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英人查斯·克里彻（Chas·Critcher）《道德恐慌与媒介》（Moral Panics and the Media）时，适逢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人们担心*污染核**会通过空气和海水扩散，污染土壤及食品来源。中国发生抢食盐潮，美国发生抢碘片潮，韩国发生抢海藻潮，可能周边国家都有这潮那潮的，只是新闻影响力稍小些。那时很多中国精英族发布网文讽刺或嘲骂咱中国人素质低、智商低、情商低，总之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劣根性，中国人对待中国人狠起来一向都是狠到极致，仿佛喜笑怒骂的对象群体里与自己没有关系。
面对难以预测发展趋势和后果的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却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安全保障，普通民众只好自救，在自救行动中表现出群体性恐慌心理，继而出现哄抢自救资源的风潮，斥责为素质低、智商低或情商低，都失之粗暴简单甚至有些残忍，除了突出自己虚荣的优越感之外，对社会群体性恐慌事件的解决并无多大的拯救效用。如果哄抢的中国人是“三低”，则较发达的韩国人、很发达的美国人，同样哄抢，不也是“三低”？
彼时，“道德恐慌”概念引入，用来分析群体和媒介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状况，似乎有可行性。“道德恐慌”这个概念是英人斯坦力·柯恩在其《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提出来的，用来形容1960年代英国青年文化引起的社会反响及媒体刻板化和类型化的描述报导。那时的英国青年文化被视作*社会反**行为，媒体的重复刻板报导引起社会群体性的恐惧心理，成为社会过份关注的热点问题。简而言之，“道德恐慌”这个概念经常被用来形容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过激反应。
查斯·克里彻这本书探讨了道德恐慌的进程模式和归因模式在社会事件中所起的重要功用，运用这两种恐慌模式分析社会如何高度关注艾滋病对健康的威胁、社会如何叙述锐舞和迷幻药的关系、社会如何消除恐怖录像的危险叙事、社会如何处理家庭虐童癖的巫术性侵害，等等，特别考察媒介在社会反应中所扮角色及其制造、扩散道德恐慌过程中的正负功效。作者采用国际比较视野，逐一强调重申必须超越道德恐慌，与更广阔的理论思考建立系统联系，尤其有必要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如此则或许更加有助于诊断、减缓和疗治社会群体过度的焦虑感。
记得在好几周的硕士生《文艺学方*论法**》课堂里，推介了“道德恐慌”这个概念，举例说明它的理论色彩，以及实践操作来分析那段时间的新闻事件，分析此前的“非典”等疫情。这一晃就过了六年，于昏黄的灯光下重翻此书，一串串字母，一段段词句，其内容又变得陌生化了，肯定是自己当初没有真正读懂，在似懂非懂状态里就带至课堂去误人子弟，真是勇敢的心！惭愧啊，此时我心惶惶，更惶惶的是，当年又弄来“媒介与文化丛书”之《媒介与受众：新观点》（Media Audiences：New Perspectives）、《媒介文化中的罪与法》（Crime and Law in Media Culture），故作深沉状囫囵翻了翻，然后又勇敢地误人子弟。唉，从事教育职业，必须力戒不懂装懂瞎侃瞎吹。
“道德恐慌”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大陆之后，有一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位论文巧妙地运用其理论分析模式，乍看貌似颇有点摩登气质。然而，依据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觉得Moral Panics 译成“道德恐慌”不甚贴切，只可惜自己外语水平实在是太底层了，也不知换什么词来除去心关的别扭感。查英文词典，Moral可 释为“道德的”和“精神上的”两个形容词义项，蓦然回想：译成“精神恐慌”是否更恰当一点点？至少更不容易误以为Moral Panics研究对象仅仅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