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近年来,随着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不断扩大,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我国的特殊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且发展不平衡,与专职的特殊教育学校相比,随班就读教育的数量虽然在逐年增长,但是质量仍然较低。

特殊教育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现状,中西部农村地区普及水平仍然偏低,大部分农村普通的中小学也没有专业的老师和资源来满足随班就读儿童发展和成长的特殊性需要。
智力障碍儿童在感知、情绪与人格特征等方面都差别于同龄正常儿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倾听力较弱、表达能力有限、人际交往技巧贫乏、情绪理解与控制能力较弱等问题。
相对于正常同辈群体, 智力障碍儿童在随班就读过程中也存在着人际交往范围狭窄、人际交往空间有限、人际交往情境单一的现象。

智力障碍儿童因自身存在的沟通障碍,已严重制约了他们融入群体、融入社会的需求。
而随班就读的特殊教育形式则可以较好的帮助智力障碍儿童适应环境、融入校园,并掌握相应的发展技巧。
但事实是农村地区的随班就读多流于形式,且大多学校都缺乏专业的特殊教育老师。
基于这样的现实,农村随班就读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将对农村随班就读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进行实务研究。

目的是运用社会工作的实务方法,探析农村随班就读智力障碍儿童社会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针对智力障碍儿童个别化需求和问题进行个案介入。
以提升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从而改善智力障碍儿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绪控制能力较弱、人际交往技巧匮乏等问题。
一、关于残障群体社会交往能力的国内外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交往能力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必要的能力。

对残障群体社会交往能力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从残障群体社会交往的特征、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1.关于残障群体社会交往特征的研究
有学者从四个维度认为多数残障群体的社会交往在 广度、强度、深度和向度 上依次呈现出窄范围、低主动、强联结、内卷化等特征。
同时他也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智力障碍者的亲朋和邻里往往将其视为“小孩子”,喜欢“逗着玩”,因此,智力障碍群体与其熟人圈的社会交往比其他类型的残障群体频繁。

智力障碍者在进行社会交往时语言使用多于非语言使用,智力障碍者语言发展能力较差,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主要依赖于非语言的形式,如面部表情、运动、身体姿势或肌肉张力。
同时智力障碍儿童互选朋友数量以及拥有互选朋友的概率显著低于普通儿童。
并且整体上智障儿童的班级社会网络参与度较低,处于班级边缘位置,获得的班级资源也比较少。
但是也发现部分智力障碍儿童同时属于多个小群体,表明了智力障碍儿童也有团体归属的社会需求以及群体参与的意识,希望与他人建立一定关系并影响他人。

也有学者通过对智力障碍儿童音乐治疗的干预研究,认为智力障碍儿童具有以自我为中心、主动性不足、不善于管理和支配自己的行为、以及自控能力差等特征。
2.关于残障群体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研究
智障儿童在自身因素方面 由于其大脑功能发育受阻,导致其语言内容贫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家庭因素方面智障儿童家庭没有提供给他们社会交往的空间,造成交往环境单一,接触面狭窄。

在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因为外界较多的拒绝,导致智力障碍儿童失去与他人进行言语交流的兴趣,从而不愿意表达。
有学者通过整理国外文献认为智力障碍者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体和环境两方面。
在个体因素方面,智力障碍者的社会交往 不仅会受到年龄的影响,还会因为缺乏沟通技巧、具有挑战*行为性**、沟通需求未得到满足或者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而无法拥有亲密关系。

在环境因素方面,智力障碍者需要依靠家人和社区工作者的支持来扩展社会网络,但社区工作者的消极服务态度则影响了智力障碍者建立友谊和发展社会关系的能力。
3.关于残障群体社会交往的干预措施研究
有学者从教师的角度出发,认为教师要注重残障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培养,要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
通过设置游戏,增加亲子活动,增进家园交流等模式来为残障儿童创造有利的社会交往空间。

也有学者从社交媒体视域出发,发现残障群体的交往对象多为家人和同学,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残障群体交往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还有学者认为残障群体会更多的和非障碍的网友交往,社交媒体的出现确实使部分残障群体的交往对象不再受到局限,他们开始从熟人走向陌生人,从有障碍者拓展到非障碍者。
但一些残障人士由于其自身社交缺陷的限制,相比于普通人群,较少使用社交媒体交往。
由此可以看出,残障群体适当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沟通交往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对其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周露林、周娟玲、刘伟杰等人从体育视角出发,认为 体育活动干预能够帮助残障群体有效提升社会交往能力。
冯敏良、高扬则通过社会工作的视角认为系统研究残疾人的社会交往,才能提供残疾人个体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全景,从而准确找出残疾人的真实需求并保证社会工作服务的精准化。
二、个案反思
研究以甘肃省会宁县Z中心小学的一名随班就读智力障碍儿童作为个案服务对象。

