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
作者 李旭光
1980年6月，我从前郭县民政局下派到木头站公社，任纪检干事。两个月后的*党**代会上，当选为公社的纪检委员。由此，开启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基层工作历程，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农村那场由生产队“大帮轰”到农民“大包干”的变革。当时，前郭县从县直机关抽调一些“以工代干”身份的年轻人，经过组织人事部门审查、考核、短期培训，下派到所辖乡镇，遂由工人身份，录用为国家干部。这既解决了为机关“消肿”和混编混岗问题，又为乡镇机关充实了来自城里的新鲜血液，还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以工代干人员干部身份，为县里储备了人才、锻炼了干部。可谓一举多得。张洪泉，时任木头站公社*党**委书记。张洪泉书记有过县委农工部工作的经历，重视且擅长农村调查。1980年夏秋间，多次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公社包队的干部，在全公社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并组织所有参与调查的同志听取调查汇报。会议室很大，有两三百平米，在公社大院前面一趟房子的紧东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二库大队高士忠承包生产队屯边“猪嘴地”种高粱的调查。负责调查和汇报的是文化站负责人姜秋。一起调查的还有与我一起下派到公社工作的刘彦斌。在姜秋汇报时，张洪泉书记不停的打断汇报，追问、深抠更为深入、更为详细的情况，搞得五十多岁的姜秋很窘迫，用手绢不停擦汗。因为张洪泉书记此间曾经陪同县委书记哈斯巴根到二库做过调查，又有其它信息渠道。而哈斯巴根书记对这个典型又非常感兴趣，临走时一再嘱咐张洪泉书记，要对高士忠的典型做完整、深入的调查。二库大队在公社所在地及长白公路以西，引松花江水济查干湖的运河以东。1980年春天，生产队包给高士忠一块屯边地。这块地因为靠近屯子边缘，处在村落与田野的过渡、缓冲地带，容易被鸡蹬狗刨、畜禽祸害，一般很少有收成，被人们称作“猪嘴地”、“鸡嘴地”，是生产队耕种土地中包出去很小的一部分，只有9亩地（一垧地10亩），其它更多的地（多少垧?），还是大帮轰方式由社员集体耕作。当时，生产队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猪嘴地包出去，既满足了上级要求，又不影响生产队的收成。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块屯边地一经包给高士忠，竟然化腐朽为神奇般成为一块宝地。高士忠当时就是生产队种地的好把式、高手。承包了这块地之后，为了防止畜禽祸害庄稼，动员全家人，围绕地边挑了一条很深的壕沟，使得牲畜、家畜都被挡在壕沟外。又在挖壕沟堆起来的土墙上插满荆棘，使家禽无法飞到地里祸害庄稼。从而形成一道保护庄稼的藩篱。为了便于照看地里的高粱，高士忠把自己住的房子后山强掏开一个洞，安上一扇窗，坐在屋里的炕头上，就能看青、护秋。小孩子们也就不再到地里玩耍。伏天雨勤，又赶上高粱孕穗，如果高粱穗的包衣里灌进去的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影响高粱孕育、授粉。高士忠就和媳妇横扯着绳子，两个人各走一条垄沟，绳子把高粱秆拉弯后再弹回去，从而甩出高粱包衣里面兜住的雨水，解决了高粱孕穗期的灌包问题。加上精耕细作，多铲多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9亩地打了1·2万斤高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产量，而且，又是在牲畜、家禽口中夺粮，能有这样的产量，当时谁也没想到。更有价值的是，庄稼把式高士忠包高粱引发了人们对“大帮轰”和“大包干”的对比与思考：高士忠不辞苦劳开掘壕沟等田间防护工程，不惜损害房子寿命把山墙掏出窗户，全家总动员，起大早、贪大黑、出大力，以致改变了几十年形成的生产、生活节奏，投入无法计算的人工、资金、劳动时间、精力等，成为真正被激活的、能动的经营主体，生产的积极性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仅仅在于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也印证了联产连心的道理，承包者真正把种地、打粮、增产增收等，完全当成自己的家事。