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感受。
但因为太过常见，人们反而对疼痛知之甚少，甚至选择忽视对疼痛的诊疗。“忍忍就过了”“病好了就自然不疼了”是不少人的想法。
自2004年起，国际疼痛学会将每年10月的第三个周一设为“世界镇痛日”，今年的主题为“提高疼痛的综合疗护能力”。在世界镇痛日来临之际，记者探访江苏多家疼痛科门诊。
一直被忽视的疼痛
“皮肤上起的泡就像叶子。叶子黄了，问题在根上，这个根就是‘背根神经节’。根受伤了，需要杀毒、保护、施肥……”10月9日，记者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门诊见到岳莉时，她正在与一位带状疱疹后遗痛患者仔细解释病情。
岳莉是医院疼痛科的主任。3个月前，在她的推动下，一个特别的专科门诊——孕产期疼痛门诊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正式开诊。这个位于医院二楼走廊深处的门诊并不起眼，却是江苏首家孕产期疼痛门诊，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聚焦女性疼痛的诊室之一。在这里，每天都穿梭着许许多多被疼痛“困住”的女人。也是在这里，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孕产期疼痛得以被正视。
“社会传递着一些错误的生育经验，‘怀孕怎么会不痛呢’‘生完就好了’这样的说法让孕产妇很少选择就诊。此外，很多医院的疼痛科也不愿接收孕产妇这样机体敏感的群体。”岳莉告诉记者，她们大多是在医院产科医生的口中甚至社交媒体上才得知这个门诊的存在。而在此之前，她们都经历了漫长的忍耐。
疼痛的个体差异非常明显。个体的疼痛阈值有高有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知识水平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痛感。但任何一种疼痛都不仅仅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疾病，应该被重视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疼痛不是很重视。”南京鼓楼医院疼痛科主任陶高见说，鼓楼医院从1992年起就设有单独的疼痛门诊，在全国少有，直到2001年有正式的病房时也仅拥有8张床位。“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社会进步，现代医学整体理念上发生变化，医学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疼痛科究竟能做什么？陶高见告诉记者，疼痛科其实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疼痛科以治疗慢性疼痛为主，可以对椎间盘相关疾病、骨关节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头痛、癌性疼痛、术后疼痛等多种疼痛与部分非疼痛性疾病进行诊疗。
“疼痛不是一件小事，很多患者疼起来甚至会吵闹着要跳楼。”陶高见说，还有不少人觉得疼痛科就是“给止痛药”的，实际上，疼痛科能做的远比想象的多。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针对椎间盘的内镜技术、微创消融术，针对神经痛的介入手术都在不断发展。晚期肿瘤患者疼痛难忍，还可以做镇痛装置植入术、神经电刺激，对顽固性疼痛别无他法的时候，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缓解办法。
还很年轻的疼痛科
作为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内在感觉———疼痛是人类经常遇见的问题。世界疼痛大会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5大生命指征”。但实际上，疼痛科仍属于一个“年轻”的科室。2007年7月16日，卫生部下发227号文件，宣布在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增设疼痛科，也由此拉开了疼痛学科在我国“艰涩生长”的序幕。
2021年全国医疗质量数据抽样调查显示，在国内6000多家医疗机构中，设有疼痛科的比例不足四成。与巨大的慢性疼痛患者人群相比，疼痛学科的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同时，在从事疼痛诊疗的医生团队中，专业为“疼痛医学”的中高级职称医生占比仅为38%。
“疼痛科发展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早期疼痛科是作为麻醉科的一个分支存在的，第一代疼痛科医生一般都是麻醉科出身。”陶高见自己就是从麻醉医生做起，后转到疼痛科的道路上。
作为一个“从头到脚”每个地方都要管的科室，疼痛科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不仅要有比较广泛的基础知识，还要对神经、骨骼、解剖、影像学等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临床中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疼痛病人会伴有抑郁焦虑症状，这还要求疼痛科医生能准确对病人进行评估，也要在安抚病人上有很高的水平。”陶高见说。
