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讲的是秦昭襄王依法不振灾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说明的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有功者受赏，无功者无赏，如果无功者跟有功者一样受赏，那么国家法治就会崩溃，百姓就怠惰。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清发之。
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
秦昭襄王年间，秦国爆发了一次饥荒，很多老百姓没有饭吃。丞相范雎向秦昭王请求开放王室林苑，让百姓进入林苑自救。秦昭襄王认为让所有百姓进入林苑自救，这是不区分有功者和无功者，都得到了国家封赏，这是败坏国法之举。与其败坏国法救灾，不如不开放王室林苑而保存国法威严。
秦昭襄王
《商君书.赏刑》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今行于天下。
韩非子没有记载后来的事情，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这些饥民大部分都活了下来，因为秦法治灾不振灾。如果说秦国面对自然灾害，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那么秦国的国力不会强盛，毕竟战国时代人口资源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秦国自然不会让灾害夺走太多的人口，否则如何国富兵强呢？
秦国面对自然灾害，主要有三种办法来治灾：一是依法自救；二是以工代振，三是借粮 缓 税。
战国时代，地广人稀，因此每户百姓都有良田百亩以上，且秦国水利工程技术先进，农田皆有水渠相通。秦国变法后，通过《军功爵》激励士兵在战场上立功受赏，通过《农耕爵》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说百姓种地种得越多、收成越好，那么他上交的粮食、徭役比例就越少，且达到一定程度后还有爵位可得。为了面对水灾和旱灾，百姓家家都有余粮，且藏在高山的洞穴之中，以备饥荒之年。
商君
在灾害发生之后，官府立即颁发应对政令，而后由灾区的亭长、里正们带领村人族人到未曾受灾的山林中狩猎自救，或到官府指定的生地垦荒自救，使百姓经过辛苦劳作而度过饥荒灾难，避免百姓因不劳获食而形成惰性。秦川谚云：治灾苦，食果腹；赈灾谄，受活散。说的便是这治灾比赈灾长人志气，使人精气神奋发不散，如同治病之苦口良药！
秦法治灾的要义，便是百姓不得私相逃荒而致民力流失，须得在官府政令之下由乡官率领实施；否则，连坐法令便会使邻里族人一体同罪。秦法虽然严厉，但老秦人却是凛然遵守毫无怨言。此中根由在于两条：其一是秦法公平，法不阿贵，老百姓乐见贵胄官吏与他们一体同法；其二是官府敬事，政令快捷，对天灾*祸人**之应对历来都是全力以赴。高效快捷的秦国官府是治灾理乱的保障，因此饥荒在秦国并不能形成大面积的人口死亡。
秦国大良造商鞅
除了灾前备粮、灾中开荒以外，秦国还有很多工程开展，以此养活受灾百姓。比如修建都江堰、郑国渠时，很多百姓都可以去工地上劳动，由国家提供口粮，劳动者一日三餐必饱。那些不劳动的人想乞讨都不行，他们会被官兵押解到工地或者荒山，强制劳动与生产。造谣生事者的疲民，办事不力的官吏，都会遭到法律的严惩，轻者将会四肢五官不全，重者则必然性命不保。
如果没有工程可做，那么灾民可以给*队军**运输粮草、修整营房、制造衣甲等等，帮助秦军做事，则按军中劳役发放军粮度日。秦国治灾的一个原则就是让老百姓有事做，有饭吃，既要防止老百姓终日饱食而无所事事，又要防止老百姓饥寒而死。古人云，无事生非，人一旦没事做，就会生出很多是非，谣言说法会四起，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安定。
都江堰
《商君书.赏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如果灾害持续时间很长，工程、*队军**里容纳不下所有的灾民，那么秦国政府会给灾民借粮和缓税。所谓借粮就是给灾民提供粮食，但是灾后得归还国家足额的粮食，且承担一定的利息，当然利息是极低的。另外即使是灾年，百姓们依然要承担完税的义务，该给国家上交的粮食、徭役一点不会少。只不过灾年缓税，暂时不征收，改在平常年足额补交，且分三年或者五年补交齐。
秦国治灾不赈灾的国法备受儒家抨击，被视为秦法暴虐的证据之一。然则秦国历史上多次爆发自然灾害，并没有大规模出现人员损失，在天灾面前根本没有*祸人**。后世儒家喜欢振灾，直接调拨国库粮食、银钱救济灾区的灾民，皇帝还会宣布免除灾区数年的赋税，结果导致了振灾不治灾的局面发生。贪污腐败在赈灾这一领域层出不穷，振灾成了一个肥差，大臣们人人都愿意去赈灾。灾区人民在面对天灾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祸人**，人员损失大幅度提高，甚至导致了农民起义。
古代赈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