这年秋天，我被公社派到经济比较困难的二龙山大队做包干组长。当时，大队书记赵景林由于身体原因，主动要求去职，回到姜家围子休养，周保安、刘明友先后接任大队书记。团委书记张子华与我一道包二龙山。1981年春，我被派到三马架大队做包干组长。三马架是经济条件好、干部素质高、班子稳定的大队，3个自然屯，8各生产队，劳动日值高的生产队每天收入4元多，差的也有1块多钱。这一年春天，三马架6队队长，大队书记王春林的弟弟王春和，承包了一块位于机电井旁边的3亩多地种玉米，获得了高产，引起轰动。实际上主要抓住早种、保苗和大水大肥等环节。主要是合理密植，保证留足苗。所种的玉米是吉单101品种，适合密植。王春和把每株玉米的间距控制在4---6寸（约25公分），使垧保苗达到3万多株，3亩多地留苗1万多株。再就是早播种，4月7号开犁下种，保证充分利用无霜期。三是大水大肥，下足底肥（二胺），灌了三遍水；3铲3趟。到年底，3亩地收获14700多斤玉米。*析王分**春和夺得玉米高产现象所蕴含的道理，重要的是，揭示了大包干挖掘、整合要素的能力，使原有的的耕地，原有的劳动者，依靠自己，而非上级的督促，利用了诸多集体经济以外的，新的、更多的资源资本和生产要素，这不仅远远超出当时生产队的普遍投入水平，更超出集体经济整合要素的能力，又不必由生产队承担相应的财务成本和其它负担，看似无形中为充分挖掘、利用社会资源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一年秋天，县委组织农村政策方面的专家下乡专题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常万海书记带队，梁俊卿参加。本来内定重点解剖平凤公社的典型，中午只是路过木头公社打尖，却被张洪泉书记早已总结的高士忠等典型所打动和挽留，遂把吉普车停到公社大院，在木头站安营扎寨。常万海书记还说，一路调查研究，看到一所所生产队破败不堪的队房子：有的甚至房顶上都露出了檩子、椽子、房箔，连个像样的门窗、院墙都没有，使其不胜感慨：集体经济留给人们的究竟是什么形象！后来，县农业局宁广德局长又蹲点木头站，专门总结生产责任制经验。这年冬天，全县两级干部会议召开前，县委农工部长刘云庆率杨克信副部长到木头站公社调研，指定由三马架六队出具一份“模特”材料，即包干到户合同及做法的样本。因为在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时，特别是在组织实施的签具责任书时，面上的推广还缺乏经验。为了回避在三中全会前已经被搞臭了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革文**期间以“三自一包”受到批判和讥讽）等提法，还将大包干称为“联产到劳”（即只承包到劳动力）。但实际上，只要把土地包给了劳动力，包给了社员，就等同于包给了家庭所有成员即农户。这看起来不过是文字游戏，却反映出纠正极左路线影响的艰难。然而当时，尽管全国各地已经有许多实行大包干的地方，特别是南方，已成燎原之势，但在东北的一些地方，依旧死气沉沉，如同暴风眼。在当时传达省、地、县各级重要的会议精神，就有领导干部讲：“我们这里坚决不搞大包干那一套”！有些基层干部一时在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还发出一些牢骚：“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有文章针锋相对的讲：走错了，就要退；为更好更快的跨跃，也要退……。在1982年召开的全县两级干部会议上，介绍并印发了木头站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当时，松原市还没有成立，前郭县仍隶属于白城地区行署，白城地委*党**校、地委机关报都对木头站经验加以介绍。这些都表明，以高士忠为代表的大包干经验，已经得到领导机关的肯定、支持、推广，为一方改革提供了启示。应该说，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发展，在根本上决定其存在的价值。而检验的标准，最终要取决于社会实践及社会效果，更要考量人心向背。