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这美丽的南国，是洪秀全、孙中山等伟大革命家的故乡，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许多有志的青年，都抱着挽救革命的崇高理想，纷纷来到这里，准备为祖国、为人民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新事业。
到了广州，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袁裕(国平)同志。他告诉我，南昌起义军并没有完全失败，*德朱**同志带一部正在湘粤边活动，颜昌颐、董朗同志带一部到东江，继续坚持斗争；毛*东泽**同志率领湖南秋收起义*转军**战于湘赣边区；*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建立工农兵政权。这一切都有力地激励着我，鼓舞了我，使我深深感到，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斗争还在继续着。
临分手时，袁裕同志对我说：“你住在小旅馆里很不妥：第一，不好看文件；第二，容易被敌人注意。你是四川人，我看还是搬到清水壕四川会馆去吧，既安全，又可省下房租。” 我正睡不惯旅馆的竹床、硬陶瓷枕头，臭虫又咬得凶，便立即同意了。
四川会馆很热闹，不但住有四川人，还有两湖人，甚至北方人。有一次我好奇地问管房子的老大爷。他说：“叶大哥介绍来的，怎好意思不收啊!”
又是叶大哥，我已经听到许多人谈到他了。我想他一定是哥老会的头子，要不就是行侠好义的老先生。
*党**的同志经常在这里秘密*会集**，研究工作。在一次聚会中，袁裕同志指着一位身材中等，面目方正，精神饱满，脸上有些麻子的人对我说：
“翰君(我当时的名字)，你不认识吗?这是叶镛同志。”
“是叶大哥吗?”我问。
“不要叫什么叶大哥，那是他们乱叫的，你叫我叶麻子好了，倒也名副其实。”那人一口标准成都话。说完，他笑着亲切地和我握手。
这时，教导团的军官陆更夫插嘴道：“叫你麻子也不好，你就吃有麻子的亏了，老婆找不到，做秘密工作，目标却挂在脸上，敌人暗探一看着你，就盯你的梢。”
大家说笑一阵之后，正式开会了。袁裕同志传达了*党**的指示，布置了工作。
散会时，有个同志说，近日公安局长朱晖日又到处搜捕*产党共**，让大家多加小心。教导团的甘理真同志拍拍身上的军装说：
“身上有老虎皮，腰里有手枪，他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可不能大意，否则就会破坏我们要在广州轰轰烈烈地干一下的计划。”袁裕同志最后这样叮咛大家。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对驻在广州的桂系军阀来个突然袭击，加以消灭，霸占了广州。他们为了扩充实力，争夺地盘，继续进行分赃战争，打着“护*党**”的招牌，装出一副“左”派的面孔，欺骗人民，到处招兵买马。
张发奎的第四军教导团，是由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等单位的学员组成的，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动反**头子们大不放心，虽已缴下了*器武**，但还在叫嚷要解散教导团。张发奎对教导团的评语是“拉了线的*榴弹手**”，意思是说拿在手里要炸自己，可是扔出去就会炸别人，还可以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调出一些左倾军官，派进一些亲信，不仅不解散，而且还要扩充教导团，并发还了*器武**。
警卫团在湘赣边起义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张发奎也恢复了这个团的建制。我们*党**为了发展革命力量，经过*剑英叶**同志多方活动，招募了一些因省港大*工罢**而失业的工人，把这个团充实起来。团部住在东堤八旗会馆。
当时，*党**派我到那个团去当连指导员，连长是袁耐坚。班、排长都是革命的或同情革命的，全营只有个别连长、连副是黄琪翔的亲信。
警卫团和教导团关系很密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出版的进步小刊物《准星》。但是*动反**派光喊：“教导团是*化赤**的大本营!”“教导团要*动暴**了!”对我们和黄埔特务营等单位，却不大注意。实际上，这些部队亦为我*党**所掌握，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党**的细胞。
初冬的广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无产阶级首先奋起斗争。各行各业的工人连日举行*工罢**、*威示***行游**，反对*动反**政权，高喊“放下青天白日的白色恐怖旗，举起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的口号。满街红旗招展，群情激昂。
我在街上看到不少北伐时期并肩战斗的同志，大家都非常兴奋。唐维同志说：“看群众这股热血沸腾的劲头，广州要变成第二个武汉了!”
