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家的妹妹打电话来，说老家的祖屋有两间房顶塌了。我说，抽时间回去看看，该修的要修。祖屋至少在曾祖父这一辈就有了，算来该有100多年了。大娘在2012年去世后，祖屋就没人住了，闲置的房屋更容易坏，才五年多的时间房顶就塌了，心里不免唏嘘。祖屋虽然没人住了，留着是个念想，无论城里的房子多好，祖屋都是不可替代的，越是年龄渐长，乡情越是浓郁，都说叶落归根，这不就是根脉所在吗？
祖屋在博山西边大山里一个叫西北峪的村子，是一个独立的院落。三间大西屋带着两间耳屋，还有两间北屋和两间南屋，东边是一面不高的院墙。站在院子里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每天太阳都是从山后面升起，先是照在西屋的房顶上，然后慢慢向下移，冬天的时候，太阳照到院子里，得等到上午八点以后，而到了下午三点多，太阳就不见了踪迹，这里的一天似乎比别处过得更快。
过去山里人盖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大山里不缺的是石头，祖屋全是用方正的青石砌成的，墙壁足有半米厚。在我小的时候，屋顶还是用麦秸抷成的，也有半米厚的样子，当地人称之为草屋。但是麦秸易腐，过个三、五年就要修一次，后来条件好了，在屋顶挂了缸瓦。如今，在农村用麦秸抷顶的草屋已经不多见了。都说这样的屋子冬暖夏凉，夏天确实凉快，再炽热的太阳也晒不透；但冬天却没有觉得暖和，大山里的风比城里更硬，山里人五冬六夏不习惯关门，只有到了晚上，把火炕烧热钻进被窝的时候，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暖意。
父亲兄弟三个，排行老三，上面有大爷和二大爷。父亲和二大爷成人以后，都离开村子到城里找了工作、安了家，老家就只剩了大爷一家和奶奶在一起生活。在我三、四岁的年龄，那时大爷、大娘没有孩子，父母把我送到老家，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城里。
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到了晚上家家点一盏煤油灯。大爷在村里干支书，经常有人到家里和大爷说话，煤油灯的光亮将人影打在墙上，影影绰绰。因为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就躺在被窝里看那些墙上的影子，直到迷迷糊糊睡去。大娘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带我去南崖（yin）上的*奶二**奶家，常常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大娘只好背我回家。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村里漆黑一片，趴在大娘背上，路过那个场院的时候，总是怕得不行，因为周围没有人家，生怕会窜出什么东西挡住我们的去路，只有走上了快到家的那条小路，路边人家的院子里传出了狗吠声，才稍稍地放下心来，有时会在大娘的背上安稳地睡去。
祖屋对面的那座山叫张林，面对着祖屋的这面是垂直的山崖，有几百米高，在山的中间有两个紧挨着的洞，像两只猫头鹰的眼睛。人是攀不上去的，便成了鸟的天堂，最多见的是黑老鸹飞进飞出。听大人们说，解放前，山上修有炮楼，还曾住过日本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凭着少年的想象力，编了一个与小伙伴们上山找枪的故事，竟然获得了一等奖。也许正是这次获奖，生发了自己对文字的兴趣和爱好，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竟与文字结缘，堆砌方块字成了自己几十年职业生涯中吃饭的本钱。
回城上学以后还是会经常回老家，维系这种关系的是血脉亲情。有时到了星期天，父亲会从厂里借一辆“大金鹿”，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后座上带着母亲，父亲骑自行车带我们回家看奶奶。从博山城里回家的二十多里路，因为是往山里走，因此一路上坡，多数时候是父亲推着自行车，我和母亲在后面跟着。过了红砂窝，看见大峪口村的时候是一个长长的下坡，父亲便会骑上车带着我和母亲顺坡而下。过了大峪口才真正开始进到山里，这里离家就不远了。
