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福建籍，女性，37岁，已婚，有一儿一女。
此个案从今年4月初就一直通过网络咨询，但效果不佳，5月份全国疫性得到较好控制后，坐高铁来杭州进行面对面咨询。
个案夫妻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创业，三十岁已经有一家当地有影响力的广告公司，个案32岁时有第一个孩子，35岁有了第二个孩子，自认为在夫妻之间感情很好，丈夫对其也非常相爱，但是去年开始因为自己父亲生病去世后，个案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不佳，丈夫也能理解，对其更加关心，但是至今已经一年，情况越来越不好：总是莫名其妙的害怕、紧张、焦虑、恐惧不安；失眠、多梦，总是梦到儿时被人追赶；拒绝丈夫关心，总是找丈夫各种不是，找理由与丈夫吵架，事后又后悔自责，丈夫也都选择包容与原谅。到了今年症状更严重了，夫妻俩争吵越来越多，深爱着她的丈夫精神也快崩溃，甚至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对于此个案，我原本想通过认知疗法进行咨询，但是几次网络咨询后发现效果不佳，于是，我果断使用的催眠治疗。
因为有多次网络咨询的基础，个案对我还比较信任，这为加深催眠深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安全，催眠过程省略）
通过催眠，“呈现”在个案“面”前的是儿时家里父母经常为贫困争吵，母亲经常骂父亲没用，不会赚钱；而父亲总是蹲在大门口一声不响的抽着烟，最后总是在父亲砸了身边的某件东西后离家，而母亲开始转向个案发泄不满情绪：一边委屈地哭泣一边骂父亲……原来问题根源在此！
精神分析祖师爷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即原始的自己，按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超我是人格中专门管道德的，遵循道德原则，时刻监督自己的言行，是本我的对立面。为了调和本我与超我的关系，就出现了自我，遵循实现原则，它既压抑本我的冲动和欲望，也规范超我的力量，让彼此之间保持相对的稳定，如果三者之间无法协调，就会产生心理问题或人格问题。
我将个案诊断为道德性焦虑。道德性焦虑是由超我引发的，是个案良心上感到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违背道德标准而产生的焦虑。即因超我受到约束而产生的焦虑。如个体因害怕自己的行为违反道德标准，常预先在心理上感到威胁而产生焦虑。一种因良心不安而产生的焦虑，是自我对罪感、羞耻感、自卑感的体验。道德性焦虑来源于与自我理想不相容的行为或想法，这些行为或想法因受到良心的惩罚而产生羞耻感、自卑感或罪感。作为自我与超我的冲突，道德性焦虑纯粹是一种内心冲突。
在本案例中，个案原生家庭受到贫困问题影响导致父母争吵不休，给个案留下了极不安全的成长环境。在其潜意识里留下了要努力赚钱让父母少为了钱而争吵的想法。当自己成家后，虽然父母已经不像儿时那样为了钱而争吵，但是这段痛苦的记忆只是被压抑着，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当自己父亲去世后，个案意识到母亲一个人生活会更辛苦，这触发了其潜意识里的被压抑着的超我。个案的超我不允许自己日子过得很幸福，而母亲过得苦日子，这让她感到内心自责、内疚，甚至有罪恶感，但这种负性感受被个案压抑着，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导致个案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找丈夫各种不是的原因。只有个案不断找丈夫的各种不是，就会与丈夫发生矛盾冲突，让自己生活的痛苦一些，虽然帮不上母亲，但可以与母亲一样生活痛苦，心理的天平才会平衡一些，内心就会更好受一些，不会有强烈的内疚、自责甚至罪恶感。
通过催眠，找到了个案与丈夫产生矛盾的根源是其原生家庭，并不在丈夫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争吵个案总是后悔不已，但又控制不住找丈夫各种不是。夫妻俩最后商量了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后，个案丈夫说从杭州回来后，夫妻俩再没吵过一次架。
本案例中，我运用催眠技术更容易得到个案深藏在其潜意识底下被压抑着的问题根源——当然，除了催眠还可以用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技术，只是我比较擅长使用催眠而已——这就是很多心理咨询使用一般心理疗法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我比较喜欢用催眠对疑难心理问题开展咨询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一个人可能并没有做任何坏事，只因为心中有某种念头与自我理想不相容，就会产生强烈的道德性焦虑。在这个意义上，道德高尚的人往往比道德败坏的人更容易产生道德焦虑。在弗洛伊德看来，良心不过是超我的内化、对良心的恐惧即是对超我惩罚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