“不对，要变成第二个南昌!”“是啊，人民不能按老样子活下去了，暴风雨就要来临！ 以张发奎为首脑的广州*动反**当局，在汪精卫等无耻地嗾使下，看到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昂扬，立即摘下左的假面具，阴谋策划在广州来一次比武汉更厉害的大*杀屠**，并要解散教导团。
省委研究了形势，决定提前起义，一切准备工作，迅速而秘密地进行着。尽管敌人，特别是以棒喝主义者朱晖日为首的恶棍们，不分昼夜地侦察、捉捕，我们的工作并未有丝毫松懈。
十二月十日的晚上，熄灯号刚吹过以后，团指导员办公室的干事莫雄同志来通知我们：上级已经决定明晨二时半举行起义；在十一点以前把*动反**军官监视起来，罪大恶极的处死；战斗准备也要做好，等教导团的枪声一响，就迅速攻占指定的据点。
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准备好了之后，我对袁耐坚同志说：“你休息一下，打响了，是难有机会合眼的。”
“枪没打响以前，我更是难合眼。受了半年多的狗气，这回可该出一出了。*产党共**不是光挨打不还手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广州很快就要变成人民的了。”虽然仅我俩轻轻地交谈，但他还是很激动，仿佛在向千百人讲话似的挥动着拳头。
第二天黎明以前，教导团从四标营打响了第一枪，*弹子**划破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八个月的长空。我们根据命令，将三个连集合在一起，逮捕了*动反**军官，宣布起义。并且告诉大家，今后这个团就是工农革命军了，官兵一律平等，薪饷不分级别，一律每月二十元。士兵非常高兴，自动撕下青天白日帽徽，挂上红色识别带，投入战斗。
团部在行动之前，将*动反**的参谋长唐介元处死。*党**决定陶铸同志任参谋长。战斗刚一打响，团长负伤，蔡申熙同志继任团长，指挥战斗。我受命带一个连警卫东堤。这时，听说张发奎和黄琪翔逃走了，大家气得跺脚。
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帝国主义军舰，在珠江中游弋着，不断向我阵地发炮，打得八旗会馆这座古老的房屋摇摇欲坠。我们从仓库里推出各种炮几十门，准备还击，可是我们只会用迫击炮，其他炮大都用不来。后来战士们(很多是工人)想尽办法，才把一排平射炮弹打出去，赶跑了这帮外国强盗。
周围响着激烈的枪声，马路上到处是挂红带子、背着枪的工人，到处是红旗和红布标语。白色恐怖的广州，一下子变成了赤色的大海。
四处打的正热火。士兵有的耐不住了，跑来问袁耐坚同志：
“连长，咱们光在这里警卫还行，也得去打打呀!”
“老实执行任务吧，仗有你打的，*倒打**旧军阀，还要*倒打**新军阀。工农要解放，除了打没别的办法。”连长耐心地向他们解说。
第二天我们到永汉北路担任警戒，部队驻在财政厅里，连部设在太平馆楼上。
两天过去了，曾一度沉寂的枪声又逐渐激烈起来，而且越来越近。连长和我研究了一下情况，感到有些不寻常的变化，于是我跑到总指挥部去打听消息，恰巧遇到恽代英同志。
他告诉我，张太雷同志牺牲了。敌人从四面压来，攻得很猛，我们后备力量薄弱，如果坚守广州，会造成更大损失。最后他明确地指示：
“万一非撤不可，你们可以北撤，或转到东江去，与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赤卫军和红二师会合，继续斗争。”
回来，我把情况告诉了袁耐坚同志。他听说可以到东江去，非常高兴地说：
“恽代英同志说得对，对付腐朽的旧势力，只有用枪杆子。只要我们抓住*队军**，就不愁革命没前途。”
十三日，情况更加恶劣。从外面赶来的*动反***队军**，已占领广州大部市区，我们不得不带着部队向东撤退。沿路不断遭到敌人的袭击。
在中山大学附近，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我们才冲出来。赶到龙眼洞清查队伍，只剩下三分之二了。这时看到黄埔特务营的缪芸人同志，才知道他们也撤出来了。
不久，我们赶上教导团几百人的大队，并且见到叶镛和王侃予同志，于是几支队伍合在一起，并肩前进。
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
此外,还非常重视阶级成份,规定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有三分之二的工农出身的同志。师部建立了*党**代表办公厅，这是*党**委和政治部的办公机关。下设一个报社， 油印出版《红军生活》和一个通俗刊物《*反造**》。
一切都齐备了，就差一面军旗。可是红军的军旗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郑梅仙等三十几个女同志，围着征集来的一堆红布发愁，不知怎么下手才好。后来，有人想出个主意，说： “我们政府是工农兵政府 ，*队军**应该是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队军**，所以，我们的军旗上应有代表工人的斧头，代表农民的镰刀，和代表士兵的枪。”
这一倡议，无异议地立刻被通过了。他们拿起剪刀、针线，一面做着一面唱：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清脆的歌声，穿过房舍，传到田野，传到山谷，响彻四方。
用三天时间完成整编工作后，部队又继续向从化、龙门挺进。经过了十多天的行军，沿途击退敌人多次阻击，我们终于突过东江，到达紫金的龙窝。在这里，又遇到敌人两个团，激战半日，才把他们击溃。
过了公平，可以遥遥望到海丰城的轮廓和敲锣打鼓来欢迎的群众。这时部队欢腾起来，脚步加快了。
新年前夕的海丰城，到处刷得鲜红。街道都以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家的名字命名。四处赶来的农民，敲着锣鼓，捧着水果，簇拥在大街上欢迎我们。革命的新气象，人民的热情，一下子赶走了长期行军作战所积累下来的疲」。