高士忠包高粱地，使少收、无收的猪嘴地、鸡嘴地，变成丰产、丰收的良田好地；王春和在机井旁种玉米，通过整合资本资源，加大投入，使稳产高产田的潜在生产能力，变为现实生产能力等，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包产到户可以更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更充分挖掘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资本、要素，可以更好、更快、更为可靠地增加粮食产量、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也正是这些元素，孕育出“大包干”取代“大帮轰”的历史必然性。当时，有一首民谣式的歌中就唱到：一样的山，一样的水，一样的锄头一样的犁，只因为搞了大包干……云云。值得思考的就是这些对比：为什么诸多一样的东西，只是改变了政策，就化腐朽为神奇？至少说明，当人心思治、人心思变、人心思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时，调整生产关系，推进社会变革，就会重整要素、重整河山，就顺应人心和历史潮流的发展。换言之，如果让几亿农民重走回头路，再搞大帮轰那种理想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再搞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再搞简单图解共同富裕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再搞标志短缺时代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还有必要吗？还有可能吗？还能行得通吗！时隔四十多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9月中央下发的75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有两句话使我铭心刻骨：“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就是以这两句话所代表的思想，点燃了几亿农民创造力，为基层干部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发放了“准行证”。 附：《作为背景的故事----我的故事》1980年夏天，我从前郭县民政局被派到木头站公社。之前的1977年6月中旬，因为退伍军人的工人身份，被分配到民政系统所属的事业单位“收容遣送站”，遂作为“以工代干”人员，抽调到县民政局，与乌尤图老大姐坐对桌，协助徐亚林做优抚工作，因为年轻，经常会协助老同志做一些临时性工作。“以工代干”，是*革文**期间的一种机关混编、混岗现象，当然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却不能从制度上解决机关的干部来源，因为人员参差不齐，也不能顺理成章解决以工代干人员干部身份。当时，有的人还会在背后指指点点：“什么以工代干？就是臭工人！”县民政局机关当时由从大山公社调任的赵之友局长主持工作。*文斌李**对父亲说，赵之友爱学习，对新事物接受快，写一手好毛笔字，非常孝心……。后来，赵之友调回组织部，落实老干部政策的郭芳森任局长。郭芳森局长是抗战老兵，老八路，山东人，口音很重，对我呵护有加，又非常器重。在郭芳森局长任职期间，我受命主持完成了全县优抚对象普查，主持完成了全县敬老院调查，主持完成全了县农村救灾、救济调查，了解到相关的社情*意民**，形成了改进工作的意见。1977年退伍时，我核定工资为37元，1979年晋升为42元，到1985年工资套改，才重新核定、晋升为68元。1979年6月，我以工人身份，与在新庙镇中心校教书的妻子完婚，两地生活。直到一年多之后，在县委宣传部文教组长杜淑芬阿姨的帮助下，妻子调回县城，安排在前郭镇中心小学教学，当班主任，后来，作教导干事。妻子1977年在通榆师范学校（理2班）毕业参加工作，执行事业编制，干部身份，核定的工资36·5元，比我少了0·5元。当时前郭县直*党**政机关不超过300人，以工代干的年轻人就更少，50人左右。1980年6月，县委组织部会同县人事局，在以工代干人员中选择条件好的46人，在县委三楼会议室短期培训。其中就有王荣禄，被派到长龙乡任武装部长，后来成为我的挚友。在各单位摸底调查上报时，不知什么原因，我被单位漏报。人事局田徳茹局长从3楼跑到1楼，向我们单位询问原因。此时，赵之友局长已调回县委组织部，承担干部工作方面拨乱反正的繁重任务。局长郭芳森找单位经办人员追查原因，迅即补报，又亲自到三楼去说明情况。两位局长前辈在楼里急匆匆跑上跑下，深怕我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大概一周左右，培训结束，办理各种人事调动手续。