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雨杰

人物生平： 张树贵，1929年生人，祖籍苍山县神山镇老屯村，现改为临沂市罗庄区付庄办事处东三冲。年少时当过儿童团副团长，1946 年入*党**，次年参军，做过卫生员、文化教员、通讯员、司务长……随军南征北战，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获二等功、三等功。在洛阳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两耳被炮弹震伤，后听力消失殆尽。

一、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1938年，鬼子大举进攻临沂。

这一年，张树贵9岁。秋天，其父张海涛（字振业）奔赴位于沂南岸提镇的“抗大一分校”，后做战地服务团团长。

父亲走后寄回两封家书：一封问家中是否平安；第二封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沦陷，临沂恐难幸免，若有危急情况赶紧逃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把两个孩子（张树贵和他妹妹）看顾好就行。

两封家书之后，再无丝毫音讯。

张树贵的爷爷四处打听儿子消息未果，隐隐觉得儿子出事了，自个儿喝闷酒，终是忍不住眼泪纵横，“我就不该让他去上大学，参加革命啊！”

12年后，张树贵行军途中部队恰巧驻在临沂东三冲，暂住10个月。爷爷看着身着军装的张树贵，高兴、自豪之情难以言表。那时爷爷已因肺结核而卧床，每每张树贵回家，爷爷都从床上坐起和他一起拉拉家常，精神才得以好些，后来听说张树贵将出发至连云港驻军，伤感流露，“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

一语成谶，此地一别，再见生死两隔。

爷爷在1952年病故。那时张树贵行军在外，未能见爷爷最后一面，唯有痛哭一场。

很多年后，80年代的某天，确切消息传来，父亲张海涛于1940年在作战中牺牲，享年不到30岁，被追封为烈士。

他们逝去了，但张树贵心里记得。晚年的他常在桌前拿起纸笔，任回忆的斑驳画卷徐徐展开：儿时，我和妈妈、爷爷、奶奶、叔父住在一起。爷爷总穿手织布做的大衿上衣，理着帽缨子发型。他爱喝酒，每天至少两次，虽然喝得勤，但他有酒量，从来不醉。

他喝酒和别人不一样，找块咸菜，削棵大葱，有时我母亲给炒上两个鸡蛋，他就自己找个地儿喝，也会到酒铺去。一些时候，他把我喊到跟前倒上半盅酒：“你要是不从小学着喝，到大你也不会。”可惜我始终没学会喝酒。

爷爷精细安排好地里作物种植，从不误农时。家中一牛一驴，也常牵去给亲友帮帮忙。园里菜长得喜人，他就拿到城里去卖，卖完也从不空手回来，总给我带不少好吃的。农闲时，他就领着我上园下湖，讲自己从前如何逮鱼、新鲜热豆腐是什么滋味，云云。

我记事起，爷爷就喜欢讲过去的事情给我听。说自从张家被诬赖了人命官司，所有地都卖光了。爷爷难受，更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他早起晚睡，勤俭持家，奋斗了几年，家里又有了30多亩地。孩子们都上学读书了。

身形魁梧的大儿子张海涛13岁就考上了临沂第一所乡师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产党共**，毕业后在临沂双井口小学教书。二儿子张海滨也在那里读书。爷爷的心情才同从前一般舒坦了。

我父亲先后任教于茶山、兰陵，后来组织派他去南京以教书为名做地下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局动荡，日本侵略者日渐疯狂，大举进攻、*杀屠**。我们都被迫退学回家。*京大南***杀屠**前夕，奶奶病危，他方才乘着超员严重的渡船，历尽艰险回到家中。

父亲就在家乡的学校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排演节目来宣传抗日。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个收音机，每天晚上在一个基督教堂接收、*放播**延安的新闻，全庄人都去听，后来的就围着窗户、门口。有听不懂的，他再给讲解，讲现在*产党共**的形势如何，发展怎么样……

