年上半年一天,妈妈突然得了脑血栓,讲话不清楚,半边身体的活动受限。住院的第一天,由我来陪护。但是妈妈却用含糊不清语言表示坚决反对,要我回去。我知道,她是怕我熬夜辛苦,影响工作和身体。我不想使妈妈生气,表面上答应回去,实际上躲在病房里妈妈看不到的地方。妈妈认为我走了,她也安心地睡在病床上,听着病友和陪护们的高谈阔论,不时发出微笑。午夜时分,妈妈要起来小便。当我看到她艰难起身的时候,便迅速跑了过去帮助她。她看到我还没有走,显得很生气。当然半夜里,她不会让我走了,而是让我睡的椅子靠在她的床边上,用她不听使唤的手拉着被子给我盖,生怕我冻着。确实妈妈对子女的爱,无时无刻地存在着,除非她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没有了意识。

1957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巢湖的合影
四、团结和谐的大家庭
母亲在世的时候,八个子女都成了家,添了十四个孙子和五个重孙子。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大家庭,但又是一个十分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弟兄姐妹间,除了小时候,没有发生过争吵。妈妈和四房媳妇间没有红过一次脸。哪一个小家庭出现了困难,大家都能伸出援助的手。所以能这样,和妈妈给子女树立的榜样是分不开的。她是一个讲情讲理,又十分有爱心的人;对小问题,能够忍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妈妈对父亲始终如一的爱。
解放后,爸爸两次被捕入狱,妈妈背着“反属”的沉重的帽子,坚持经常给爸爸写信,告知子女的情况;定期寄零用钱;还不时托人带衣物和食品给父亲。我想,妈妈对父亲的关怀,才使父亲能在狱中支撑了十几年。56年巢县人民法院对父亲的案件重新进行了审理,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恢复公职,回到一中教书。
为了庆祝这一喜事,57年春节,弟兄姐妹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团聚。当时大嫂和未来的二姐夫是第一次到巢县,父母的外孙子才几个月。参加工作的哥哥和姐姐们还带来了给爸爸的礼物:大哥是一件皮大衣;二哥是一条羊毛的长围巾和一只象牙烟嘴;二姐是在部队里购买的50元公债卷。全家13个人挤在两间半的房子里。爸爸带着二哥、*弟弟小**和我挤在一张大床上;妈妈带着二姐、三姐和妹妹挤在另一张床上。家里热气腾腾,欢声笑语不断。左邻右舍,学校里的领导和老师都说爸妈是有福之人,因为子女们孝顺父母,互相团结友爱,个个求上进。
事实确实是这样。解放初期,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大哥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勤工俭学,不时寄钱回家。后来大哥、二哥分别出来工作了,他们一直按月寄钱回家。我们这些弟弟和妹妹所以能完成学业,多亏两位哥哥。二姐53年初中毕业,为了不增加家里负担,她放弃了升高中,进大学的愿望,而是进了芜湖商校(这是她最不愿进的学校)。我们弟兄姐妹间完全能做到大的爱护小的,小的也能尊重年长的。记得在我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非常痛苦的时候,哥哥姐姐们都来安慰我,鼓励我走自学成才的道路。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二哥,跑了好几家新华书店和旧书店,为我搜集齐了大学本科物理系所有的教材,迅速寄了回来。这一大堆书对我以后的自学和教学帮助甚大。65年,下放风终于刮到我和方厚庄老师身上。学校给我两条路:一条路是到下面小学当教导主任,另一条就是留在学校做仪器管理员。时间紧迫,要我迅速作出决定。我连夜跑到邮电局打长途电话给大哥,征求他的意见。他要我选择第一条路。以后我的经历证明了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2014年春,大哥、二姐、三姐和*弟弟小**在北京的合影
子女们对妈妈都很孝顺,无一例外。他们在外面工作,妈妈总是很牵挂。我的在外面工作的五个兄姐完全能理解妈妈的心情,他们经常寄信和照片回家,过年还给妈妈寄漂亮的贺年片。现在在我跟前还保存有当年三姐寄来的贺年片,热情洋溢的祝词跃然纸上。50年代,电话很不普及。当时大哥每次回家探亲返回北京途中,为了免除妈妈的挂念,每到转车站,例如蚌埠、济南,他都要给妈妈寄一封信报平安。妈妈最后几年,两次住院,一次动大手术,医疗费用是高昂的,另外还要请保姆。弟兄姐妹人人出力,按时寄钱回家。
妈妈第一次住院三十天,在巢湖和合肥的五个弟兄姐妹在年过花甲的二哥带领下,轮流陪护妈妈。第二次住院是因为股骨颈骨折。那时她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了。身为骨科主任的妹婿,为了慎重起见,特地从省立医院请来了知名的骨科专家动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在妹妹和妹婿的精心照料下,恢复得非常好。三姐和三姐夫准备把妈妈接到合肥去继续养病。当时接妈妈到合肥去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因为毕竟妈妈是八十好几的老人,患有重病,又刚动过大的手术。但是他们认为他们那里的条件比家里好,为了妈妈能够康复,他们甘愿冒这个风险。后来因为保姆不愿去,没有成行。春节时,大哥从北京回来看望妈妈,当时保姆回家过春节去了,大哥就担当了保姆的责任,每天早晨还要为妈妈倒马桶。邻居看到了都啧啧称赞:大学教授为妈妈倒马桶!
妈妈住院的同时,大姐因尿毒症在合肥住院。我到合肥去看望大姐。当时她的病情相当严重,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她仍然记挂着妈妈,用微弱的声音询问着妈妈的病情。此时的妈妈常常出现幻觉,她有时指着窗户对我们说:“看,你们的大姐从那边来了!”这可能是太思念的结果吧。后来大姐在妈妈之前走了,这噩耗我们一直没有敢告诉妈妈,直至她逝世。

妈妈终于离我们而去了。我和弟弟哭得最伤心。我们在妈妈身边的时间最长。反思过去,我们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在更早的时候(而不是在妈妈生病的时候)想方设法给家里安装自来水?为什么不能下最大的决心,彻底把漏雨的旧屋修好?-------妈妈生病后,很想搬到一中和我们住在一起。但那时我们只住了一间半的屋(连同厨房),实在无法把妈妈和保姆接来住。我安慰妈妈:等学校分一套较大的房子给我,我一定把她接去。我等待着,妈妈盼望着,但是一直到妈妈过世, 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妈妈去世后第二年,我分到一套较大的房子------唯一感到*慰自**的是:妈妈得病的那年夏天,巢湖发大水,我们在我家附近的女生宿舍借了一间屋,把她老人家接来住了一个多月。儿子和媳妇服侍她,她甭说多高兴了!
93年1 月20 日下午6时,母亲走完了她一生的历程,离我们而去了,享年85 岁。脑血栓复发是夺去她生命的元凶。她走得很从容,没有遗憾。因为她一生含辛茹苦把八个子女抚养成人,还带了好几个孙子。她的榜样和教育得法使儿女们个个成器,这是对她的最大的安慰。她对我们的爱,她的博大的情怀,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附:我的网名“毛孩子”
我在qq上的笔名是“毛孩子”。因为我是1941年初出生在湖南。刚出生的小孩,全身长有细绒绒的毛,故湖南人将刚出生的小孩称之为“毛伢子”,我的爸爸妈妈叫错成“猫伢子”,这就成了我的小名,一直叫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近30岁了。为了纪念父母亲,特将笔名取为“毛孩子”。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