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古老中医方您认为必好吗？”什么叫“必好”？按照你的意思，那就是说，一个治病的“药方”，只有药到病除才能叫“必好”？
这是完全违背常识的。不但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药，现代西方也没有一个药是药到“必好”的药。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药物都有“治愈率”的问题，就是99%的治愈率，也与药到“必好”有距离。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千多个方剂，可以说都是“必好”的，因为这是一千多年中国医药临床历史证明了有一定疗效的方剂，所以，才能够流传至今，而且，今天的中医药方，会比古代的药方更安全了。
那么，如果按照“治愈率”来衡量这些方剂的有效性，与现代医药的治愈率水平，应该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也是事实，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医药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说人类科学技术要进步，而且进步速度非常惊人的原因。
中国药剂配方，是古代医疗水平的体现，也是中国最高的医学成就，所以，这个至今仍然活跃在人民医疗健康事业体系之中，就已经确实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中国古代医学体系的基础，是建立在没有严格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哲学思辨体系。
例如阴阳五行等等，从现代医学的微观世界观来看，还是相当粗略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科学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全世界的科学都是从思辨哲学的宏观世界观起步的。
例如，我们今天妇孺皆知的牛顿是一位大科学家，但是，当时的牛顿也没有认为自己是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这就是从哲学到科学历史转换的见证。
在牛顿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科学，反而认为自己是哲学家，才是最有成就感的。
真正出现用实验的方方论证一个个的思辨哲学思想的社会思潮，还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后期才兴起的。时间大体相当于中国的康熙时代。
这个思潮开启了西方从哲学思辨到科学实验的转型。之后，这个速度加快，到十九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清末，初步形成西方现代医学。从事医学研究的人，就不是叫哲学家，而是叫科学家了。
也从此以后，西方人的思维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前是这样想就可以这样做，现在是我这样想了，就必须证明有没有想错，这就需要验证，一切以验证结果为依据，这就是科学。
我们现代的一切行为准则，也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思维基础上的。这是一次惊人的革命。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医学体系到清末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革命。中国仍然停留在：古代这样做没有错，我们为什么怀疑有什么错呢？
这就是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新的起跑点。
当西方已经进入实验科学阶段，我们仍然在经验就是真理的思辨体系阶段。
但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没有足够的能力发展自己独立的科学。
新中国成了以后，对中国医学也做过实验调查。
例如，对中医药的化学成分做过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大部分药材化学的成分与西方现代医学的学说原理是一致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药物成分与现代医学原理不符。
对于有严重迷信成分和错误认识的用药也进行了改进。
所以，目前国家公布的中医医药方剂，基本上是安全可靠的。这其中当然包括一些“祖传秘方”了。而今天的中医药方，与古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的中医药方虽然还是古代的药方，但是，经过了现代科学的保驾护航，是有科学依据证明的药方，所以，可靠性和安全性是更高了。
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中医体系，一方面是古代的优秀遗产，因为，漫长的历史临床实践证明是可靠安全的；一方面也有与现代医学不同的思想体系差别。
例如，西医越来越偏向“靶向治疗”的思维体系，而中国仍然是人体机制平衡治疗的一个体系。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可能“靶向治疗”体系的治愈效率要更高一些，而中医的治疗安全性更高一些。
如果是西医在走向微观的“纳米”医学，那么，中国的医学仍然在坚持宏观世界的宇宙统一理论。
我们在选择现代医学的时候，除了选择“靶向治疗”，还有人体机制平衡治疗体系，我以为这是中国人的福气。
那么，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中医虽然没有西医那么强势，但是仍然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种医疗选择。
例如，今年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就是一个人类没有有效医药可以使用来治疗的病毒。
但是，中国在这次抗疫情胜利斗争中，中医药帮忙很大，使得一些轻症患者，被中医药的治疗效果阻止在发展的前期，大大减缓了重症发展的压力，缩短了治愈时间，大大减缓了发展为重症患者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创造了世界抗疫情最佳成绩。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古代药方的价值。
据钟南山院士对中医药治疗效果的评价非常好，在抗疫情斗争中，中医药对轻症患者的治愈率在96%以上，这就充分说明古代药方是有效和安全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同样一副药，对不同患者的疗效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个别的效果与总体的效果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