父亲热心肠，点子也多。一次，父亲听闻众匪徒攻打王庄，急中生智，找来一杆军号，上到炮楼顶端朝着王庄的方向吹起了集结*队军**的号令声。人人都说，若非张海涛这一小计，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常有很多人来找父亲，像丁梦孙及其夫人郑老师、俺村的张准亭、高树屏、张家轩等，有时一起唱京剧、拉京胡、唱抗日歌曲；有时密谈组织的事、如何宣传抗日；云云。

1938年2月，奶奶病故，家里被悲痛笼罩着。

4月，丁梦孙、郑仃云、张准亭他们弄来了两麻袋*弹子**，藏在家里大门过道的柴火垛里面，我好奇地伸手摸了摸，父亲看到说：“你怎么又光着腚来啦？去穿上衣服，到别的地方玩吧。你在这听见啥了，看见啥了，可千万不能和别人说。”

我悻悻然准备离开，走前听见“有了这玩意儿，就能对付鬼子啦，咱们快去丁庄开会去吧”。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距离我们村6里路的丁庄村参加临沂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成立大会，同时组织成立了童子军。

父亲守孝百日后，在丁梦孙介绍下奔赴抗大一分校。兵荒马乱的年岁，百姓白天怕鬼子汉奸，夜里怕土匪抢劫，没一天安生日子。与奶奶伉俪情深的爷爷在悲痛之余一个人扛起了家中所有重任。

1942年初冬，大家跑出庄子躲避日本鬼子和维持会的扫荡，下午以为敌人走了，乡亲们陆续回庄。谁知此时敌人忽然关上四个圃门开始抓人，先进庄的八九人，包括爷爷在内，被关进监狱逐个审问，问谁是张海涛的爹，皮鞭沾着凉水糅，灌辣椒面，绑板子上，脚下放砖头……

庄里这些人都知道爷爷就是张海涛的父亲，可没有一个人暴露他的身份，大伙说“要死咱一起死”。数月后姑母托人用好多大洋才赎回人来。爷爷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摆酒席宴请同被抓的乡亲，他们在酒桌上抱头痛哭。后来，爷爷在家训中加上：不能忘恩负义，老庄邻比亲戚还亲！

国民*党**还乡团占领临沂东三冲之后，三天两头上我家问张海涛的消息，阴阳怪气地问爷爷：“你家大兄弟来信了吗？前几天解放军过黄河可又淹死不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心里有数！”爷爷说。

汉奸的区长总上我家动员叔叔给他当秘书，也想让我“为皇军服务”，爷爷就没给过好脸，说“你别来了，俺家没有当汉奸的，赶紧走吧，再不走我说话更难听！”

1943年，由于汉奸告密，父亲藏在莱园地里的革命书籍被鬼子发现，爷爷又是心疼东西，又是害怕，带一家老少仓皇跳东边围墙逃走，一个多月后我才从姥姥家回去，看到父亲物品被尽数焚毁，家中一片狼藉，唯余陈烬，门前扔着些许未被抢掠的旧物。

………

童年的记忆根植，终将开花结果。

二、恰同学少年，红缨做伴

十几岁是让人听着就觉得美好的年纪。理想在此时萌芽，荷尔蒙会带来热血和勇气。

1943年，张树贵14岁。那时，庄上有两个组织吸引着少年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姐妹团和儿童团。他们做什么呢？姐妹团递消息、动员参军、纳鞋底，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

在张树贵心中，中国*产党共**儿童团是特别重要的存在，它像是“国家安全局”，起到保证人民安全的重大作用。

1930年，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决议案中指出，儿童运动的性质是“共产主义儿童运动”，任务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口号是“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共青团从中央到各级团部，都设立儿童局，领导儿童团工作。

张树贵挑起儿童团副团长的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他一吹哨子，儿童团就集合，然后他给大家分配工作，“你去南边，你去北边……”

