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了《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方向》，小编将在未来几日，摘录其中相关内容，与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给大家介绍下，什么是创新方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经济学家所定义的“创新方向”，即本报告的主题，是指个人、企业、高校和政府就在任何时候可追寻的技术机会所做出的所有决策的组合或总和。这不仅是经济体对新想法投入多少资金的问题。对不同创新活动进行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分配可以确定社区、国家甚至世界在未来几十年的创新方向。
今日首先分享第一部分，介绍历史上的创新方向，今天先摘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新方向内容，与大家一起分享如下：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创新方向发生了变化，有些变化是突然发生的。本章强调了三个案例研究，它们是变化时期的缩影，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学研究、太空竞赛和信息技术（IT）产业在东亚的初步崛起。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是美国科技进步的出发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后，为满足战场需要而开发的许多医学创新成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医院标准做法的一部分。青霉素（见专栏2.1）、抗疟疾药物和输血都是由武装部队的需求所推动的医疗创新的例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创新也开始应用到平民身上，并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虽然不是每一场次危机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但对于自然灾害、战争和大流行病来说，创新经常可以提供补救措施。找到解决方案的速度也至关重要。如果不迅速解决，危机和其后果可能会失控。研究人员为寻找答案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加上可以冒险的紧迫性，为危机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甚至为新技术的诞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也应该注意到，这种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对非危机相关领域的关注度降低以及资源被挤占，从而阻碍或破坏这些领域的技术发展。
本案例研究阐述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和资助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来动员民用科学以满足战时需求，并特别强调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一个分支——医学研究委员会（CMR）——所做的努力。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于1947年12月解散，但它给美国的创新政策留下了
深刻的印记。目前几个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形成和扩大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研究努力。这些努力带来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包括但不限于雷达、原*弹子**、火箭、喷气推进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最后，本案例研究试图从危机时期的创新努力中吸取一般性的经验教训。
战争需要尖端技术。
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一场技术战，如果没有尖端的军事技术，美国和同盟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41年6月，也就是美国正式参战前几个月，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以动员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以及科学界，确保*队军**能够获得此类尖端技术和知识。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所长、麻省理工学院（MIT）前副院长兼工程学院院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被指派领导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他召集了一个小型的精英科学家小组，对战争“机制和装置”的开发、生产和使用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到战争结束时，这个小组已经大大扩展了其兴趣领域，预算已经从1940年和1941年的620万美元（按1945年美元价值计算）增至1944年和1945年的1.6亿-1.7亿美元。虽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个预算很低，但在当时来看是前所未有的，该金额几乎是先前美国政府科研投资的100倍。到战争结束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5.36亿美元，涉及2,500多个合同。
案例2.1：青霉素
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医学研究工作中最著名的成就。在早期，医学研究委员会最关键的作用是充当协调员。它说服了那些具有相关能力但持怀疑态度的公司开始开发商业化生产工艺，组织企业与美国农业部北方地区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会，北方地区研究实验室在青霉素开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信息共享牵线搭桥，并调解冲突。之后，医学研究委员会在协调临床和现场试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花费了近200万美元（约占其总预算的8%）用于购买青霉素进行试验。在某些情况下，由政府负责建造所需的生产设施；而在其他情况下，则由私营公司修建此类设施，因为它们相信青霉素市场巨大且有保证。