与单位辞行那天，收容遣送站的同事一起聚餐， 我酩酊大醉，在单位过的夜。大约在1977—1978年间，按上级部署，县里还搞过“揭、批、查”运动。一时间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的走廊，贴满、挂满了大字报，主要是清算1976年县里开发的“引松工程”（即引松花江水灌注已经接近干涸的查干湖运河开凿工程），有些纯属于人身攻击，充斥不实之词。县委的负责同志赵凤山（阿古拉）、常万海、付海宽等，还被办了“学习班”，闹得人心惶惶，无意于工作。回想起来，前郭县民政局是我退伍回地方工作的第一站，是我学习、熟悉优抚和社会救济工作的最初学校。而从民政局下派到木头站公社，转为国家干部，则使我抓住了*革文**后县里第一次大规模录用干部的机会，其中所包含选拔、锻炼、培养、储备干部等寓意，不言而喻那还是短缺时代，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下乡报到那天，我骑着一台 红旗牌自行车，蹬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公社所在地。身上穿的衣服也打着补丁。考虑乡下不比城里，刻意挑选在民政局时已经不再穿的稍稍旧一点的衣服。那天夏雨初霁，略窄的公路上，坑坑洼洼的还汪着水，少有车辆驶过。公路两面的风光，惜无心欣赏：水稻的畦堘，旱地的田垄，草原的告天鸟，林莽的绿婆娑……。第一次吃派饭在姜家围子大队。担任包干组长的武装部长、*党**委委员老陈带着我逐个生产队看雨后的苗情。自行车瓦盖被粘土糊住，推都推不动，不得不连推带扛。一个上午走下来，衣服都被汗水溻透了，累得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被派到一户大队附近的王姓人家吃午饭。家里只有主妇，为我们两个人贴了玉米面饼子，又在房前的菜园子里劈了几片巴掌大小的白菜叶子，用小蝶化了些咸盐水，蘸着菜叶下饭，连大酱都没有。这是我一生里唯一一次吃白菜叶蘸盐水。因为饿了，我吃了一个半的大饼子。大饼子很厚，有三四两，不是发面的，吃着就像夹生面，只能是干噎。下午继续看苗情，回到屯子里又饥又渴，心里在想，晚上至少要吃两三个大饼子。没想到，晚饭端到桌子上的是苞米碴子粥。当时吃派饭，要大队通讯员临时通知，住得久了，会在屯子里一条街、一条街的挨家挨户轮流派给社员，开始，每顿饭交1毛钱，4两粮票，后来，中午和晚间各增加1毛钱。每顿饭后把钱和粮票留给社员。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1985年工资套改。1980年8月，在公社召开的*党**代会上，我当选为纪检委员。是年，我被调整到二龙山大队任包干组长，团委书记张子华与我一道包二龙山。开始是赵景林担任大队书记，因为身体不好，赵书记自己提出来辞去书记一职，由周保安和刘明友先后接替。大队会计姓马，叫马忠喜。二龙山大队地处木头西北与姜家围子中间，既不靠近公路，又不临江，耕地贫瘠，经济条件比较差，社员生活比较困难。就连大小队干部，甚至大队书记赵景林，都穿着补丁罗卜丁的棉衣，人们苦于找不到摆脱贫困的的路子。晚上到生产队参加社员大会，宣传中央75号文件。大家讨论怎么样搞农业生产责任制时，社员们没有深思熟虑的发言，你一句我一句的嘣，听不到完整的意向表达。一方面，这是人们在大帮轰条件下，已经习惯了听命于干部的安排，关键在于选好干部；另一方面，长期执行极左路线，动辄抓辫子、打棍子，禁锢了人们思想，使人们形成可怕的心理暗示，把大包干看成是（被一些人描绘出的）魔鬼和洪水猛兽，既不敢接受大包干，又对大帮轰的前程很迷茫。队房子是大筒子屋，外门冽阖着，挡不住寒风，人们随便出出进进，也没有锁和门栓；紧贴着外门是一道间壁墙隔开，进门后有南北两铺大炕，窗子既小又破还脏，地面凸凹不平，散落着杂草、烟头儿等杂物，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时，就在队房子里，坐在炕上的不脱鞋，在地上的没有板凳坐，屋子里弥漫着旱烟袋燃起的*草烟**味。到了冬天，各家各户都是两顿饭。每天晚上开完会回到大队部，肚子里早就空空如也。大队马会计不时地将我和张子华领回自己家吃晚饭，可以吃到炒鸡蛋、粘豆包，还不收我们的钱和粮票。但那时大家都不宽裕，就感觉过意不去。冬天夜长，马会计帮我们找来一些苞米粒子，烀熟之后，再放进大铁锅在砂子里翻炒，成为爆米花。砂子有时会粘在爆裂的玉米花上，但晚上饿时，就感觉不出来了。1981年春，公社调整干部包队分工，我被分到三马架大队任包干组长，团委书记张子华，新分配毕业生马宪军，公安助理史书增，派出所长孙克才等，也是包干组成员。