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医学之声

【当我们遇到癌症晚期还在积极寻求西医治疗的时候，西医生自己已经不那么做了。说得再多，也没有医生的实际行为来的更有说服力。所以把全文摘录如下，供各位参考、思考。】

当亲人身患癌症晚期，在治疗方案面前，家属往往面临极其艰难的选择。若当事人换成一位医生，他会怎么做?

陈作兵，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从事过外科、急诊、重症监护等领域工作，有着近30年的临床经验。

12年前，当得知父亲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时，拥有医学博士和儿子双重身份的陈作兵医生为父亲做出了让人意外的临终治疗方案。他的抉择，发人深思。

轮到自己的父亲,也会束手无策时间倒回12年前。2011年4月，陈作兵拿到了一张会诊报告。作为医生，他看过的诊断书不计其数，但眼前的这一张，却让他心乱如麻。上面写着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78岁父亲的诊断结果：腹膜恶性间皮瘤，晚期，全身转移。来自医院肿瘤科、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各学科同事们的会诊意见是“化疗不敏感，放疗不敏感，手术无法治愈。”“同事亲友们表示关心，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我束手无策。”在日记里，陈作兵这样写道。陈作兵和哥哥、姐姐商量后，决定将实情告诉父亲，由父亲自己决定。“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当陈作兵将检查结果如实禀报时，父亲问道。“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陈作兵答。“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父亲又问。“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陈作兵一一作答。第二天早上，父亲跟陈作兵说：“我决定了，准备明天出院。”陈作兵没有力劝父亲继续住院治疗，而是同意了父亲的意愿，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了浙江诸暨的农村老家。2012年春节，陈作兵的父亲因病重住进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父亲的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陈作兵还叮嘱母亲，万一父亲昏迷或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时年3月，陈作兵父亲去世。“让他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放弃治疗，往往被认为是万般无奈之举。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经济条件都不错，陈作兵自己还是省城最好的大医院里的大医生，有着普通人难以触及的医疗资源，为何不尽全力治疗，而是把重病父亲送回家“等死”最后还放弃紧急抢救?这一决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更无法理解。谩骂也扑面而至。人们在人前或背后，骂陈作兵是“不孝子孙”“大逆不道”。然而，跟医学打交道多年，陈作兵又怎么会不知道，如今，只要依靠医疗技术，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的。但陈作兵深知父亲的性情。

父亲陈有强，曾是一名抗战老兵，退伍后在城里做工人，退休后回老家当农民。他尤其爱读国学，如《庄子》《老子》《孙子》等，对生死有着通透的理解。父亲还曾向主治医生表示，不愿看着儿女奔波劳累，也不愿自己变成别的癌症晚期病人那样，瘦骨嶙峋，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陈作兵得知后，坚定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陈作兵的临床亲历,也让他更坚定这一抉择。在英国进修时，陈作兵的第二导师被确诊为胰腺癌。按照治疗方案，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这一流程虽然会导致生活质量较低下，但却可以将生存率从5%提高至15%，足足提高3倍。但他的导师选择拒绝，不愿为15%的生存率接受治疗，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几个月后，导师在家中去世。但陈作兵听说，在去世前的这段时间，导师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这种做法让陈作兵觉得很有意思。更让陈作兵觉得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很多医生都不爱选择被治疗。“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所以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陈作兵在日记中写道。他认为，纵然放疗、化疗可以延长父亲的时日，但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会让父亲十分痛苦，缠绵病榻，降低生活质量。此外，陈作兵还发现，在英国病房里，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会在病历贴上“No CPR”的标签。“No CPR”，意思是不要心肺复苏术。这意味着病人在出现生命危险时，不要任何紧急抢救措施。也就是说，病人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接受因心肺复苏术而带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生要追求质量，死也要有尊严，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的额外收获。这也是他为何决定在父亲病危时，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的原因。我会和医生沟通，如果允许，可以适当镇定催眠，让他安详地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我想，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治或不治,没有对错之分父亲去世后，陈作兵把父亲最后的救治过程写成一篇日记，发表在杭州一个论坛上。日记仅1610个字,没想到引起了网络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打电话找到陈作兵，向他诉说亲人患癌的境遇和困难，期望听听他的意见——究竟是继续治疗，还是珍惜最后的时光，在家和亲人相聚。对于这些求助的问题,陈作兵无法作出回答。“任何一个选择都没有对错之分。”陈作兵表示，“生死都是不同的形式,但绝对没有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他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好处。“积极抢救,有积极抢救的好处。你的亲人可能多一分钟心跳,多一天活着。如果是放弃治疗,病人最后一段时间会走得比较安详,应该说比较有尊严。”“我只是凭自己内心,凭家人的内心做了一点点的选择。”治病,不能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时隔多年，陈作兵对于生命末期治疗的态度并无发生改变，而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他对此也有着更深刻的思考。站在他的角度看，此时，治病或不治，是一件关乎“死亡质量”的问题。他曾在急诊室碰到过这么一个病例：有位95岁的老太太，因胃部肿瘤晚期入院。老人家消瘦、有胸腹水，由于并发肺部感染，高热、气促。值班医生将老太太的病情告诉家属，并明确指出预后不佳。老太太的几位子女商量后，还是一再表示，一定要全力抢救，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值班医生一系列治疗措施多管齐下后，老人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心跳停止。医生继续除颤、心脏按压，气管插管，老人终于恢复了心跳，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治疗。陈作兵后来没去关注老太太的病情进展，但他预估，不外乎有两种结局：一种是，老人或在监护室拖延几天或者几周，花费大量医疗资源后，仍救治无效死亡。另一种是，这次被成功救回，但几周或一两个月后，再次被推进抢救室，重复着前面抢救的一幕。但陈作兵可以肯定的是，最终有一次，这位老太太会因为“救治无效”而宣告死亡。他认为，有些绝症患者宁愿死在家中，在自己床上，被家人和朋友的爱环绕着。但绝大多数人是在医院里度过最后的时光。他们全身插满管子,与各种监视仪器连在一起。照顾他们的则是陌生人，肉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痛苦。“不管哪种结局,如果以“生”还是“死”作为评判现代医学的标准,那我们的医学始终是失败的。没有人可以依靠现代医学而长生不死。”陈作兵反思道。“如果我们认清了疾病的本来面目,理解了医学的复杂性与局限性,懂得医生的有心无力,也许,看病的体验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让医学做它能做到的,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这样,医学和人类才能各得其所。”再回到父亲身上。在陈作兵看来，父亲在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光里是快乐的。在从小长大的农村里，父亲每天陪着母亲锄地种菜、浇水，跟左邻右里聊天，吃喜欢吃的东西，和亲朋好友一一告别。每逢周末,还有儿女和孙辈陪伴，“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他设想，如果父亲一直在医院，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