政府机构（包括为监督美国战争期间的生产情况而设立的战时生产委员会（WPB））帮助促进信息共享并克服生产中的技术瓶颈。抗生素将成为战后25年期间销量最高的药物，也是数十项后续创新的焦点。在整个战争期间，医学研究委员会资助了一个以化学方式合成青霉素的平行计划，以避免依赖有机生产，因为有机生产产量过低。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但正如斯旺（Swann）（1983年）所说，开发的知识“为1950年代青霉素的一般合成奠定了基础，促使开发出具有治疗价值的半合成青霉素。
案例2.2：抗疟疾药物
医学研究委员会将其占比最高的预算投入到了抗击疟疾药物的研发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疟疾是许多战区的主要威胁，但这次在南太平洋地区尤其如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为美国政府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曾在1930年*开代**展过疟疾研究。美国的工作重点是寻找能够替代德国抗疟药疟涤平的药物，因为美国在试图再造该药物时出现了一系列副作用，如恶心和腹泻。
疟疾研究协调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成员包括军事代表和民间科学工作者。由于有数以千计的化合物需要研究，医学研究委员会必须协调各个公司和学术实验室的研究工作，避免出现多余的重复工作，但也要确保不会出现重大漏洞。与青霉素一样，该机构试图在不损害专有利益的情况下促进信息共享和合作。令人惊讶的是，最终使用的药物是疟涤平。研究表明，该药物毕竟“相对来说无毒”。所研究的其中一种分子氯喹的突破来得太晚，无法在战争期间发挥作用，但在紧接着的几年里，氯喹成为了一种革命性的疟疾治疗方法。该化合物和在战争期间发现的其他重要先导化合物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与战时研究工作相关的化合物包括伯氨喹、甲氟喹和马拉隆。尽管疟疾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内的主要健康问题了，但在朝鲜和越南的冲突中，美国军方抗疟疾药物的需求依然很大。
事实证明，军事驱动的创新持续时间长久。
医学研究委员会最初不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组成部门。该委员会是后来加入的，尽管它的预算只占整个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十分之一，但其作用却非常重要。医学研究委员会由几个分支组成，如内科、外科、航空医学、生理学、化学和疟疾，疟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证明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敌人，它感染了大量战斗人员和平民。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并建议供资）“是否需要与高校、医院和其他从事医学研究活动的机构签订合同以及该类合同的性质。”
联邦政府给医学研究提供大规模支持，这在当时看来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想法。切斯特·基弗（Chester Keefer）因其在战时向平民定量配给青霉素而被称为“青霉素沙皇”，他将医学研究委员会称为“美国医学领域的一项新实验，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对有计划和经协调的医学研究进行过此类规模的测定。”医学研究委员会促进并支持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血液替代品的开发、激素研究以及许多其他医学技术。这些努力为研究和医学进步开辟了道路，这些研究和医学进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深远。
政府的作用。
在突发危机中，政府可以通过动员各方力量、重新分配资金并协调公私部门来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可能会制定创新政策来满足特定的需求，但政策影响比较深远，会在危机解除后长期存在。例如，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会通过资助某些行业来获得技术和军事优势。但是，这些创新结果仍然会使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平民受益。
政府应对新出现的危机的敏捷程度通常取决于其准备应对的充分程度。创新政策、机构的准备情况以及不同机构（公共、私人和学术机构）之间是否存在沟通和协调渠道是危机发生前几个可以改变应对过程和效率的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并没有一项系统的创新政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30年代成立，但其研究预算和重点领域都很有限。除了在农业上的资助外，联邦政府对于学术研究的拨款很少。然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新颖性和小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有利，使其摆脱了效率低下的繁文缛节。美国政府在部署财政和人力资本、在当地协调军方与美国公司和高校之间的努力以及在国际上与盟国的科学家进行协调方面给予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完全的自由。这种集中协调方法将战场上的需求直接带到了科学家的工作台上，并向科学家即时反馈其产出的性能。
总而言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核心特点包括：为主要侧重于解决危机的应用研究活动提供资金，与军方密切合作确定优先事项，制定政策（包括专利政策）以吸引最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不确定解决方案在何处的情况下，它愿意为多个竞争对手提供研究资金。例如，在其疟疾和青霉素研究中就是如此。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参与并不仅限于签订有担保的购买和预付合同。它还协调各项分散的研发工作，不仅支持研究，还支持下游生产和产品的采用，通常将时间（快速解决危机）排在金钱之前。除了在本国的工作外，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还负责国际合作，例如，英国和美国科学家在青霉素研究中开展的合作。
如前所述，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对美国创新的影响比较深远，即使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研究表明，战后那些获得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支持的顶级技术类别的美国发明家的专利总量比那些没有得到支持的部门高出50%至60%。得到支持的研究类别包括核、X射线、通信（如雷达和无线电导航）、半导体设备（如晶体管）以及计算机硬件和软件。15 相比之下，没有类似政府支持的法国和英国的专利在战后就没有出现该趋势。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美国创新方向的明显转变。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