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间隔年英语 (我的间隔年)

间隔年,这个词汇从英文来的,原文叫Gap Year。指的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在参加工作之前会选择在世界各地游荡,可以是旅游,可以是边走边兼职干活,也可以是义工,反正就是让年轻人在这段时间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下更多更广泛地体验这个世界,为自己的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增加感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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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并没有赶上这样的间隔年,1991年上大学,1995年毕业,一直工作到2012年初,不知不觉就工作了17年。

我在浙江长大,当地人论虚岁,2012年我虚岁40了,总感觉到了40岁,就不想再打工了,想要换一种生活状态,于是就离开工作了12年的外企,尝试选择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2012年3月9日,到2016年9月9日,正好4年6个月。回顾这段日子,我把它称之为我的间隔年。的确,我的间隔年时间有点长,可能是来得晚,加上补偿效应,所以需要更长些。

间隔年前的三两事内心有召唤

大概是在2011年下半年,我就有种内心的召唤,这种召唤让我觉得在公司打工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于是我就和同事们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们对我客气(好)一点,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要好好珍惜……

现在想来,同事们基本都把我的话当作玩笑。最近几次的聚会,当我提及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才好似恍然大悟。再追问自己,其实当时也还在混沌中,但还没有下决心。

我的雇佣合同是2012年10月到期,如果工作到合同到期,那2012年就几乎过去了,这是我当时内心的一个挣扎。正好过了年关后,遇到些事情,就和公司协商沟通后,自由了。

再往前推3年,2009年,我的本命年,那年遭遇不少事情。那年年末,我和一位兄长在聊职业发展的规划,他说你早该出来了,我当时的反应是,还要再等等。他问,等多久?我说,再等3年吧(指的就是2012年)。回想起来,好像是心理暗示一样。

英文名字

我是2000年才进到外企的,一家老牌美国公司。进外企,就要入乡随俗叫个英文名字,起码邮件地址上需要你的英文名字。我最早在注册上海热线的邮箱时,注册了一个spring为首的邮箱名字,这是纯粹个人用的,到了商务场合,spring这个单词的确不太适合用作英文名字,我就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Freedom。这个词汇用来作为中国人的英文名字的确比较少见,我记得还曾经给老外做过解释。

间隔年之前,我就想过,以后就是名字拼音作为自己的英文名(邮箱名)。

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缺什么想什么? 现在有了选择的自由,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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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贡献减少的警觉心

在间隔年之前,我在外企干了12年。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我把不同的级别的同事基本归为两类:Individualcontributor(简称IC)和Manager(简称M)。因为从人力资源的角度,M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言的贡献随着级别升高而逐步降低,M的output更多地是需要团队成员(也就是一个个IC)的贡献来体现出来。

我对随着级别的提高而个人贡献越来越少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警觉心(或者说是戒备心)。

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1. 可能是外企并不能够给我一个足够的职业安全感,

2. 也可能从骨子里觉得做一个官僚并不是我认同的价值观,

3. 或者说我在外企认可的、很牛逼的大佬们都保持着一个撸起袖子随时就能开干的能力状态和精神状态。——写到这里,想起了facebook的马克扎克,还要自己保持写程序的能力、开发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的能力,觉得英雄所见略同。

反正,我就是要自己具备/保持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我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随时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变现,而并非特定依赖于某一个大企业/大机构。也就是说,即使脱离了单一的雇佣制,我也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地找到合作伙伴,将自己的能力(知识、经验、技能)转换成养家糊口的现金收入。

在这种警觉心的驱使下,我做了几件事。

在2002年的上半年,一个机缘巧合,一位外企朋友跳槽到民企做经理人,他邀请我去给这家企业的管理层讲讲课,做个培训。我和一位好友兼同事一起赶赴宁波,给这家做汽配的企业做了一天的培训(后来知道,这家公司在上海主板上市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上午我讲,是讲客户服务和客户满意这个主题;下午是好友兼同事讲,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主题。这次讲课,我收了一个红包,记不清多少了,但这是第一次比较直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变现,很兴奋,因为这种被认可的方式我很认可。

从这次讲课开始,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走咨询培训这条知识服务的大道,就开始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去培养自己。