三马架大队经济条件好，大小队的班子都很强。王春林是大队书记，刘明军是大队长，副书记王文章，副大队长兼大队会计付永军。他们都正当盛年，且在任上多年，个个都非常干练，又有群众基础。付永军的女儿是大队小卖店的营业员。当时，包干的公社干部多把家安在乡下，家里有烧柴的炉灶。即便是家在城里的，也是住平房，有柴灶，烧柴用的庄稼秸秆，要由所包的生产队提供，还要由所包的生产队“串换品种粮”。所以，一如公安助理、派出所长这些本就不能包队的干部，也要分派到大对包干。“串换品种粮”，就是吃供应粮的公社干部，在所包的生产队买一些谷子、糜子、小绿豆一类杂粮杂豆。因为杂粮杂豆要限量供应，比起生产队的新粮，口味要差不少。三马架的谷子，八郎的糜子当时远近闻名。公社干部包队，作为一般干部，主要任务是帮助大小队干部催种催收，落实上级部署的任务，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作息实行“五十制”，即半个月时间内，在大小队工作、吃住10天，集中回到公社工作3天处理业务等，休息2天。每天起居随着社员。春夏农忙时，早晨两三点起床，下午六七点收工，晚上有时参加大小队会议。当时领导机关对农村的工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和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抓的具体，不仅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的创造力受到限制和压抑，也把干群关系搞得很紧。记得一次白城地委书记在电话会议讲话，事无巨细地要求，夏锄期间，动员二线妇女出工，“刀剜苗，手提苗，谷子留鸡爪子苗……”三马架大队有3个自然屯，8个生产队，劳动日值以10个工分计算，在1---4元钱之间，应该是全公社收入水平最高的。经常在大队住的只有我和张子华、马宪军。春夏之际，特别是备春耕的三四月份，公社要求早播种，抢在4月7号开犁。因为用地温计实测，到了4月7号，地温和机电井抽出的水，一般都可以达到播种玉米所要求的摄氏8度。而只有坚持早播种，在无霜期很短的东北（120多天），才有可能使用生长期常、相对高产的优良品种。而许多农民理解这一点，还在家里猫冬，不愿意早开犁，更不愿意在早晨两三点钟天不亮就出工。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利益不直接，人们缺乏积极性，总觉得在生产队里多干活儿，自己吃了亏。为此，我们每天要骑自行车往返3个自然屯，看到大小队干部到位、社员出工后，才回到大队住宿地盥洗，吃早饭。余暇时光，多用来看书。下乡前，我在县里的图书馆有借书证，编号为344，副县长刘升的爱人常帮我选图书。在结婚前，巴尔扎克，司汤达，大小仲马，福楼拜，哈代，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文学巨匠的名著，几乎都读过。在公社期间，则主要向自修文化转变，因为*革文**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5年级。后来虽然说是初中毕业，却没有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农忙时节，群众对派饭有抵触，主要是影响农事和家务。因为年轻的女社员也要出工，在生产队赚工分。我遂和大队书记王春林商量，在大队小卖店的厨房给我们开了小食堂，大队给一些补贴，小卖店付永军的女儿给我们做饭。回到公社时，在机关食堂买餐卷或记账用餐。中午吃饭的人多一些，早餐、晚餐，就只有我们几位家在城里的“住宿生”用餐。有*党**委副书记兰春蔚，*党**委组织委员李长青、宣传委员谷景文，团委书记张子华、马宪军，民政助理范云才，计划生育助理李景州等，食堂大师傅张凤林。食堂有时会擀面条，吃打卤面。公社机关大门的西南侧就是小市场，看到有新鲜的、特殊的鱼，我们住宿生就会有人出钱，买几条回到机关食堂炖上。木头站既临近松花江，又靠近引松花江灌注查干湖的运河，运河到冬季冻不透，有大鱼藏在冰底下越冬。还有灌区排水总泄干（五泄干）流过，有归公社所有的黑鱼泡渔场，盛产各种鱼类。特别是运河的大鲫鱼，黑鱼泡的黑鱼，五泄干的鲤子，疙瘩窝棚（靠松花江边东兴大队）的嘎牙子，久负盛名。到了晚间，大师傅张凤林会想办法撺掇大伙儿喝一点白酒，食堂里备有散装的“小烧儿”（小酒厂、小作坊烧制的白酒），要自掏腰包，用现金。常常是今天你买点，明天他再买点，大家轮流花钱买鱼、打酒喝两口酒。当时公社还没有电视，*党**员、干部又不许打麻将，还经常会停电，晚上在食堂就着酒，可以打发寂寞时光。