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不对口，对于一个刚步入社会又想有一番作为的青年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推荐提拔了一批长期奋战在基层的知识分子。站里从泥咀卫生院调来了一对中年夫妻，男的叫张伯良，浙江盐城人，女的叫汪蓉芬，武汉市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分别分配在谷城县茨河卫生院和襄阳县泥咀卫生院，在基层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张伯良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书生气十足，业余爱好无线电，不论张家或李家的收音机，电视机坏了，他都免费给修理，他还自己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和老张挺投缘，很谈得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也很理解我的苦恼，并讲了他们那一代大学生在农村的艰苦生活，他老婆汪蓉芬，地道的汉口人，家就住汉口一元路，我到武汉出差曾给她父母亲带过东西。长期在基层磨炼，她能说一口地道的襄阳泥咀话，根本听不出一丝外地人的口音。说句心里话，我与他们相比情况好多了。老张还说预防为主的方针是卫生工作的总方针，他还说，国家每投资一块钱到防疫机构，其效益相当于在医疗机构投入一百元以上甚至更多。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用经济学原理来阐释预防为主的方针。不是吗？从个人角度来算账，如果你打了卡介苗，就不会得肺结核，如果没打卡介苗，就有可能患上肺结核病，还会传染给家人等密切接触的人，治疗费那要花多少钱？影响生产工作那又会损失多少钱？所以说，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落在实处，这也是卫生事业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具体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几分无奈，也有对防疫工作重要性识上的提高，渐渐地，渐渐地我心中的不快和郁闷也就释然了。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在哪座山，就唱哪首歌吧！
1982年年初，站里新成立了结防科，专门搞结核病防治，我的放射专业决定了我是当然的结防科成员，我所学的专业将会派上用场了，一丝希望又在心中燃起。于是乎按照全省的统一安排，我被派往武汉市结核病防治院进修半年。主要学习肺结核病的x线诊断和鉴别诊断。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院，座落在青山区红钢城黄家大湾的东湖之滨，青山秀水，是个疗养的好去处，到了夏天学员们晚上闲来无事，便相邀到东湖里畅游一番。既降温解暑，也锻炼身体。星期天节假日，我们便乘坐36路公交车到市中心，游览黄鹤楼，汉阳古琴台，归元寺，动物园，汉口解放公园，武汉商场，六渡桥，武昌的中南商场，东湖及其磨山风景区等。有一天，我还借来一位同学的26自行车，骑行到汉口拜访了刘履坦，蒋宇宏等同学，把汉口的一些被街小巷也穿游了。青春的活力蓬蓬勃勃！
进修的日子很自在逍遥，进修的内容其实都是我们在卫校重点学习过的东西，如结核病的分型，过去是按苏联的十型分类，现在改成了五型分法。至于X线的一些较先进的检查方法，如支气管造影，在基层由于条件限制，只能作个了解。放射科的主任叫陈漫仙，是位五十多岁的教授，两鬓斑白，对工作很认真，每周都给我们讲理论课，有了典型案例组织大家观摩。她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强调了精神因素对疾病的重要影响。说是有一个恩施的病人，在基层检查已确诊得了肺结核病，他有所怀疑，便来到该院复查，陪同其一起来的一位同事临时决定也一同拍了胸片。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把两个人的片号，姓名全弄反了。报告单当然也弄反了，把有病的说成无病，把无病的说成有病。有病的那个人自然高兴无比，心情愉快。而无病的同事拿到错误的报告后从此忧心忡忡，精神萎靡不振。工作人员发现错误的报告单后，由于当时通讯不便，无法通知。结果半年后来复查两人又同时来了，真有病的不治而愈，真好了。没有病的真的有了病，还病得不轻！可见人的精神因素在战胜疾病中，是多么的重要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