在开始自己的间隔年之前,我一边在外企工作,一边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企业做咨询和培训。有2个收获,一个是收入上的增加,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当时接的项目,主题一般和自己当下的工作内容相关,这样我就可以将自己工作实践中的心得提炼出来去辅导或讲课,而将辅导或讲课中遇到的问题带回到工作中去思考,去实践,有了反馈再进一步整理。这样的循环我做了十年。所以很多外企的朋友在我跨出独立发展的一步时问我,你怎么这么有信心(靠咨询讲课)养活自己的?我的回答是: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十年。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我在外讲课咨询都是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包括休假),而且我都是和自己的直线经理有过充分清晰的沟通,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不是每个老板都能够理解支持的,我很幸运遇到开明开放的老板。

除了讲课咨询,我还在2010年秋天开始,在《人力资本管理》杂志上开设里自己的专栏。这个专栏我定位在人际关系和信任这个主题,这是领导力发展中非常核心的一个主题,也是我自己在职业发展中感悟到需要重点关注的主题。一不小心,我坚持了整整六年,之前因为U盘丢失,很多之前的文章找不到电子版了,曾经遗憾过几秒钟,然后就开始新的写作。

这个专栏本来的想法是通过媒体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没想到却在一个小众范围内打开了知名度,读者都是大公司的人力资源工作者。从安全感的角度,我已经度过了找工作需要结识人力资源工作者的阶段,但是发现自己其实挺适合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传道授业解惑,选用育留,传帮带,这些都和自己的兴趣在一起。

最后一件事是拥抱社团,在组织中找到自我。

我算是上海交大早期毕业的MBA,我们有一个民间的社团,全称是上海交通大学MBA同学会,是针对毕业MBA校友的一个组织,成立于1997年。在2013年的年初,鉴于我的积极表现,我出任了同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并在2016年年初续任一届。

社团就是付出,但是收获更大。在社团的感觉就是:融入大海,一滴水才永不干涸。这正是我想要的。

这三件事:讲课咨询和开设长期专栏都算是IC的角色,能够保持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活力;而融入社团,当时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回想起来,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份子,就是一种责任,而其实这几年下来,相比付出我收获了更多。

间隔年前后的角色变化

在间隔年之前,我一直扮演2个角色,一方面是个管理者,另一方面警觉心也迫使自己必须是一个高效率的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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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54个月的间隔年,我清晰地知道,我今后要扮演的角色,我首先是一个有专业能力和声誉的IC,更重要的是我要扮演一个连接者(Connector)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很多事!其中最关键的事是知识和资本发生了关系。

这个要从凯哥找我开始说起。

凯哥,我的好友兼学长。2013年夏天,他找到我,他们的基金投资了一家初创企业,需要有一个委派董事,于是凯哥找到我,征询我的意向。凯哥找我的缘由是我在国企、外企都工作过,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尤其是市场营销方面的经验;而我在2011年就已经考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但是还没有实践过,这个对我正好是个机会,我就答应了。

以前做咨询讲课,都是面对有支付能力的大公司,现在面对一个初创企业,一穷二白,但是有激情,有改变世界的想法和干劲,这是截然不同的环境转换,我到底能够帮到他们什么?

首先,还是回到一个IC的角色。

我在外企的经历比较丰富,尤其是在一个高成长业务体系内扮演过不同的重要角色(销售、市场、运营、产品等等),后来又负责过并购和政府关系。这时候,以往积累的思考沉淀就发挥了作用,尤其是知道早期企业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帮助,在这方面我都是有过经验和教训的。

可是,初创企业的成长除了在知识经验方面的input,更重要的是各种业务资源和资金资源,也就是一个是要生意,一个是要投资。

而这方面,我个人既不能给生意,又不能给资金,怎么办。

如果还是IC的角色,我是无法突破这种困境的。

我想到了【连接者】的角色。

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源自于我和一位媒体朋友的一次深度沟通。

有一次,深圳出差,这位朋友悄悄问我:

——朱老师,我做媒体结识了很多人,有时候朋友们要我帮忙(商业性活动),我就帮着在认识的人里面牵线搭桥,可是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提收钱的事情。

我几乎当即就否定了他的这个念头——要想做到能够收钱,这对“连接者”的能力和工作要求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事后,我把自己对连接者的理解做了整理和总结。