回过头来看，农民群众对上级安排吃派饭一直抵触，搞小食堂又加重农民负担；大小队干部对简单的行政命令、催种催收的领导作风反感等，说到底，是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的改变已经提到了日程。1981年，公社组织各大队和公社干部到奔不来大队，在地头召开现场会，主要是参观一块试验田。是一块玉米种子对比试验田，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帮助搞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地头上的那一段：把几个品种的玉米在一块地里播种，垄挨着垄，各个品种的玉米都种了几条垄，水、肥、田间管理同样对待，以对比同一生长期内，各种种子基因所释放的比较优势，以及在当地的适应能力。在地头一看，苞米的身量有高矮、青黄，苞米棒子有长短、粗细，苞米粒子有大小、深浅，粮食的成熟度的表现等，都一目了然。现场会上还介绍了植物栽培技术。记得做对比实验的玉米，有吉单101，吉单102，吉单104，吉双83、84等品种。第二年，对比实验田里表现好的品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很快就在各队得到大面积推广。这次现场会给我打烙印的是：事实最有说服力，比较出优劣。对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而言，只有真正看到的东西，才能相信，才会理解，才能自愿，所以，典型示范、引导作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基层工作方法。在三马架包队时，一年多里，大队发生两起刑事案件。一件是大队的小卖店遭到抢劫，劫匪用刀从身后砍女服务员的脑袋，姑娘的大辫子救了一命。后来一直也没有破案。另一件，大队长刘明军家的柴草垛被人放火点着了。后来搞清楚，起因是搞村屯改造，引起一些人的怨恨。纵火者用自己亲属孩子的作业本写了一张恐吓的条子，留下线索，使案件得到侦破。1982年春节前夕，已经封湖多年的公社黑鱼泡渔场要打冬网。那是我第一次操冰川子凿冰、拉大网冬季捕鱼(冰川子很沉，凿几个冰眼，就大汗淋漓，一天下来，累得浑身直突突),也第一次见识了渔把头是怎样选窝子，用扳杆子在冰底下穿杆子、走网。接连打了两天网，网网都是空的。第三天是腊月二十九，出现红网，打出三万多斤，多是鲤鱼、鲫鱼、草根,也有一些黑鱼、鲇鱼。大家都异常兴奋，顾不得冰雪泥水去捡鱼，见证了所谓“鱼红眼儿”。管理员用几个花篓，把大个头的鲫鱼挑选走，鲫鱼都是两三斤重。晚饭后公社用大解放车送我们回城，把分到的活鱼带回家里过年。坐在大解放的敞篷车厢里，就要把鱼带回家，我们都很兴奋。车跑起来还带着风，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中，一点都不觉得冷。除掉心情，还因为那时年轻，穿的也很厚。我穿的是一件短羊皮大衣。晚上到家已经八九点钟，连忙把分到的鱼倒进大洗衣盆里，分出一份，送给老岳父、岳母。当时，无论在大队，还是到公社，冬夏都是睡火炕。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几乎公社所有的办公用房都形同虚设，人们挤在唯一烧火墙、火炕、火炉子的秘书室，不愿意到自己清冷的办公室。公社的农电所和招待所都有火墙、火炕、火炉子取暖，干部回公社开会住宿的人多时，也到那些地方去找地方过夜。记得有一次实在找不到睡觉地方，我和几位住宿生到公社招待所开个房间。屋子很小，又低又矮，烧着火墙。想不起来是谁问我：以后能不能多往家跑几趟，多在家呆几天？意思是我太守规矩，家庭观念不强。我说，我是为了早回城，所以才少回家（指不请假、少请假），就是要早一点干出头来和家人长久团聚。要是混日子，还舍家撇业到乡下干啥？换言之，我和他的想法其实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我是从大处、从长远着眼，显得更为理智。1981年秋，木头站公社的生产责任制出了名。初冬时节，县委农工部长刘云庆率员来到木头站。刘云庆是前郭县农村政策研究的顶级专家，思路清晰，语言表现力强，对新的事物特别敏感，概括又非常精到。晚饭安排在公社大门前的奔不来大队冰棍厂，张洪泉书记叫上公社副主任时运江和我陪同，炖了现杀的鸭子。刘云庆部长可能之前了解到一些情况，酒桌上对张洪泉书记说，要选调我到农工部工作。之前，民政局皋娃局长，政府办公室白明喜主任，纪委王喜才书记也有此类过动议。刘云庆部长为此还多喝了不少酒。 