每一个路口都有儿童团的岗哨。他们在哨口一站，手中稳拿红缨枪，细细盘查过往人员。碰到认识的村民就允许通行，赶集的、走街串巷的还不少；碰见不认识的就喝道：“停，你得拿出路条来！”路条就像身份证一样，证明你是哪个地方的，证明你是好人。

要是没有路条，“对不起，你回去吧，哪来的哪去。”总有些没带路条的人就不乐意了，可你要是硬闹硬闯，儿童团可不是吃素的，上去便把来人捆了。张树贵满脸得意，心里想：“要想有一个坏人过去都没门儿！”

这先礼后兵的法子不只用于站岗一项工作上。在解放区，国民*党**所制钱币、日本所制钱币和银圆不准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让小兵碰见了，先提醒你不要用；要是你不听，就没收，之后统一上交管理局。

有时鬼子和汉奸来扫荡，这些十几岁的少年们不甘躲起来。可是既没有真枪实弹，也没有精兵强将的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好在他们勇敢坚毅又聪慧。

张树贵和小伙伴们拿着些粗劣的*榴弹手**，在敌人周围排兵布阵、分散躲避开来，趁其不意进行攻击，嘴里喊着：“打啊！”“杀啊！”“*倒打**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冒牌*榴弹手**”威力不够大，但是这劲头足以让本就有几分胆战心惊的敌人吓一大跳了，为正式阻击的准备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儿童团的身后是*党**支部或共青团、妇联的领导，是坚实的抗战力量，所以少年们才能用聪明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儿童团也持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三、战地黄花分外香，秋风劲，胜*光春**

(一)“我们都是飞行军”

革命之路是前行不息的。

1946年，张树贵正式加入中国*产党共**。次年春天，国民*党**大军进攻山东地区，彼时17岁的张树贵也自愿入了伍，在临沂周围参加游击队（又名武装工作队）。

他深感游击队实在是个神奇的队伍：飞檐走壁，日行千里，会麻雀战等多种战术，神出鬼没。临沂城北、城西、城东，哪儿都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

2月，游击队碰到正规部队，村里干部和部队联系说：“这儿有几个青年要参军，你们收不收？”对方很高兴地说：“你们要是介绍，我们就收！”

三四个青年就此参加了解放军，张树贵便是其中一员，正式加入了华东*战野**军第三纵队。

（二）“他们于我如父如母”

张树贵在华东*战野**军做了一名通讯员，负责给*长首**送信，保卫、照顾*长首**。不管什么天气，只要有信要送，通讯员就得奔忙。树贵知道自己肩头责任重，他各地方跑，即使行军百里，也照送不误，从不喊累。

行军时，背上五天的饭、一杆枪、四个*榴弹手**、一袋*弹子**，身上得有五六十斤，两条腿跑起来却要超过国民*党**的汽车轮子！虽然他们有车，咱们可以抄近路啊。为躲避敌人白天的飞机，时常是每日傍晚起行军至次日早上，日行近百里。

他的第一任*长首**是教导员周文志，是一名曾四渡赤水的老革命，在战争中受伤变成严重残疾，经常生病。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被人民解放军战士击毙。此战获胜后，要行军上博山去。

第二天行军前，张树贵领到一双新鞋，是打孟良崮得来的战利品。他们出门，开始爬山，这时天下起了雨，没到山顶，鞋的牛皮就变软，鞋底开了。他只好把鞋扔下，光脚爬山。山路坎坷，一路上尽是小碎石，再加上下雨湿滑，70里路程，张树贵一个人落在后面，咬着牙硬走，晚了两小时才赶上大部队。

到了目的地西夏村，张树贵才得以到河沿上洗脚，发现双脚破得不堪入目，扎得满是小窟窿。此时恰好遇到周教导员派来找他的人。教导员闻讯也赶了过来，看见河边的张树贵，问：“你这是怎么了？”

“鞋，山还没上去呢就坏啦！”

“赤脚来的？”

“赤脚来的。”

“你咋不和我说哪？”周教导员心疼极了。

这时候，张树贵的孩子脾气上来了，大声道：“你先骑马走了，我和谁说？”河沿上掐着脚脖子哭，委屈巴巴说气话:“以后我不给你当通讯员了！”

