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是《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过的著作，汉代以后已佚失。《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文献，由东汉班固撰写。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中，发现有《经书》、《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经现代学者考证，这四篇著作是已经佚失的《黄帝四经》。
《老子》、《黄帝四经》、《庄子》是道家三部最重要的著作，是道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古代道家分为两派，一派为黄老道家，兴起于战国、秦、汉时期；一派为老庄道家，兴起于魏、晋时期。
黄老道家兴起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其原因在于当时田齐政权的支持。田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诸侯后，为了寻找合法合适的依据，认为黄帝是田氏的祖先，炎帝是姜氏的祖先，田氏取代姜氏，犹如效法历史上的黄帝取代炎帝，合乎情理。田氏是春秋齐恒公时期，由陈国迁入齐国的陈国诸侯的后裔。田氏获取齐国政权后，十分推崇同是出自于陈国的老子的道家思想，并且认为田氏的祖先黄帝是道家的始祖。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田齐政权支持开办了著名的“稷下学宫”，收集网罗天下学者名士，为齐国出谋划策，这与当今国家支持举办的智库学术机构类似。
《黄帝四经》上承老子思想，下启黄老学派，一般认为是稷下学者的作品，稷下黄老学派以道家学说为主，兼杂阴阳、刑名、法、儒、墨、兵、农等多家学说，开启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气。
黄老学派以刑名法术之学著称，它也因此显示了刑名法术方面的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由于慎到、申不害、韩非子等著名法家，也是著名的黄老学者，因此有观名认为，法家思想源自于黄老道家学说。同时，因为这些法家与齐国稷下黄老学派关系密切，因此也被称为齐法家。另外有观点认为，法家思想源自于儒家学说，因为孔子的弟子子夏有李悝、吴起两个著名的法家门徒。当年著名法家商鞅去秦国变法，携带的就是李悝的《法经》。由于这部分法家主要分布在魏、赵、韩地区，因此也称为“三晋法家”，或者“晋法家”。
实际考察法家的渊源，它源自于古代的理官，即治狱官，后来办理案件的机构也有叫作“大理寺”的。最早倡导以法治国的是齐国的国相管仲，最早“铸刑书”的是郑国的执政子产，他们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而那时，老子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还没有产生。管仲和子产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可以认为，法家思想源于政治管理的需要，它是实现统治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后来齐法家和晋法家各自从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不同角度，对法家思想进行了不同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法家流派。
也有观点认为，法家思想源自于名家，因为名家的倡始者邓析，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之一，他曾私造“竹刑”，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著名法家申子、韩非子也以刑名之学著称。“名”一般指称谓、概念、命理、逻辑，是古代很重要的概念词语。老子的《道德经》开宗名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可以说，道和德是《道德经》最重要的两个概念词语，除此之外，重要的就是“名”这个概念词语。但老子关于“名”的论述并不多。后来，在春秋末，战国初发展出来的名家，对“名”有专门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形成了名家，或者刑名家。
考察名家的历史渊源，它出自于古代的礼官。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义遵循，礼官因为擅长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来名家的来源。随着成文礼法公布后，社会出现了专门从概念逻辑的角度对法律条文进行深入辨析的“辨者”、“察士”、“讼者”，他们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刑（形）名家。可以认为，不能说法家思想源自于刑名家，反而类似于现代律师的“辨者”、“察士”、“讼者”演变成了后来的刑名家。
《黄帝四经》是一系列黄帝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战国早期的作品。黄帝书是黄老道家学派典籍的总称，是稷下黄老学者，或者受黄老学派影响的学者创作的，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依托黄帝之名创作的。《黄帝四经》就是假借黄帝的名义创作的。这种现象古代很普通，估计古代西方的著作也存在类似现象。
《黄帝四经》的四篇文章中，第一篇《经法》主要*法讲**。阐明道与法的关系，认为“道生法”，法是道的衍生品。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兵，讲了很多黄帝的故事。第三篇《称》记述了很多古代的格言、名句，讲了一些朴素的辨证法。第四篇《道原》对“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黄帝四经》作为战国早期的作品，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大经》五正篇第三中，有“左执规，右执矩”的说法；有“充其胃以鞠”的说法；有“上帝以禁”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和女娲一个执规，一个执矩；现代西方著名的共济会，亦称为“规矩会”，“规矩”是它们重要的标志符号。而《黄帝四经》中的“左执规，右执矩”大概是“规矩”这种工具符号的最早提法。足球是现代体育运动的重要项目，而黄帝将蚩尤的胃用毛填充后，做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上帝”是西方宗教中最重要的神，而古代中国早就有“上帝”这个概念词语，但上帝并没有成为中国人普遍崇拜的对象。不过，古代中国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在内涵上有所不同。