“我们也遇到过许多因为心理因素产生的痛感，她们常常会痛到严重焦虑甚至大哭，但会告诉我，‘医生，看到你我的症状就减轻了’。这样的病人其实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抚，而我们也时不时充当了心理安慰师的作用。”岳莉也有同感。
她注意到，现在很多医院疼痛科医生的数量还是明显紧缺的。一个成熟的疼痛科医生，其成长曲线是很漫长的，而书本、课堂学到的也远远不够用于临床，“临床的东西更复杂、更广泛。比如有的患者往往拖了很长时间才来就诊，或者已经做了很多次小针刀、用了很多次激素，治疗难度就一下子增加了。”
对于三甲医院而言，发展疼痛科仍在摸索中前行，对二级医院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南京市红十字医院是南京为数不多的设有疼痛科的二级医院，主治中医师刘霖是该院疼痛科三位医生之一。2017年年初，刘霖来到南京鼓楼医院疼痛科学习，一年的学习丰富了刘霖对疼痛治疗手段的认识。但二级医院设备、专业人员、医疗技术都相对落后，怎样在现有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就重点关注简单病、常见病，抓重点，少而精，不能面面俱到。”
2018年，南京市红十字医院成立疼痛科以来，日门诊量大致在10人次左右。“基本都是病友介绍，或者误打误撞进来的。很少有人会主动挂疼痛科门诊。”刘霖坦言。
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常州金坛区薛埠中心卫生院，该院疼痛科于2020年10月正式开诊，目前每天的门诊量在15人次左右。“百姓不是不理解疼痛，而是不知道有疼痛科，如果他们知道，是非常愿意治疗的。”大外科兼骨科、疼痛科主任彭建民告诉记者，在乡镇居民身上，疼痛疾病是大量存在的，但由于很多人不知道疼痛科的存在，有问题四处求医，直到最后才发现家门口的疼痛科就能解决问题。
人手不足的问题也迫在眉睫，彭建民所在的疼痛科有7个人，其中4位是骨科医生，1位是刚毕业的学生，还有康复师和护士各1人。“我们都老了，最年轻的骨科医生也47岁了，现在就是要抓紧创设平台，招引更多年轻人，为他们做铺垫。”二级医院还面对着“病人流失”尴尬，患者对健康需求越来越高，追逐大医院，医院只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让百姓尽可能留在家门口“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亟需被知晓的领域
错位发展，是二级医院的“法宝”。刘霖表示，医院的疼痛科病人主要以脊柱、骨关节相关疾病为主，“比如说骨关节，如果我们的医生一心一意研究一项膝关节治疗或者颈椎治疗，把一些简单疾病做精做通，口碑很快就会形成了。”
此外，在非手术治疗这一块，二级医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导致疼痛的因素有很多，未必是影像学显示的因素，所以影像学诊断和疼痛症状并非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因此，中医伤骨科、针灸科在疼痛领域都大有可为。“目前中医的手法跟针灸这两项技术结合度远远不够，往往会针灸的不会手法，会手法的不会针灸，如果把这两项结合起来的话，中医治疗疼痛效果相当好。”
“首先要不断提高医生的水平，每年我们都分头到全国各地进修。第二就是要不断开设培训班，把更基层的乡村医生也召集起来，让这些更贴近百姓的医生能做简单处理，处理不好的病人再送到我们这里来。”彭建民对科室未来的发展描绘出清晰的目标，“只有扩大百姓对疼痛科知晓度，才有认知度。”
陶高见所在的科室现在每年的门诊量在6万左右，他已经可以颇为骄傲地告诉记者“未来可期”。他经常畅想，未来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慢性疼痛的病人都来到这个平台，一部分情况严重需要手术的被分去各个科室，一部分轻度的可以到康复科，介入保守治疗和手术之间的交由疼痛科来想办法。术后疼痛的可以再由疼痛科来配合治疗，患者无需再四处求医问药，也无需再“一忍再忍”，疼痛可以得到一站式的解决。
疼痛科的发展也正稳步前进，多年前是没有专门的疼痛科医师的，随着医师协会逐渐梳理体系规范，现在已经可以报考专门的疼痛科副高、正高职称。鼓楼医院也在将疼痛治疗技术向基层医院推广，利用基层疼痛特色诊疗科室孵化的项目，把制定好的规范推广到社区医院。“疼痛科还缺乏专科规培的过程，现在我们每年都招收全国各地的医生来做疼痛专科医师培训，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
在采访结尾，陶高见把他一位同事的经历分享给记者，这位医生自己也曾犯过腰间盘突出，进行了简单治疗后他感慨“没疼的时候体会不到，只自己疼了，才发现不疼多么美好，疼痛科的存在多么必要。”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蒋明睿 王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