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长文创作季#
韩复榘（1891～1938），字向方，河北霸州人。1910年投效军营，因作战勇敢、兼通文墨，为冯玉祥所赏识。此后长期追随冯玉祥，是冯部“十三太保”和“五虎将”的重要成员。先后参加过1924年的北京*变政**、北伐战争。1929年因与冯玉祥龃龉，韩复榘背冯投蒋。1930年中原大战时，韩复榘任蒋方“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进驻山东，不久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刘珍年（1897～1935），字儒席，河北南宫人。初隶奉系李景林部，后投奔张宗昌直鲁联军，属张敬尧部。1928年，北伐军攻至济南，刘珍年统率鲁军残部开往胶东，开始自立门户，自称军长。不久，刘珍年在胶东改旗易帜，接受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番号，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不久又改编为第二十一师，有时亦以第十七军自称。驻地在烟台及胶东蓬莱、福山、黄县、招远、栖霞、文登、掖县、莱阳、牟平、海阳、荣城、平度等12县，在财政、军政等方面自行其是，是地地道道的“胶东王”。
“山东王”韩复榘视山东为势力范围，在反制南京中央渗透控制的同时，力图统一山东。韩复榘在成功驱逐东北军在青岛的势力后，与刘珍年矛盾渐趋尖锐。1932年8月，韩复榘挥师东进，向刘珍年部发动进攻。9月17日，双方激战于昌邑、掖县、平度等地，韩刘之战正式爆发。
国民政府获悉韩复榘军事行动后，最初态度颇为强硬。蒋介石告知何应钦，如韩复榘一意孤行，“决从严制止，不必顾虑也”。同时，令戴笠、徐恩曾迅速收集情报，“对德州至临城一带布置情形详报并令全力活动”，“速派鲁籍人员密赴济南、兖州、*安泰**、临城、临沂、曹州、潍县各处详查驻*队军**番号与兵力”；令蒋鼎文集中第九师，“应即集中，对德州以南，平浦路各要点须多派员查察兵力，并速准备，以备万一”；拟以朱培德、沈鸿烈、张苇村等人为查办大员，“以彻底查办为宜，以戒悍将骄横，稍树中央威声”。
态度强硬是国民政府对韩复榘无视中央权威的本能反应。一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国民政府迅速从强硬态度后退。1932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蒋鼎文：“鲁事决和平解决。”所谓和平解决，就是作为中央政权的国民政府以中间人身份居间调解。当日，国民政府提出解决方案：“第一步撤退两方部队调回原防，恢复原状”；“请中央就近派员赴掖，严令刘师长（指刘珍年）静候中央之处理，对第三路（指韩复榘部）撤防时不得前进冲突”；“另派公正同志如张苇村兄等前往监察后再定第二步之处理”。
战争双方韩复榘、刘珍年虽均同意南京中央居间调解，但并非无条件接受其命令，而是希望以南京中央的名义实现自己的意图。韩复榘的目标是赶走刘珍年，“已下去刘万分决心，不半途中止”，希望南京中央明令调离刘珍年。韩复榘的要求看似简单，但南京中央调离刘珍年并非易事。以往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不调离刘珍年，是蒋介石以刘制韩，是两种实力对峙与牵制策略的一贯运用。在蒋介石的权术中，这种策略使用并不显见，但并非所有两种实力对峙都是这一策略的结果。