在《十大经》姓争第六中，有“天地已成，黔首乃生”的说法。“黔首”泛指人类，专指百姓。据说当时的百姓以黑巾裹头。黔，即黑色。无独有偶，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称为“黑头”，“黑头”泛指平民、人类。这有点蹊跷，难道苏美尔人是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的移民？或者用“黑头”泛指平民，是古代人类一种普遍共同现象？这些不得而知。
《黄帝四经》的一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道家学说，以及古代人的思维特点有重要帮助。在《道原》中，对“道”的论述比《道德经》中讲的更为详细。“道”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一般性的、公共性的概念，它与把宗教的神，哲学的理念，科学的规律作为世界的本质一样，被认为是事物共有的本原、本质，但它本身并不是具体现实的存在，而是体现在具体现实的事物之中。现代思维学表明，抽象的公共的概念来源于具体现实的事物。
在《称》篇中，对事物的阴阳论述较为详细。将事物归为抽象的阴阳，用阴阳的观点来认识处理事情，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被称为古代中国群经之首的《易经》，就是用阴爻、阳爻来卜卦认识事物和处理事情的。这与西方用数学公式和逻辑语言来描述世界有所不同。
在道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十大经》姓争第六中说，“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十大经》成法第九中说，人应该“循名复一”，“各以其道”。这就是说，天道在人们面前，反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天道面前，人应该反客为主，掌握主动权，普遍的、抽象的天道是受具体的人支配运用的。“循名复一”的“名”可不仅仅指称谓，它是指概念事物的本质特征及其命理逻辑。人或者事物的名份是由其内在本质和外部环境条件决定的。“循名复一”的“一”指抽象公共性的“道”。“各以其道”这就犹如现今所说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实事求是方法。这就是说，对每个具体的人和事来说，不存在一陈不变的教条主义的道理。只有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下，在事物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进步发展。人们可以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和事，总结抽象出一些公约性的、共同性的普遍规律和道理，以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应用。这使得道理有一些自身的特点：道理源自于事物本身，事物本身体现和运用着道理；不同的事物存在着不同的道理，所谓大道归一，实际上是不同道理的抽象统一；人们在运用道理时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中也存在一些共性一致的地方；道理并不是束缚人们理性的教条原则，而是人们利用的资源和工具。
黄老学派兴起于战国早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它是在齐国的田齐政权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为齐国统治者服务，《黄帝四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为官方统治者提供政策理论基础和统治方法，他有古代中国帝王术、君王南面术之称。不仅如此，黄老学派还掀起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气，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黄老道家学派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一直到秦、汉早期，他都是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直至西汉的汉武帝刘彻听取儒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派才逐渐衰落，其一系列的黄帝书也大多佚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帝书的佚失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关系不大，因为那主要针对的是儒家学派。后来儒家为维护其正统主流地位，对其他学说思想流派采取了削弱压制的态度，从而严重影响了古代中国思想界的繁荣进步发展。到魏、晋时期，道家的另一流派老庄道家兴起，部分继承发展了道家学说的玄学和修身养性的思想，但它一直处于中国思想史的次要地位。
稷下学宫是齐国官方支持举办的学术机构，其属下的很多黄老学者在齐国担任过重要官员职务，两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旋转门”，黄老学派的政治思想也因此在齐国得以实践应用，其效果也还不差，齐国一直是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战国时期最强大的秦国，喜好黄老之术的吕不韦、李斯等人曾经担任过丞相等重要职务，为秦国的发展壮大作出过重要贡献。原先居住在齐国的，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及其属下的重要开国大臣萧何、张良、陈平、曹参等人，都奉行黄老之术，为汉朝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后来汉武帝刘彻摒弃黄老之术，奉行儒家学说，开创了汉朝最辉煌的时刻，但那也是建立在前期休养生息基础上的，那也是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后甚至发生了大儒王莽篡汉自立的闹剧。古代中国有句政治谚语，叫“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这比较形象的说明了儒、道、释三种学说思想的作用影响。