以社会支持为理论基础,对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提升进行个案工作介入,使案主原本的支持网络和环境得以改善,个案介入成效明显。
首先, 案主能够掌握一些与人交流的基本技巧。
其次,帮助案主创造了一个和谐的同辈群体支持的环境,提升了案主所在班级对其的情感支持氛围,帮助案主营造一个相对融洽的环境。
本次个案工作的介入虽然取得了成效,但是过程中也存在不足,进行以下的反思:

(一)理论应用的反思
社会工作的实务是在社会工作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的,而在进行社会工作的实务过程中也可以使得理论更加的完善和适合本土的环境。
本次个案介入主要用到了社会支持理论,该理论认为 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的面对来自各种环境以及困难的挑战。
因此社工要帮助案主重新搭建和维持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改善案主的个人社交技巧,让案主相信自己具有交朋友的能力。

在介入过程中,社工在理论的指导下明白仅仅改变案主自身是无法完成目标,需要由内而外的改善案主的支持网络,从个人到同辈群体,特别是与案主朝夕相处的住校生群体。
让案主主动和他人、环境进行互动,通过这些方法可以看出案主从被动逐渐变为主动,案主社交能力开始改善。
在中期和后期的介入阶段,社工注重案主周围环境的社会支持氛围营造,通过班级活动和小组活动为案主创造社交环境。

并通过周围伙伴的善意和支持,帮助案主培养安全感和自信,最终使案主社会交往能力得到提升。
在整个个案介入的过程中,社会支持理论都对社工的实务进行指导,来保证整个个案进程顺利。
由于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其所提供的支持力度都不同,所以需要通过预估和前期的访谈来选择对案主影响最大的部分是比较重要的。

如何提升案主的支持力度不仅要了解案主最需要得到哪部分的支持,还要考虑哪部分支持是最能够满足案主的需求和发挥支持作用的。
在此基础上,通过社工的介入,才能最快建立起新的联结。
在本次个案介入中,由于案主在学校需要尽快改善与同辈群体的互动和联结,所以社工着重于构建和巩固案主与同辈群体的支持网络。
但是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只有同辈群体这一部分,对于其他影响案主的部分,由于社工时间较短,对于其他部分的支持力度改善做的不足。

(二)服务过程的反思
社工开展服务的过程也是社工不断进步的过程,在个案服务结束之后,社工也应该及时进行反思,以便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改善,以求下次的进步。
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要求社工的实务能力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性,对个案介入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要灵活的处理。
在个案服务的前期,社工与老师在商定个案的目标时,老师提醒社工不要在一学期内去定过多服务目标,所以社工就把问题聚焦在案主的社会交往能力方面。

虽然前期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在个案介入的过程中,对于案主的注意力不集中,出现“现在知道、一会就忘”的现象时,社工会比较心急。
在与老师沟通之后,社工调整了每次面谈的时间,增加了面谈的频率,到个案后期社工的此类问题得到较好的缓解。
通过本次实务过程,社工明白了在开展服务的时候不能心急,要针对案主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时刻对案主保持耐心。

也在这次的个案介入当中,真正体会到了作为社会工作者对于案主应该有的态度。
由于案主周围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个体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同辈群体中的冲突也会给案主带来负面影响和模仿,有时候案主也会在刺激下有攻击行为的出现。
所以在个案的中期,社工规定了在社工室和宿舍不能有不友好的行为以及用语的规则,以减少因为同辈群体的行为给案主带来不良的影响。
社工发现,未成年人的行为不仅需要规则的约束,也需要日常不断的提醒和整体氛围的营造。

在个案的后期,随着学校课程的安排,能够用于改善案主班级支持的社工课减少。
对于班级的支持氛围虽然社工进行了普及和劝导,但是班级的支持力度还是没有充分的调动,只能说初步有了这种意识。
案主行为的转变需要在多次的观察和练习中改善,智力障碍儿童受到生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固有的认知和行为很难在一段时间内改善。
通过为期一学期的个案工作介入,社工认为改变效果最为明显的是情绪控制能力。

从对案主的服务过程中可以看出,提升农村随班就读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交往*力主能**要受到同辈群体、学校和家庭的影响。
但由于农村家长忙于农作,没有耐心和精力培养案主的社会交往能力。
且由于社工实习的时间有限,重点关注了智力障碍儿童自身能力的提升和同辈群体关系的改善,没有对案主的家庭支持系统进行过多的介入,导致总体的实务深入性不够。
个案介入之后,智力障碍儿童在个案中获得的改变能否得到长期的巩固和发展,也依赖于支持网络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