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霞走了，是在回老家的路上，刚出北京三个小时，身上的营养液没有输完，另配的营养液都还没动，插着呼吸机一路到家。尽管呼吸机已不起作用，但孝顺的儿子护着呼吸机谁也不让动，直到回到家中，家人请来市医院医生，按正规操作步骤给拔出。亲戚邻居都赶来探望，谁都没有料到，年初离家去北京时还健健康康，红光满面的红霞，三个月后到家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接连几日，我就象是丢失了什么东西一样失魂落魄、不知所以。一个同时代离我那么近的人走了，因为疫情，我无法探视，无法照顾，只能远远看着，无能为力。在此写下这些文字，表达对她离去的遗憾。给她的家人和我们曾经一起的同学，作为纪念，纪念她的英年早逝，纪念我们的青春岁月，给她的家人和我们的同学些许怀念的印迹。也是给我自己一丝心灵的慰籍。
红霞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该上学的年纪上学，该打工的年纪打工，该结婚生子的年纪结婚生子，该陪伴孩子苦读的年纪陪伴，如果活下去，接着该是操劳孩子工作、对象、婚房的时候，再接着就是儿孙绕膝自然终老。她如一粒世间的尘埃，和中国千百万的农村人口一样过着极其平淡的生活，鲜有人知晓她的存在，也鲜有人了解她的烦恼与病痛。
初识她，是在我十四岁那年，我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班级，转辗几回后，与她成了同桌。她是一个胖乎乎、言语不多的女孩，一头卷曲的头发扎起高高的马尾辫，长圆的鹅蛋脸上两颗大大的像葡萄一样的眼珠，会在听你说话时，直直地盯着你，并无恶意，却也有些让人不敢直视，其实处久了知道她并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女孩，不爱抛头露面，总是在那默默地听人讲笑话，偷偷笑一下。
她学习很认真，字也写得很好，成绩平平。她会在老师讲课时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但是学习效果不是太好。记得那时她有道题不会做，她便问我，我跟她讲了半天，她没有任何回应，我问她明白了吗，她不点头也不摇头，我知道她一定没有听懂，但她觉得挺对不住我的一番口舌所以不敢吱声了，我也是没了耐心没再继续讲。后来她生了一个智商很高的儿子，曾让我十分不解，她的丈夫学习成绩更差，智商应该不如她。这样的夫妇能生出这么一个孩子，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给她人生留下一些出彩而美好的东西。
她时常牙疼，脸肿得像一个大鹅蛋。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槽牙坏了一个牙洞，疼得饭都不能吃，我说要不要看医生，她说她爸爸让她用药棉塞进了牙洞，这样吃饭时饭粒就不会钻进去，就不会那么疼了。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治疗方式起不到任何作用，为什么不去医生那儿看一下，补一下呢？后来她在30多岁时得了肠癌，会不会和她坏牙不治有关呢，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最后要了她命的并不是肠癌。
记得有一个下雨天，我和另一个同学出去买糖。一个老头用桔子皮包裹上熬制的糖，做成棒棒糖的样子来哄骗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我经不住同伴的劝说买了一个回去。她看了一眼轻轻地说：“那个老头我认识，就住在我们那儿，我见他那天在学校垃圾堆里捡桔子皮，回去洗干净晾干了做糖卖给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的脸该是怎样的灰色，我少年时对于人性阴暗面的认识就是她给予的帮助。
我和她同桌的日子并未过多久，她便调去和另一个名叫朱丽丽的女生坐一起。朱丽丽是我们眼中的女汉子，声音沙哑、性格倔强，又是班干部，长得漂亮，成绩也好。我以为红霞会被欺负，没想到她俩处得很好。总是见她为朱丽丽掏耳朵，方法也很独到，用的是她俩硬硬的头发。看着她俩卷曲在午后的阳光下，就象动物园里的两只猴子，相互采集毛皮里的虱子。现在想来，当时的我醋意甚深，为什么我们坐一起时没有那么亲密，也从来不为我掏一下耳朵什么的。多年后回想起来，才知道她有着对权贵天然的驾驭能力，能用一些小伎俩使得人们对她徒生好感，而能接近他们，从而谋取一些利益，这也无可厚非，人在世上追名逐利的居多，并不见得谁就比谁更正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