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前，认识了一位朋友。姓唐。一位退伍的复原军人。那个时候，他在一家印刷厂上班。
小伙子长得周正、精神。只是那双眼睛过于秀气，仿佛装满了碧波盈盈的湖水。所以和他说话的时候，一般人不太敢盯着他的眼睛。
有时候单位印刷的材料需要订正，我就会去到那家印刷厂的编辑室，偶尔也会下到印刷车间，一来二去，和小唐成了朋友。休息的时候，会在一起坐坐。
在他的家里，我看到了一面墙的书柜。书柜打得很简陋，粗略翻了翻他的那些书，不少都是街边卖的十块钱的一本的盗版书。不知不觉来往了五年，99的时候，他所在的那家印刷厂倒闭，他下了岗。从此一别二十年。
前两天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过头，是一张黑红的布满风霜的脸，愣了半天，从那双眼睛上，我认出了这是当年的那个英俊的印刷工小唐。
我们各自给家里打了电话，走进了一家叫“方子肉”的临街小饭馆儿。小唐，不，是老唐。老唐完全没有了当年退伍军人的挺拔，脊背有了弧度，斑白的头发无声述说着岁月的流逝。我的心里除了有点惊喜，更多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世事沧桑的感慨。
外面的夜色越来越暗，隐隐有吹过的风声。我们两个碰了碰酒杯，好像要把这间隔了二十年的陌生一饮而尽。
老唐说：下岗第二年刚过正月十五，我就去了青岛。
心想：下岗算什么，老子我还年轻啊！那个时候，过了30岁，可我的心思还单纯得像个少年。想象着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自己的人生会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青岛，才发现，被时代裹挟着碾压在滚滚车轮下面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代产业工人不被上苍临幸的命运。
从家走的那天，天色很阴沉。我背起背包，背包里有一摞子书，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决绝的希望和决绝的信心。拥别粉嘟嘟的女儿，坐上了绿皮火车，一路奔向青岛。似乎那里除了一望无际湛蓝的大海，还有大海里深藏着的我没有边际的梦想。
下了火车，带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青岛火车站没有让我心生局促和紧张，举目四望，我好像回到了梦里多次驻足故乡，心里有一种阔别已久的安然和妥帖。
天边的云脚很低，一如来时东北边陲小城的滚动的浓云。脚步不疾不徐，我走向大海。渐渐的，我闻到了海的味道，辽远而又寂寞。一条笔直的颜色浓重的线出现在视野里，那条线上，还有不断飞起落下的一个个小小的黑点，像是一个个不安分的不时跳动的音符。更近了，原来这就是大海。那条线是海天相接的地方，一个个音符，是一只只不甘停歇的海鸟。坐在海边，天空越来越低，大海越来越暗，刚刚下火车时的妥帖与安然忽然就像望出去的茫然大海，没有了方向，也失去了尽头。
正月里海边安静得有些空旷。我就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直到不知是夜色吞没了大海，还是大海吞没了夜色。站起身，背起沉甸甸的背包，来到站前一家小旅店。
旅店很小，有烟熏火燎的记忆。一个房间上下床四个人，都操着和自己一样的东北口音。第二天一早，老板跟我说，你要离他们远一点，虽然都是东北人，你和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细细品味老板话里面的意思，原本我的性格里就没有多少热络的因子，也就谈不上和他们走得多近或是有意地保持疏离。一直等到在一家家中介找工作碰壁后，我才知道老板为什么说“都是东北人，你和他们不一样”是因为什么。不一样的是我们各自的年龄和长相，一样的是我们说的都是一口流利的东北话。那个时候，在那个曾是无数东北人故乡的城市并不接纳来自我们大东北的东北人。
最终，我在一个东北老乡的工地落下脚，跟他学习“跑电焊”。然后开始在各地做电焊工。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在山东*安泰**，需要爬上五十多米高的地方进行焊接作业。头顶上是八月太阳，脚下是看不到底工地。
中秋节在厦门，月亮那么圆，可是家乡的妻女那么远。我一个人坐在海边，看着月亮从海面慢慢升起，心里面汹涌着一片潮声。
在海拉尔郊外的工地，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似乎要把我们住的公棚掀翻，我紧紧裹住被子，也捂不暖从心底生出的寒冷……
老唐说得很平淡，我听得很认真。眼前的菜几乎没动，一整瓶的“大泉眼”见了底。
老唐说，我这是刚从赤峰回来，腰脱犯了，干不了活了，回来治治病。今年让“疫情”闹得出去找活不是很容易。
我无意间问起了他的女儿。老唐那一刻的眼神一下恢复了年轻时的样子，孩子挺争气的，研究生毕业了，在上海工作。听了这话，小饭馆儿里的灯好像忽然亮了许多。我的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主席的一句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冬夜漫漫，没有谁的人生是容易的，我们不过是一只只蝼蚁，在各自的被命运安排好的轨道上奋力奔跑着，老唐是这样，我亦如此。我想起了老唐家那一面墙的书，那些书可能没有改写老唐的命运，但是那些书，一定在某种意义上为他的女儿铺就了一条让老唐欣慰和骄傲的路。
走出小饭馆儿，空中飘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比较有规模的雪，我望了一眼走在雪中老唐的背影，不挺拔，却也不萧索，是一个中年男人正该有的样子――沉稳、坚定、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