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征集回忆
1978年，广州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为了重现这一段不凡岁月，我想广泛征集1978年、1979年的广州回忆，拜托各位街坊踊跃留言，倾一下对这两年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物价、街市、工作等各方面细节的回忆，比如：1978年10月1日中山纪念堂的一场演出，广东省歌舞团演奏了两首轻音乐，引起轰动，还有人记得吗？对那时流行的音乐茶座，大家都有怎样的记忆？那时你从哪里搞得到音乐磁带？你喜欢看什么书？看什么杂志？1979年3月，有一家“容光饮食店”在西华路口开业，卖一毛钱有粉有粥的学生餐，还有人记得吗？在座有改开后第一代的个体户吗？有人在高第街摆过摊吗？珠江夜游恢复了，有人参加过第一班的游船吗？等等，希望大家都回忆一下。三言两语也行，长篇大论也行。多谢大家！
1978年秋天，一场超级台风掠过南中国海，为广州带来连场暴雨。
灰黯的、乌紫的浓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瞬间聚拢成海，朝同一个方向疾驰。风雨交加，雷声沉闷而持续，好像地壳深处有什么东西睡醒了；大雨如同一幅不透明的白色布帘从天而降，被风吹得上下翻滚；迅猛有力的雨点，落在朦胧的珠江水面、落在大街小巷，噼啪作响，像玻璃一样炸得粉碎，被风收走。
这场暴雨，似乎要把大地郁积了十几年的闷气、怒气、怨气、烦气、病气，一次过痛快地倾吐出来，荡涤净尽。
1978年，巨变的前夜。
在经历了漫长的高强度政治运动之后，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民间疲惫不堪，蕴蓄着强烈的改变冲动，但究竟要怎么改，怎么变，要变成什么样子，却没有人能够预测。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平头百姓，都不清楚，前方一片迷蒙。
但每个人都感觉到，舞台已经搭起，鼓点愈敲愈急，灯光由暗转明，帷幕一点点拉开，一出气势磅礴的历史大戏，即将开演。“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序曲的奏响。过去与未来，都将在这场暴雨中，飞扬、起舞、喷发、沸腾。中国人的面前，再次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多少人在风雨中等待，倾听雷声，期待明天会虹消雨霁，阳光灿烂。
所有人都在等着明天，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都在等着。
1978年是一个消息满天飞的年份，奇迹一个接一个，纷至沓来，让人相信后面还会有更大的奇迹。农村开始改革了，紫金县悄悄实行分田包产到户，这股风刮到了阳山县、海康县和海南岛各县；清远县洲心公社恢复了联产责任制；从化县凤院大队不声不响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德大进制衣厂、东莞太平手袋厂、南海大沥塑料厂，开办“三来一补”企业，预示工业化浪潮，势如海上涛头一线来。
也是在这一年，*派右**一律摘帽；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了；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统统除去恶名，可以正常做人了；堆积成山的“*革文**”冤假错案，开始复查；当年的“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被扫地出门的“臭老九”们，红光满面地回到原单位，教书的还继续教书，演戏的还继续演戏，作画的还继续作画，写诗的还继续写诗；几年前，一群广州青年张贴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轰动全国，被诬为反革命集团，也悄悄平反了。
当《人民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时，社会沸腾了，多数人对文中引用的公式、定理，都是云里雾里，作者本人大概也不懂，但因为以科学家为主角，足以造成巨大轰动：时代要变了！科学重回舞台中心了！作家们也万分惊喜：原来不是非要写工农兵不可了！
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也上映了，国际名牌皮尔卡丹到了北京，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二度访问中国，欧洲音乐《罗马狂欢节序曲》在舞台响起，美国文化、欧洲文化、日本文化在中国激起层层涟漪。
大西洋底来的人
年轻人时兴留长发和菊花头，身穿微型喇叭裤、“包顶颈”毛衫、连衣裙、柔姿衫，戴一副大大的麦克墨镜（麦克是《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主角），挟着一台单喇叭、双喇叭，或四喇叭卡式录音机，招摇过市。每天都有时髦的新玩意冒出来，电子手表进来了，尼龙*袜丝**进来了，缩骨遮进来了，还有三鲜伊面也进来了。
那一年，凤飞飞的《月朦胧鸟朦胧》、罗文的《小李飞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刘文正的《兰花草》，还有叶佩英的《我爱你，中国》、于淑珍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歌曲，都很流行。广东第一首本土粤语流行歌曲《星湖荡舟》诞生了，作曲者说它是港台歌曲与传统广东音乐结合的产物。七十年代末成长起来的广东音乐人，几乎异口同声说，他们起步时，是受港台流行音乐影响，受海外音乐影响。但在当时，只能叫“通俗音乐”和“通俗歌曲”，连“流行”二字都不敢提。