周教导员也不恼，赶紧拿来一双新鞋，给他穿上，找人背了下去。教导员对他好，像照顾小兄弟，张树贵是知道的，那些给他买的零嘴、开的小灶和细心的关照，他都在心里感念着。

后来周教导员脾气愈发古怪，犯病时神志不清，有时还掏出枪乱射。年轻的张树贵到底是害怕，请求离开。周文志同意了，说：“你不当了？也行，那我再找一人吧。”

直到战争结束，这位大他十几岁的哥哥周文志还时常联系张树贵。周文志后来调到了北京工作，曾给张树贵去消息：“小张，你*员复**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我给你安排。”

经年之后，张树贵*员复**，与*长首**联系，却杳无音讯。“年龄大了，早不在了吧？”也已年迈的张树贵看着手里周文志的旧相片，不无惆怅地感慨。

此时的张树贵已萌生不再做通讯员的想法。不过调职之前，他先换了个女*长首**，名叫何敏，是*队军**政治协理员，以前是新四军的干部，她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失踪。

何敏说：“小张啊，你跟着我当通讯员吧，不行的话，之后等我找到一个新的接任你，你再不干呗。我最小的儿子比你大一点，你呀，就和我二儿子一样。”

冬天冷，张树贵的衣服和被子都薄，没有多少棉花，何敏就让他盖自己的，还用美国毛毯给张树贵铺着做马搭子。她时常给张树贵买零嘴吃，有发下来好吃的，就给大伙留着，让张树贵随着吃，“你多吃点，不够再去要”。

张树贵十分满足，自己委实已足够幸运，一口也没缺。那几年到处行军打仗的他，也没办法给家里的母亲写信。张树贵心里觉着暖，“她就跟俺老娘一样,跟俺老娘一样”。想到这儿，孤身在外的张树贵就红了眼眶。

1947年底，华野三纵从永城地区向平汉铁路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许昌。天气渐冷，已有白雪飘扬。一片飞来一片寒，可张树贵他们还盖着二两棉花填的被子，穿着单薄衣衫。实在冷啊，那冷劲儿直往骨子里钻。

许昌城中商铺遍地，战士们依然严守上级命令：不许拿百姓一针一线——主要就是不能去服装店拿棉衣。老百姓看着他们可怜，想把自家衣服拿出来，可战士们知道，部队纪律不能破坏，也只能拒绝。

百姓们眼睁睁看着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挨冻，心中实在不忍，就去找领导谈：“俺们明白部队不拿百姓东西。可是这样，他们要冻死啊！好歹暂时穿一下，这都是俺们多余的呀！”

好说歹说，百姓们或新或旧的棉衣才送到了战士手中。张树贵得到了一个小红棉袄，接过来，好像一个火红的暖炉，把它穿在军装里头，觉着可暖和了。

几天后部队棉衣一运来，那些衣服又如数还给了老百姓。

（三) 硝烟战火中的白衣战士

张树贵终究是转去了第四治疗队，成为一名卫生员，开始学习护理、包扎，救死扶伤。战争中临时医院设备简陋，他们在农村找两三间房子当手术室，扫一扫灰，扯上纱布，消了毒后就开始做手术。

张树贵本是一名看护员，年轻的他表现出了优异的学习能力，便被提拔做了护士，跟着医生一起做手术，做手术助手。后来被提拔为见习医生。

1948年秋，部队行军到达济南，他们首先在北城区先炸开一个突破口，部队进了城，主攻普利门的街道。

攻入济南后，治疗队伍撤到长清区接受伤员。部分医务人员跟着一起上战场，对轻伤员就地治疗，进行伤口包扎；对重伤员，先从战场上把伤员抢救下来，转移到后方医院。轻重伤两边的工作，张树贵都要负责。