成为连接者的三个核心能力

一个成功的“连接者”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核心能力)。

首当其冲的是“连接者”要有能够获取(长期维持)各方/多方信任的能力。这种信任不是简单的、就某件事情范畴内的信任,而是各方对“连接者”整体的人品、能力,意愿和正能量的一种长期信任。

举个例子:家里有人重病住院开刀,你对主刀医生的信任就是一次性的,针对某个特定范畴的。而你恰有一个好友是医生,那么无论他是什么专业、什么科室,只要家里有人不舒服了,你就会咨询对方。这时候你对他的信任就是长期的、一个较大范畴的。

回到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媒体人。这时候就要确认,他获取各方对他的信任都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媒体光环渲染出来的信任,还是对个体能力、人品和正能量的信任?前者好比袈裟,穿上它,自然就有佛法的光环;后者就好比得道高僧,无论是云游还是住庙,一开口就能得到信众的诚服。

第二个核心能力是,要有鉴别能力。

鉴别什么?

鉴别待连接的各方到底是不是足够有料、有意愿、有实力?

毕竟,连接这个事情是需要“做功”的,是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如果某一方就是随口一说,“连接者”就当真了,那么这个连接不做也罢。

更进一步,当启动连接这个事情,无论是非正式的吃饭喝茶,还是正式的公务拜访,各方都在看“连接者”所带来的另外合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连接的目的是促成合作,商业性的合作有一个遵循的基本原则:门当户对,实力相当。所以各方要有料,有实力,即使这次没有合作机缘,下次也会重逢。

如果“连接者”没有一定的鉴别能力,那么错配的可能性就极高,这本身就是浪费时间,更会带来某一方对“连接者”人品、能力和意愿的怀疑猜测,一旦滑落到这种情况,原来的关系都会岌岌可危。

第三个核心能力,要有撮合的能力。撮合指的是能够识别各方需求差异,能够在多个维度为双方的共同利益去考虑,去推动合作发生。

撮合能力是最难的。对撮合能力最具有画面感的描述是:大城市的房产中介。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中介总是在洞悉各方需求上的差异后,找出各种可能性,促成最终的合作。当然,对大多数购房卖房的人来说,中介不是“连接者”。但是对职业炒房人而言,找个稳定可靠的中介就是找到稳定可靠的“连接者”。

有时候会发生被连接的双方已经达成合作了,但是在合作中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这时候还需要连接者有斡旋的能力,帮助走偏的合作道路回到正轨上。

做到这般地步,连接者的商业价值就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钱了。

再回到凯哥投资的初创项目,这是我第一次以知识工作者的IC身份接触资本和投资,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自己的知识能力的边界要扩充,知识和资本如何共舞,最大的公约数是规则,资本有属性,企业有属性,找到共同点才是让资本(就像汽油)驱动企业(就像汽车)。

第二点,也是我在IC基础上挖掘自己的潜力点,既然是U盘化生存了,已经能够自由插拔在各个系统上,那么能否将各个系统的资源“连接”起来,为更多合作创造机遇?

当我找到这个切入点时(其实是最近几个月才思考明白),再回望自己过去54个月的历程,一下子豁然开朗。

在这54个月的间隔年中,我做了很多事情,在不同的场景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难道不就是为人生旅程设立间隔年的初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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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知识工作者,咨询顾问、培训师,高管教练等不同角色让我领略到作为一个可以U盘式生存、独立发展的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

作为一个早期投资人,小股东、重要股东、董事、独立董事、董事长等不同角色让我体会资本和知识既要博弈又要合作的酸甜苦辣。其中股东之间的关系协调是最为耗费精力。

作为一个社团的当家人,让社团有活力,有凝聚力,既要自己出力气,还要带动更多人为社团尽心尽力,我设计了和理事长一起晚餐,闪聚(说聚就聚),从一个理事长到理事长团队,小熊请客,不断和校方互动完善理事担任MBA入学面试官/理事担任职业导师的机制,建立健全理事的申请和面试制度。

这么一回想,我的间隔年真是体验了好多事情,好多场景,好多角色,真是不辜负Gap year这个名号。

那么,问题来了,在间隔年之后,我对诸多自己体验的角色有了较为清晰和全面的认知理解后,我该如何出发新的旅程(总不能一直间隔下去)?

下回再说了。

作者朱宁系北大纵横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