消失已久的“珠江夜游”再度起航；端午赛龙舟的鼓声咚咚擂响；各种体育协会恢复了；第一批特级厨师、点心师、糕点师、宴会设计师、肉食加工工艺师、钟表修理技师、配镜验光技师、理发师、摄影师，喜气洋洋地领到了证书；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汹涌回城；中小学的农村分校，一律撤销，升学考试也恢复了，昨天还土头灰脸的老师们，今天满面春风地回到了课室里。
这一年，是我在广州汽车制造厂满师的年份。1974年我在广州市28中学毕业后，到从化民乐茶场务农，1976年回到广州，由街道分配到广州汽车制造厂，在底盘车间当车工学徒。这时，春天的骚动，已在我的周围蔓延开了。
年轻人放工后聚在一起，狂热地阅读各种书籍，激烈地讨论时局，指点江山，哪本杂志发表了什么新小说，哪个作家写了什么新作，他们一清二楚，脸上带着激愤、夸张的表情，在工厂的饭堂、宿舍朗诵诗句：“冬天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10月1日，我领到一本套着红色塑料封皮的“设备操作证”，由厂长签发。我满师了，可以操作C3163、C630、C618、C620车床了，每月工资是39元。工友们向我道贺，我却觉得它很烫手，像一份恐怖的判决书，把我牢牢钉死在车床前。
在我宿舍的床头，藏着一本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里面有北京作家刘心武写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我就是为它而收藏这期杂志的。小说以一个团支书和一个小流氓为典型，剖视了“*革文**”后一代青少年愚昧、僵化、盲目、固执、空虚、萎顿的精神状态，表明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作者再次喊出鲁迅六十年前喊过的“救救孩子”，但加了个定语，变成“救救被‘*人帮四**’坑害的孩子”，据说是应编辑要求加的。小说的结尾部分，更加入了冗长的政治说教，几乎变成一篇政论文了。虽然获得了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几十年后回头看，作者以一群学生朗读苏联小说，作为新启蒙的象征，其实已隐寓了某种命定的悲剧性。
另一篇掀起舆论风暴的小说，是1978年卢新华发表在《文汇报》的小说《伤痕》，通过一个“革命女儿”和“修正主义母亲”的关系，铺述了一段因政治愚昧而造成的人伦悲剧。这个闸口一开，大量带有人道主义与批判色彩的作品，呈井喷之状出现，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发表一篇，轰动一篇，南北呼应，蜂舞并起。广东也不甘后人，《作品》杂志发表了氮肥厂工人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锁厂工人孔捷生的小说《在小河那边》，标志着南方异军突起，号称以“更猛锐的反叛姿态”，加入到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大潮中。
好评如期而至。《我应该怎么办》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也差点获奖，据说“因为反响强烈”不能入围，换成《因为有了她》后，也获了奖。作者不无遗憾地称，获奖的是“一篇非伤痕类作品”。在这批新锐作家心目中，文学已被划分为“伤痕”与“非伤痕”两大类。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贬意的，认为这类作品专写黑暗面、专揭伤口痂皮，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料大家却乐于接受这个概念，因为伤痕的确存在。要治癒历史的伤口，首先要敢于直面伤口。伤痕文学受到热烈欢迎，贬意词也变成了褒义词。许多工矿、机关、学校阅览室订阅的杂志，只要有这类作品，都会被人翻烂，甚至偷偷撕去，据为己有。这种文学盛况，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十年后也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以伤痕文学成名的作家，自豪地形容：1978年的伤痕文学，拱开了油漆剥落的朱门，令人快意地听到铜锁连同兽环断裂落地的声音。这样的描述，显然过于乐观和轻率了。最初的反思，大都是自我设限、欲言又止的。潮水涨到朱门前的石阶，便出现后继乏力的窘态，铜锁与兽环依然威严。
不少伤痕文学作者，在获得盛誉后，俨然新科状元，被各种报纸、杂志、出版社、官方会议奉为上宾，簪花披红。陈国凯、孔捷生顺利离开工厂，1979年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们都是代表，会后被送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进修。这批耀眼的新锐作家崛起，代表着一套新的话语系统正在形成。
伤痕文学确实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切期待，世界每天在变，新鲜事层出不穷。“*革文**”中被砸烂招牌的作家协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统统恢复活动了；曾被*倒打**的作家们，纷纷亮相，又开始写作了；《广州文艺》杂志复刊了；许多曾被封禁的图书，重新出现在书店里。我从报纸上看到，广东省作协举办省文学创作座谈会，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杜埃、萧殷、韦丘、黄秋耘、岑桑、杨家文、关振东、华嘉、杨奎章这些“*革文**”前已耳熟能详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与会者名单中。文学、出版、新闻、教育各界名流，群贤毕集，谈笑风生，极一时之盛。
太阳每天都很灿烂，一切都显得欣欣向荣，还有什么理由回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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