当晚，东江革命委员会与海、陆丰工农兵政府在红宫举行欢迎大会，仪式很隆重，由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军的乐队奏起雄壮的《国际歌》。
彭湃同志以*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并代表东江革命委员会在会上讲了话。他声音洪亮，用流利的普通话，把目前形势和革命的远景，说得十分生动，令人兴奋，几乎每一句话，都引起我们情不自禁的欢呼、鼓掌。
讲着讲着，他向大家发问：“我们的工农兵政府成立了，敌人要是派上千、上万的兵进攻我们，能不能把它打败呢?”
台下答应：“能打败它!”
彭湃同志接着说：“当然能打败它。过去我们帮助革命军打败了叛变孙中山的陈炯明，现在又打败了东江万恶的地主杨作梅等的民团、保安队，夺下海丰城。以后，就算是敌人来一万人，我们海、陆丰有一百万英雄的人民，两个拚一个，牺牲两万人就把敌人拚光了。再说，我们是为工农兵自己的利益而战，团结一致，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而敌人的士兵是被迫为军阀、地主的利益打仗，谁愿拚命呢?因此，我们一定能胜利，敌人一定要灭亡……”
听完彭湃同志的讲话，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宣传鼓动家!”
有个女同志这时也插嘴道：
“刚一到这里，就有个农民告诉我，彭湃同志非常能讲话。他说，以前有个国民*党**官儿问东江老百姓：‘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太平啊？’老百姓说：‘让我们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这话不知怎么传到彭湃同志耳朵里，有次他对群众讲话：‘应该告诉国民*党**，没有他们的*党**皇帝，蒋皇帝，天下就太平了。你们的彭湃不能当皇帝，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也不能当皇帝。那么让谁当呢？让全体劳动人民来当，大家掌江山，管社稷，当家作主。’你看，讲得多通俗，多深刻呀!”
部队暂时在海丰城里休息。我们和当地居民处得非常融洽。郑梅仙竟成了这儿的“大明星”，整天跑来跑去，教群众跳舞唱歌。只要她一出门，老乡们就到处喊：“梅仙，到我们这儿来！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传来令人悲愤的消息，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劳动委员、赤卫队的指挥员周文雍同志，在起义失败之后，和陈铁军同志被敌人杀害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动反***队军**进入广州后，大肆*杀屠**，仅在北较场一处，就用十几挺机枪残杀了二千多名革命群众。周文雍和陈铁军同志也不幸被捕。他俩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用严厉的言辞驳斥敌人的审问，使*动反**派们张口结舌，十分狼狈。周文雍同志还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这样慷慨激昂的诗句：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临刑前，他俩态度从容，沿路高喊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感动得许多群众掩面哭泣。在刑场上，在就义前的几分钟，他俩还向群众作了最后一次讲演。
陈铁军同志还向大家宣布了她和周文雍同志的关系，她说：“……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以前我们是假称夫妻的，其实是再纯洁不过的同志关系。现在，当我们把青春的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动反**派的枪声，做婚礼的礼炮吧！同志们，分别了，望你们勇敢战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谁愿相信这不幸的消息呢？但面前就有香港出版的报纸，上面载有他俩就义前的照片。看着他们那昂然直视，宛然如生的样子，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热泪夺眶而出。
这张报纸证实了周文雍夫妇的牺牲，另一张报纸又告诉我们，游曦同志也在战斗中殉难了。游曦同志是教导团唯一的女班长，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连的学生。广州 “四·一五”*变政**时，*动反**派把她的未婚夫逮捕，投入虎门深海里淹死。于是个人的仇恨和广大人民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使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广州起义时，因和总部失掉联系，没有得到撤退命令，她带着一个班坚守一条街道，与十倍、百倍的敌人搏斗，三天四夜水米没沾牙。后来，*弹子**光了，*刀刺**弯了，只剩下负了伤的三五个同志还在继续战斗。
这时游曦同志也身负重伤，她发出最后一道命令：“同志们，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活着，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这面红旗!保卫着红旗!”