初生牛犊不怕虎。张树贵那时候觉得自己不怕牺牲，但当战争开始、枪声响起，*弹子**在耳旁嗖嗖飞过，恐惧的情绪难免冒头。

顷刻过后，又不怕了，眼里只看着敌人在哪个位置，只顾着如何消灭敌人、如何掩护自己、抢救伤员，枪和炮弹的声音一时间竟听不见了。当战役结束，看到有人受伤死亡，想起不久之前近在咫尺的死神，后怕才阵阵袭来。

华野第二次解放开封时，已经进入了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大大小小战斗无数。在安徽符离集的战役中，张树贵他们在符离集南门外的一个庙里接收伤员，对他们进行治疗。后被敌人发现，敌机扔下一个大型*弹炸**，轰的一声，他的耳朵从此被震伤，落下病根。

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概念的时候，他不怕牺牲；顾着信仰的时候来不及害怕；战友的伤亡会让死亡更真切，也会让信仰更坚定。

（四）文化干事圆失学之憾

儿时，张树贵因临沂被鬼子占领而被迫从小学肄业，在部队也只能抽空值学。

解放战争结束后，战争的硝烟逐渐消散，1951年前后，全国开始扫盲运动。他终于得以在济南一个中学继续学习深造，之后在部队做了一名文化教员，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战士们要学习半天军事课，半天文化课，由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材施教就显得格外重要。

他们根据之前的文化程度被分为文盲班、小学班、初中班。张树贵教小学班的文化课，教他们学拼音、写汉字。

（五）年少不识愁，此间不别家

张树贵想起过去的战斗经历颇有一些感慨：那时候年轻，竟也不觉得想家，年长后却格外念家，时时惦记着家里生病的老母亲。

到了要成婚的年纪，别人纷纷给他介绍对象，有电影队的放映员，有教书碰见的学生，有部队上的土兵，等等。张树贵与别人“只要身体健康、成分好”的择偶要求不一样，对他而言，“外地的一律不行，俺家里有个老娘需要好好照料呢。”

1955年，在母亲的操持下，张树贵与16里路外安头村比他小6岁的刘玉梅结婚。行军在外的男儿实在身不由己，竟未能赶回参加自己的婚礼。

堂妹张树青抱着一只大公鸡代他与新娘拜堂。好在年轻的新娘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并无丝毫怨言，既嫁于军人，便接受了一名军嫂可能要面对的分离，漂泊和独自操持的生活。

同年，国防部发布《关于组织预备役师命令》，先后在成都、武汉、昆明、兰州等军区组建预备役部队，接受预编了十几万预备役士兵。张树贵调到第二预备师第六团侦察连，带妻子到了成都，他先在工作队中监督营房建造的工程，后两次参加赶赴*藏西**平叛任务。

1957年，预备师被取消。摆在张树贵面前的有两条路：选择转到*藏西**政府工作，提升一级职务；或者在后方待命，*员复**转业。未经什么犹豫，张树贵报名*员复**，10月份就带着家属回到临沂老家，经安排在乡镇企业一个制修场工作。

次年三四月份，部队上来人找到张树贵，说：“现在情况有变，部队要全部转东北黑龙江开荒生产。你拿着*员复**证和我回去吧，回去就恢复原职，还做文化干事。”因为家中还有身体抱恙的老母亲需要悉心照顾，这次不能让她再在家中苦等，自己也不愿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就此，张树贵下定决心，彻底挥别了军旅生涯。

1959年起，张树贵与妻子一同转业到临沂造纸厂，工作至退休。

1998年2月，刘玉梅去世了。君至天涯同君去，君归乡里共平生。纵后半生被肺心病相缠，可与夫君相濡以沫已足矣。在63岁的年纪离去，留张树贵独自怀念。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四、俱往矣，望今朝江天寥廓

“我80多岁的时候，这个六楼一口气就上来了，都不喘的。”说起十几年前的自己，张树贵老人语气中不无得意。

退休后，张树贵喜欢拉二胡，还得过山东民乐邀请赛二胡一等奖；爱好书法，擅长舒同体，最开心的莫过于听儿孙演奏民乐。平时自己注意锻炼身体，吃完饭还骑车去找牌友们打一会儿麻将。