稷下学宫作为官方支持举办的学术机构，其学术思想是当时的主流学派。不仅如此，它还掀起了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气，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人类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比较一下古代人类世界文明史，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成就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与之可以媲美的大概只有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其它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则相对逊色一些。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对古希腊文明具有重要作用影响。古希腊文明不仅吸收借鉴了它们的宗教神学思想，而且主要吸收发展了它们一些世俗的现实的哲学科学知识文化，从而开创了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特质，并且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思想理论基础。
西方文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宗教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科学知识文化传统。西方科学知识文化源自于西方哲学，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同属于一种文化系统，它们都是一种世俗的现实的知识文化。科学以现实世界为认知对象，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考察发现，用逻辑语言和数学符号来描述世界，总结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原理，并认为这些规律和原理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遵循的原则。
但是科学的局限性也在于他的认知对象是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是变化的，它会变成非现实世界，如已经消失的过去的世界。或者世界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如未来的世界，就不是一种现实存在。对于非现实世界，就不可能对它进行实际的考察发现。即使是现实世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差异和局限，也存在认知的偏差和局限。如人们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发现，由于受距离的影响，看到的是很多光年以前的星空，而不是现在的同时的世界。同样，外在星球接收到的地球和太阳的信息，也是很多光年以前的。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相比，现实世界是有限的、暂时的，而非现实世界是无限的、永恒的。科学认识能对现实世界进行实际的考察发现，但不可能对非现实世界进行实际的考察发现。这些表明，科学理论是一种有限的认知理论，只是关于部分世界的一种假说。
相较于科学认识，宗教思想文化则主要侧重于对非现实世界的解释。如对过去的世界，喜欢搞一个创世纪，搞一个来源开端；对未来的世界，喜欢用占卜、算卦、命理预测的方式来解释。这种认识是不需要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实际情况不存在，或者目前暂时不存在，它解释的就是非现实不可观察的世界。宗教描绘的世界，主要是人思想意识里的世界，充满着人的情感、诉求，及其主观的立场、观点。如果说科学是对世界的写实，那么宗教就是对世界的写意。
无论是科学对世界的描述，还是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都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虽然东方的中华古文明也有类似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也有很多神仙鬼怪，也有很多从现实世界中总结出来的天文、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以及类似于西方哲学的经学、子学等，但特殊的是，无论是宗教思想文化，还是科学知识文化，都不是东方中华古文明的主流。中华古文明的主流是规范指导人们做人做事的道德伦理文化，是一种重视实践的行为文化。只要看一看代表中华古文明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就能体会感受到中华古文明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实践行为文化。中国古代的经学，就是指导人们实践行为的显学。
无论是西方的认知文化，还是东方的实践行为文化，都把常识的、抽象的、普遍存在的理念作为事物的本原、本质。如科学的规律、定理、公式；宗教的万物有灵的神性；东方道德伦理文化的道理，这些被认为是世界遵循的法则和主宰。而一些具体的特殊的个性化的特征，则被看成事物表面的暂时现象，是事物本质的体现。这也许是人类认识实践的共同特征，也许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中华古文明由于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是一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没有中断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独具特色的文明。西方文明因为地缘因素的影响，具有融合发展的特征。它是吸收融合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古犹太文明，古北欧文明等多种特质文明后发展起来的。就目前来说，科学知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东西方文明也处在融合发展的进程之中。未来人类文明的形式，将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发展，将是建立在科学与道德伦理文化上的人工技术发展的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界限将逐渐消失。在新的人工技术时代，历史将青睐那些在人工技术的发明创造与推广应用上卓有成效的国家和人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