后来，除了一个给上级送报告的通信员外，全班都壮烈牺牲了。敌人将游曦同志的遗体，截成数块，在天字码头一带“示众”。
这消息，燃起了我们心中的复仇烈火，大家都喊：
“还休息什么呀，赶快准备，我们要杀一百，杀一千，杀一万个*动反**派，为死难的同志*仇报**。”
战士们纷纷向师长、*党**代表请求出发作战。
我们到海丰之前，敌人侵占了陆丰县城，上级立即下令收复陆丰。我们连是尖兵连。侵犯陆丰的敌人都是些民团、保安队。这些家伙，奸掠烧杀很有本事，打仗却十分没用，真是一触即溃。
我们在拂晓前夺取了龙山高地，很顺利地攻占了陆丰。入城后，我到县委会去联系事情。县委的房子被敌人捣坏了，几个木工正在修理门窗上的镰刀斧子图案。县委书记林铁石一见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红军同志，幸亏你们来的快，没受什么大损失。”接着他告诉我，敌人分两路逃窜，一股北奔大安，一股东投博美。
上级命令分兵追击，我师向东挺进。沿路无阻，追至博美，敌人竖起许多神教旗号，躲在碉堡后边还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博美被我们攻下。
三日后，经过南塘攻下葵潭以南敌军据点百，以后又攻打果陇附近的一个敌军据点。那是个坚固据点，有坚固的碉堡，有很深的壕沟，防御工事很强，敌人指挥官也是个满有经验的老手。因之，整整激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它拿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仅*党**员同志就有师*党**委书记唐维和*党**委委员甘理真等二十几人牺牲。
我也在战斗中负伤，上级把我调离连队到师*党**代表办公厅当编辑。
办公厅共有十几个人，有三分之一是女同志。这些年轻姑娘精力充沛，上进心很强。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可她们永不疲劳，有点空隙时间，就孜孜不倦地读书、讨论，或是把自己订的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记笔记。
其中有位河南来的危拱之同志，也是我们《红军生活》的编辑。她写文章的标题，爱用旧诗词的句子，非常生动有趣。
有一次她正教我读秋瑾的诗，袁裕同志走进来了，对她说：“你们在谈秋瑾吗？”她说：“是哎，秋瑾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妇女的榜样，她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不惜个人生命。可是她不知道脱离群众的个人奋斗，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单单*杀暗**某个人而不*翻推**整个的旧制度，劳苦大众是不会得到解放的。”
袁裕同志听完笑了，说：“你对历史人物要求太严格啦，别忘了，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哩！”她说：“这点我明白，所以才要学习秋瑾那勇敢、坚定的精神，不过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听他们谈话，我得到莫大教益。我发现周围同志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都有精辟的见解。
阴历年前，我们赶走了敌人，进驻甲子港。当地群众欣喜万分，耍着龙灯、舞着狮子庆祝胜利；还送许多特产来慰问我们。休息些日子，又准备打惠来。这时，上级来了通知，说敌人进犯海丰，要我们速去增援。
当时，在东江一带，敌我力量的变化日益明显。红二、红四两师由于长期行军作战，队伍大大缩小，只有两千多人。领导又缺乏经验，整日忙着斗地主，开大会，不重视扩大武装力量，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赤卫队，但也不往主力部队中补充。从香港买来的造*弹子**的机器，也因无人管理，几个月，连一颗*弹子**也没造出来。
敌人趁机集中了十倍于我的兵力，委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分任东、中、西三区“绥靖”主任，分路大举进攻。海丰是他们攻击的中心。红二师在海丰苦战七日，终因兵力不足，*药弹**缺乏，不得不杀出重围，撤向普宁地区，寻找红四师，以便配合行动。
海丰失陷不久，彭湃同志率领红四师攻下惠来，后又北上，攻克汤坑。同时，我们的游击队也在西起惠阳东至潮梅的大片地区，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因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被迫承认我们在海、陆丰“愈闹愈凶，日甚一日”。
在汤坑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抓了不少俘虏。俘虏们说，陈济棠、陈铭枢派出自己精锐余汉谋、黄旭等两个师配合其他部队，要在普宁、揭阳一带，围歼我军主力。上级为了避敌精锐，决定分路星夜突围，四师东进韩江，二师向西，打回老区。
五月三日，红二师与当地赤卫队配合，袭击海丰城，消灭大量敌人。但也暴露了我军目标，尚未转移，就被几路敌人包围。在公平墟以北地区激战一日，我军伤亡甚大，师*党**代表颜昌颐同志也身受重伤。无奈，只好撤入朝面山区。
当时情况异常恶劣，敌人节节进攻，处处“围剿”，我们大部队实难活动。于是上级把人员分散，三三两两地住在群众家里，和群众同住同食，一起劳动。不久，许多不会种田的同志都学会了种田。群众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当家里人看待，可惜的是，我们讲不好鹤老话，满肚子的感激心情表达不出来。
敌人还是不断下来搜索。来少了，我们就和赤卫队一齐把他们消灭；来多了，我们就和群众一齐“跑反”。敌人找不到我们，就放火烧房子，抢走群众的耕畜和财物。但群众没有屈服，跑上山来，和我们一道搭“茅草寮子”住。敌人逐渐向山里进逼，还用那老手段，到一山烧一山。我们的“寮子”被烧掉了，只好住在石洞里。