这次调研，刘云庆部长嘱木头站公社准备一份材料，作为即将召开的全县两级干部会议上的“模特材料”。即将三马架六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和责任书的样本，印发各与会人员。材料起草完毕，张洪泉书记派我送农工部审查。刘云庆部长看后说，挺好，就这样。只是在合同里，没有规定种子粮的安全水分。 1982年春节，我去赵之友部长家看望老领导。聊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听我谈在公社工作期间的见闻。他对我说，应该考虑让你回机关工作了。对赵之友部长提出要调我回城的话，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觉得很突然。是乡下的日子过得太快，也因为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身心融入到木头站公社，暂时忘记了回城这回事。 1982年正月初六上班，公社干部例会。前趟平房东头的大会议室，烧着大铁桶改装的火炉子，苞米瓤子的火燃烧很快、很旺。通讯员“老臣子”（老臣子姓张，原三马架通讯员，被公社选调）跑到会议室，打断正在讲话的张洪泉书记，请他到秘书室去接电话。电话的声音很大，满走廊都能听到，是县委组织部干部科通知，调我到组织部工作，还要求正月初十报到。张洪泉书记接电话通知时很不高兴，说了一些气话：还让不让我们干了……云云。一边在秘书室转悠的管委会主任张长友叨咕道：大红鲤子、大草根、大鲫鱼都走啦，就剩下我们这些鲇鱼球子、泥鳅够子、小老头鱼儿（松江鲈，当时不为人们待见）还在这里……。 从1980年6月，到1982年2月，屈指数来，我在木头站公社工作了整整20多个月。木头站，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和人生的重要基石。在这个经历中，使我真正了解到什么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知道了基层干部的不易，农民生活的艰苦，群众工作的价值，调查研究的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我亲身经历了农村那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我从中看到*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生机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1年10月29日起手写，11月5日早课打完字（穗城）。
2021年11月8日，请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兰春蔚（后任公社*党**委书记，前郭县副县长，松原市粮食局长）帮助订正。2021年11月11日，再修改订正。
李旭光简介
祖籍山东，吉林松原人，军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职于乡、县、市（地）、省*党**政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刊于《光明日报》、《作家》、《大家散文》、《诗选刊》、《散文选刊》、《语文主题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等书报刊，被《学优网》、《第一文库网》等语文学习网站眷顾；《查干淖尔之冬》发表于《大家散文》、《人民日报》，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中华典籍引领我的生活》，获《光明日报》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奖征文优秀奖；《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与查干湖沟通的文献与图舆》，在全国辽金史年会宣读，刊于《东北史地》，收入《辽金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
楷书《金刚经》入选首届华珍阁杯全国书法大赛；楷书《盂方·盂圆》获建国七十年“翰墨云桥杯”全国书画邀请赛优秀奖。
《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辽地春捺钵》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