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志
对于中医首先是中医的文化，即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其次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固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我国是一个土地文明国家，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以观物取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即在获得某种现象之后，采用的是类比思维方式，只是简单地对现象进行类比，而不深入剖析其本质。这是中医理论学说的最大特点。农耕文明所产生的这种质朴的思维方式自身有一定局限性，它和现代科学没有可比性。
因此，很多相关命题是错误的。比如，将中医和西医比较。中医学与西医学，从概念上讲，似乎是指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其实深究其内涵，两个名词完全不对等。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相对而言西医科学，但是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医即富涵哲理又非常实用，但是我经常说中医理论都是假说，只是列举一个自然界或者生活中一种现象解释了人体生病的道理，虽然不科学，但是历经千年锤炼，理论和临床结合非常紧密。
中医和西医这种约定俗称概念的确立，是由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特有文化。如果按这两个名词历史时间去定位，中医应称为传统医学、古代医学，而西医则是指近代和现代医学。因此，中医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经验，一种民族的文化遗产。而西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科学是近现代产生的，是人类对各种知识逐渐抽象、提炼，所形成的对事物的一种根本判断，或是对某一领域或某一知识体系的一种认识。因此，中医学和西医学没有可比性。
现代中医教育中的很多命题，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例如，将西医病名和中医证型相结合。中医教材中讲述慢性胃炎，这是西医病名，中医谓之“痞证”“厌食”，其中附有中医治疗、辨证分型。要求学生记忆、背诵，方能顺利通过考试。但是已经从疾病名称上把中西医结合引偏。本身疾病中医命名都是存在与疾病相关的信息。和西医的疾病治疗和诊断方法本身就存在区别。
另外是阴阳。命题是把中医的阴和阳变成两个事物进行阐述。肾阴虚，症见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咽干颧红，舌红少津，脉细数等。肾阳虚，则症见神疲乏力，腰膝酸软，小便清长，四肢厥冷，舌淡胖苔白，脉沉迟等。理论上，肾阴虚和肾阳虚可以进行区别，然而临证时却不能截然分开。往往存在阴阳两虚情况，只是谁虚的偏重可能那种现象就表现出来。
比如，有的患者身潮热却同时伴有手足不温。这个时候既有热又有厥，从理论上理解本身矛盾，但是实际临床就是存在。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命题，是因为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现代科学思维的影响较多，这样容易接受逻辑思维。这种思维也可能是所谓中医现代化的课题，这样学习西医时在思维上不会有很大障碍，而学习中医则存在思维障碍。在现代科学思维影响下，高等教育模式把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中医知识变成一个具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逻辑，把中医肢解成一个对号入座的线性思维，编写教材时，不知不觉把中医按照科学对象去对待。因此，阴和阳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阴虚证不能用阳药，阳虚证不能用阴药。事实上，中医从来没有把阴阳分开过。中医的一首方剂中往往既有附子（阳药）也有芍药（阴药），既有附子（阳药）也有熟地（阴药）。而中医教材中却把六味地黄丸和金匮肾气丸变成了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张仲景所创制的金匮肾气丸可以治疗消渴等慢性病、功能衰竭病及代谢紊乱的疾病，服用此方后可改善代谢，恢复体能。中医文化称为“益肾气”。直至宋代，钱乙在运用此方医治小儿疾病时，由于附桂偏燥，因为小儿乃纯阳之体，用药不宜过燥，故于原方中去附桂，遂成六味地黄丸。如果钱乙先生将此方命名为小儿肾气丸，可能后世医家就不会认为此方为补阴之剂了。
另外就是把中医的方剂和西医的疾病诊断对号入座，这样称为中西医结合，实际是践踏了中医的灵魂，又磨灭了西医的诊断，对于患者用一句话叫“劳民伤财”病人不少花钱检查，还没少吃药，就是疗效一般或者没效，这就是目前许多中医院用西药最多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如何中西医结合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形式导向，采用现代科学检查诊断是可取也是医学进展，临床上采用西医诊断可以，采用西医治疗就是西医思维，结合中医临床时候，首先不能考虑西医检查，不管是那种医学核心都是病人，这个时候首先采用中医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后，汇总患者具体信息，采用中医辩证思维后施方开药才行，不能把检查放到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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