平时，他和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孙绕膝。可惜在本该享福的年纪，身体却每况愈下。

2011年，张树贵患上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耳朵也愈发聋得厉害了。只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渐渐无法下楼，饭量也减少。有时在睡梦中会无故醒来，便在床边坐上片刻。他肠胃不好，便也不再进食别人眼中的美味珍馐。

“人家都说要吃这个、那个特别有营养的东西，但我不这么想，顺其自然就行了。有些东西好像不是那么有营养，只要能吃饱、吃得舒服，那我就吃。再好再贵的东西，吃着不舒服都没用。”张树贵说。

任时光流淌，他品味并珍惜每个日子里的幸福况味。或许他与时间对抗的唯一方式，便是坐在案前，用回忆录的方式记下过往点滴。

2010年，山东长清竖起了一面老战士纪念墙。上面镌刻着包括张树贵在内的数万名山东老兵的名字。“这些人，那些战友，都年纪大了，联系不上啦。我们这个碑，叫孩子们以后都去看看。”

张树贵爷爷翻开珍藏的相片，一张一张告诉我们：“你看，这也是我的战友，这是我，这是我儿子……”亦会特别欣喜地指着墙上的奖状说，自己的儿孙有多优秀。

他细细叮嘱着朴实的道理：“你们呀，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参与国家建设。可不能浪费时间！年轻人下功夫好好学习才有出路，国家才有希望、有前途。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要再接再厉，上学十年寒窗是很重要，出来以后去实践也同样对成长很有帮助。”

纵然在和平岁月里，张树贵这个老兵时刻惦念着的，不只是自己的后辈，还有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啊！

您怎么舍得，倏忽间，就离开了呢？

斯人挥手从兹去，那堪凄然相向，以长歌当哭。

但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以生命体征的消失为标志。

人们不会遗忘，有一位硝烟战火中四处征战的老兵，有一位温润、有书生气的特别可爱的爷爷，所有美好的期许以及传承下来的信念。

采访手记

7月30日下午，采访已结束数日。正在家中伏案整理材料，忽然看到有新消息,来自张冠军叔叔：“老父亲于今中午12点50分去世……”

霎时，脑中嗡一声闷雷，心头像压了块儿石头，浑身动弹不得。原来，长歌当哭确实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笔者呆坐良久，打开视频回看当日采访情景……

7月23日，笔者与两位朋友首次登门拜访老人。

先和张树贵老人的儿子聊了一会儿，爷爷大抵也听不见，穿戴整洁坐在一旁。见与笔者同来的一个朋友蹲着，就起身低着背，颤颤巍巍地取来小板凳给他，还不时提醒笔者吃西瓜。

爷爷听不清，笔者就把想问的写在纸上。他每次要戴上眼镜辨认好一会儿，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上。那些讲述，裹挟着临沂的乡音，沾带着老爷子谈吐间的儒雅，飘散于空气中，是连接起我们与尘封的岁月之间的桥梁，带我们回溯至峥嵘的往昔。

曾是敬佩但不能理解历史查证、采访工作的乐趣所在的。但在这次采访过程中，却真切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纽带，某种程度上，笔者不是完全的创作者，而是记录者，记存下某个时空里闪烁的碎银。

和爷爷相谈只有一天，粗浅了解其漫漫一生。此行于笔者，所得之物将伴日后余生长路。

那日见时，您精神矍铄。您的家人说，平*您日**总躺那儿睡觉，就那天特有精气神儿，谁承想隔日忽觉格外疲倦。几日后旧疾复发住院，而今倏忽仙逝。唯遗当日影像与一页叮嘱供我凭吊。

“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祝你们三位同学将来成为国之栋梁！老兵张树贵2019年7月23日于临沂市兰山区小区。”

资料来源： 100个百岁老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