实际上，国民政府虽是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对于地方实力派却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对于盘踞胶东多年的刘珍年，国民政府并不能以中央一纸电令即可轻易调离。故蒋介石对于韩复榘所请，反复强调“必须当事者确有接受命令之诚意而愿切实奉行之，方克有济”，否则“不惟增当地之困难，或且涉及中央之威信”。并不无嘲讽地对韩复榘说：“设身处地，当能计虑及之。”强调刘珍年未必奉行中央命令并非蒋介石之托词。蒋介石在指示何应钦处理鲁案时指出：“调刘珍年部队离鲁，中本有此意，但刘此时是否愿意他调，尚不可知，且调至江西，刘必更不从命，如令出不行，则中央不惟失声威于天下，而且失信于部下”，调刘珍年离开山东可以“设法进行”，但不能“贸然下令”，“电询其对方刘珍年之意见，乃可决定”。这实际上是代表中央的蒋介石与代表地方的实力派打交道遵奉的游戏规则：先私下征询意见，取得同意，再以中央通过程序下达命令，“盖为使命令有效及维护中央威信，计不能不经此一番手续”。
在韩刘之争中，刘珍年的诉求则是南京中央对韩复榘进行制裁，以确保其胶东地盘，并以韩复榘军事行动有冯玉祥与广东的背景来促使蒋介石采取行动。[8]熟稔地方实力派行事规则的蒋介石明白韩复榘更不容易对付，“对韩复榘严重制止，已非一次派员调解，几无效验，姑待韩以后动作能否尊重中央命令，再定办法”。
在国民政府处理韩刘之争的过程中，“皓电”是一个关节点。透过“皓电”引发的争端，可进一步窥视国民政府对于地方军事冲突的态度。1932年10月18日，在山东代表国民政府调停韩刘之争的蒋伯诚致电蒋介石称：“拟请调令韩部撤退至潍河以西，令刘部暂驻某某县，其中间之某处某县暂由地方团警维持治安，双方静候中央处理。”“韩表示如此项第一步做到，则第二步处置愿与刘同时调离山东。”蒋伯诚电表明，所拟四项调解方案是韩复榘同意之结果。10月19日，根据蒋伯诚电，国民政府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名义发布“皓电”，提出四项解决方案。其内容如下：
（一）第三路（韩复榘部）驻胶东部队及由胶东以外所调民团，自即日起撤回潍河以西原驻地，限俭日（10月28日）以前撤完；
（二）第廿一师（刘珍年部）暂驻福山、掖县、莱阳、栖霞、牟平等五县及龙口；
（三）第廿一师原驻之蓬莱、招远、黄县、荣城、文登、海阳、平度等七县，由各该地方原有团警维持治安，暂不驻军；
（四）移防后应各整饬军纪，静候中央处置。
然而，“皓电”发出后，韩复榘并未遵照行事，发出“皓酉电”称：“原拟号日（10月20日）开始撤退，无如胶东人民自动驱刘，文登城处相继为人民占领。刘军只守莱掖两城，十日内必自哗变，为防地方糜烂，是以未敢即行撤退。”在以“人民自动驱刘”名义攻取胶东的同时，韩复榘又玩起辞职策略，以退为进。10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声称“果尚有一线可行之路，决不作无端烦渎之辞”，“仰恳准辞山东省政府主席本职”。
对于韩复榘的抗令不遵，国民政府又如何应对呢？蒋介石最初极为愤懑，10月20日，在其日记中记：“韩复榘不惟逆命，而且食言，非惩罚不可也。”认为韩刘之争的性质已从地方内部之争变为地方对抗中央，并计划委任蒋鼎文为“查办鲁案大员”，命商震“准备入鲁”，调韩复榘“离鲁”。情绪发泄后，蒋介石又强调“小不忍而乱大谋”，“对鲁事决放任，则以后不顾一切，竭力忍受以达剿赤目的”。
韩刘之争的最终解决实际上取决于韩复榘与刘珍年战场上的较量。10月25日，刘珍年在遭遇重挫后，电呈南京，请将其部调离山东。至此，调离刘珍年的障碍已经消除，国民政府同意所请，将其部调至浙江温州。韩复榘驱逐刘珍年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见好即收，电请南京中央派张钫赴山东协商善后事宜。鲁案以后，韩复榘终于统一山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东王”。国民政府默认韩复榘通过*力武**改变的山东政治格局，蒋介石致电韩复榘称：“胶东之事既已转祸成祥，实为国家之福。我辈此后唯有益相奋勉，协力挽救，以期早纾国难，想兄于此亦必有同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