尽管情况十分严重，群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往山上给我们送吃的。只有两个困难他们没法给我们解决，那就是每个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食盐和伤病员急需的药品。
我们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染上了疟疾、痢疾和皮肤病，可是没有一点现成的药。好在我们医官是个能想办法的人，他整日在山上东奔西跑，寻找草药，用土方治好不少病人。大家对他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
有次我到山上去看几个受重伤的同志，没等我安慰他们，他们倒先开口了：
“你放心吧!只要有医官在，就有我们命在，他是阎王老子的老对头。”
回来的路上，遇到几位女同志。她们衣服褴褛，面容憔悴，我不禁说了一句：“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呀?”
她们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了，好一会儿才停祝一个同志说：“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快到小河照照你自己吧!”
旁边就有一条小溪，下面有个深潭。我跑过去一照，只见头发竖起，面孔消瘦，衣服比她们还要脏、破几倍。看着自己这副“尊容”，想着刚才对她们说话的神气，也不觉好笑起来。她们在山上树林里蹲了几个月，现在是出来采野菜、打听消息的。
由山上回来，我觉得分散在老百姓家，不是长久之计。经过组织的同意，我们几个人到大安洞去找师部。吃了几个月的生红薯，再加上疟疾和湿气疮的折磨，我们的脚劲大大不如以前了，走了一天两夜才到达大安洞。
多么想看看分别很久的师长叶镛同志啊！我们迫不及待地跑进办公室，可是摆在面前的却是个令人万分痛心的噩耗。
新任的*党**代表刘校阁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冬在惠阳为敌所害。同志告诉我们，叶师长因在战斗中疟疾发作，不能行动，被敌俘去，押回广州。敌人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办法，迫使叶师长命令部队投降，但叶师长严辞拒绝。敌人达不到目的，就把他杀害了。
刘校阁同志说完落下泪珠，随手找出一张广州《国民日报》递给我们。报纸上说：“叶镛真算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党**代表接着说：“叶镛同志永远是我们的师长，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战士，敌人虽然夺去他的生命，但并没有夺去他的理想和事业。现在，红四师在彭湃、*向前徐**等同志的领导下，继承了叶师长的精神，在普宁、揭阳、潮州、梅县、惠来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只要有*党**在，我们一定能胜利的。”
我站在*党**代表面前，默默地沉思良久。是的，在这不算长的、动荡的一年多里，有多少亲密的同志在身旁倒下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气馁，反而怀着满腔的仇恨，更加坚强地斗争着。
陈同生(1906—1968) 原名陈农非、张翰君，四川营山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产党共**，历经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曾先后在《日邮新闻》、《成都快报》和《新蜀报》任记者、编辑和总编，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24年，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到重庆，就读中法大学，加入中国*产党共**。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到成都从事新闻工作。1932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以及中国互济会等团体工作。后转入*共中**中央特科。1934年12月，在上海被捕。
1937年8月，出狱，任南京《金陵日报》社社长兼总编。次年，赴武汉，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与范长江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年底，到桂林，任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主任。1939年春，到上海，任《导报》主笔。1939年9月，到江南游击根据地，在苏、常、太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秘书长。
1940年1月，进入苏北根据地，先后任东进纵队、苏北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苏中东南行署主任，华中建设大学文教系主任，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等职。
1949年4月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共中**南京市委*战统**部部长、华东局*战统**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5～1962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62年7月～1966年，任*共中**上海市委*战统**部部长。1962年7月起，任上海市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迫**，1968年1月26日含冤去世，1978年7月平反昭雪。著有《不倒的红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