直到1975年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父亲急乎乎要出门的样子。父亲说，下午放学以后你自己坐车回老家，*奶奶你**可能不行了。下午，我到家的时候，离得老远就听见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哭声。进了家门，在西屋的窗户下停着一具棺材，哭声就是从西屋传出来的。西屋在这个院子里是正房，比南屋和北屋都要高，从院子里进到西屋需要跨上几级台阶，奶奶的灵就停在西屋进门的地方。奶奶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家庭妇女，爷爷去世的早，奶奶从三十几岁就守寡，从我记事起，奶奶就是一副逆来顺受、沉默寡言的样子。两个姑在悲天悯人的哭声中倾诉着奶奶一生的不易。尽管我对奶奶的了解并不多，但在我成人懂事后想起奶奶的时候，心里涌起的是一种苦涩的味道。她一生就在这大山里，守着几间祖屋，养大了几个孩子，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冬天的时候，大爷用木独轮车，将奶奶推着送到城里我们家过冬，她生活的轨迹大部分就在大山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进屋给奶奶磕了几个头，从西屋出来，我知道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奶奶了，那年我12岁。
我参加工作后考上了全脱产的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到校报到后有一个月的暑假，父亲说回老家帮你大爷干点活吧，我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回了老家。
当时，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花椒和香椿是大山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山里人的油盐酱醋茶基本靠它。大爷说，来了就跟我上山摘花椒吧。我说，行。此时，我对农活的全部记忆，是在学校学农时掰棒子、捡麦穗的经历，心里想，摘花椒也不过如此。第二天早上不到五点，大爷就在南屋的窗下喊我起床上坡，我一骨碌洗了把脸，临走大娘塞给我一个馒头。山里人的第一顿饭是在早上九点以后，知道我不习惯，这是大娘特意给我准备的。
到了山上，大爷教我怎么掐才能不影响第二年花椒的长势，乱掐一气，第二年这棵树就不长花椒了。花椒树不高，但浑身长满刺，必须小心翼翼才能不被刺扎到，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活，不到三个小时，就与大爷摘满了两大花篓。大爷说，你送回去吧，再把早饭捎来。
老家的农作物都长在山上，所有的运输工具都用不上，全靠人挑肩扛。当我挑起这担五六十斤重的花椒，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才意识到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对于自己的两个从未经过磨砺的肩膀，仿佛承受着千斤重压，加上山路崎岖，每走一步都是上身晃、下身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几乎是五步一歇，终于挪到了家里。接踵而至的考验是来自肉体的疼痛。掐花椒主要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歇过一宿，第二天接着摘花椒，刚开始时本已麻木的手指钻心的疼，知道了什么叫十指连心，只有咬牙坚持，让它再次麻木才会好些。
艰苦的劳作坚持到第五天，自己的意志终于被摧垮了。我向大爷扎了个谎，骑上自行车逃也似的离开了老家。虽然我知道大爷年复一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有比这更繁重的劳作，在离开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的犹豫，但是，从此让我对像大爷一样具有坚韧性格的山民们怀有一种敬佩之情，我坚信，世上再艰苦的职业也不能与山民们的辛苦相提并论。多年以后，大爷因患脑血栓已经行动不便，他从老家来，到厂里找父亲，在办公楼三楼的拐角处碰到我，颤巍巍地从包里拿出一把鲜花椒，口齿不清地示意我拿着，我当时竟有些迟疑。我是想埋怨他，身体都这样了还去摘花椒。在大爷去世以后，每每想到这事让我后悔不已，他手里捧着的哪里是一把花椒，分明是一份骨肉亲情！
五月的一天，我再次回到老家，走进这个院子。大娘在世时种下的樱桃树，结满了红红的果实，随手摘下一棵放进嘴里，还是儿时的味道，只是物是人非，满目凄凉。进到西屋，在进门的左手边，做饭用的锅碗瓢盆还是原来摆放的样子，只是久未动过；来到南屋，我曾睡过的土炕还在，仿佛闻到了当年大娘在南屋的炉子上蒸馒头时飘出的香味。细想一下，不经意间时光已经流逝了五十年。五十年间，这个院里的人走了一茬又一茬，这里曾经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这一刻，它终于归于沉寂，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感叹岁月的无情。祖屋还是原来的样子，抚摸墙上的青石，竟然看不出岁月流过的痕迹。
多少坚硬的东西都逃不过岁月的侵蚀，这青石咋能在岁月面前没有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