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途中,会发生许许多多不可预见的事情,有的事情耐人寻味,有的事情不可理喻。亲身经历的事情绝无虚构和杜撰,也非哗众取宠。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的情节是本人头脑十分清晰的状况下发生,别人给我描述自己都不会相信。故事虽然离奇,也许对那些不幸罹患重病的人,有所借鉴和启迪。

(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9年,我在中学工作时,时常感觉胃不舒服,有时甚至会疼痛,我只是吃点药也没当回事。这年12月份,甲型流感泛滥,教育局组织全县教师和学生注射甲流疫苗。老伴陪我去了医院打上了疫苗。回到家中当天晚上,胃部疼痛加剧,晚饭吃了几口就吐出来。之后,开始连续呕吐。没有食物之后吐沫子,逐渐吐出了纯白色的沫子。有句话叫做“黄的轻,黑的重,吐出白的要了命。”胃部的疼痛让我浑身冒汗,止痛药已无济于事。老伴陪我到诊所打了止痛针,第二天搭车去铁路医院,富有经验的院长在我脖颈和锁骨处摸了摸,告知,赶紧到省城医院诊查。
赶到长春吉大一院,迅速做了无痛胃镜。待我苏醒过来时,老伴告诉我,医生又让交款做了病理,需一个星期出结果。托付在长春居住的外甥女,到时来拿结果,然后开了点奥美拉唑等药物就回来了。胃部疼痛稍减轻些,我照常到学校上班。快年末了,许多年终材料需整理上报,我忍着病痛把手头的工作抢了出来。
一周后,老伴告诉我外甥女来电话了,说需要再去长春。在北京做生意的儿子也匆匆赶了回来,说是正好到沈阳上货,回来陪我去长春。稍作准备,我们又到了长春。外甥女已提前安排好床位,并给我看了一张吉大一院的正式诊断书,是胃溃疡四期,需要立即手术。
经过三天的系统检查和术前准备,我被排到12月28日上午的第一台手术。在家人和亲属的注目下,我自己穿着病号服,走进了老楼的手术室。当时我想,这真叫“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吉大一院胃肠科“一把刀”主任为我主刀,助手们正在准备。挂上麻醉点滴,我看手术室墙壁上的石英钟,8点36分,就啥也不知道了。据儿子和老伴说,一直到下午快两点,我才被推出手术室,送进监护室。不准家属探望,一直在监护室48小时后,才被推回普通病房。那种煎熬和痛苦,只有患者本人和亲属才能理解。
住院期间,两个姐姐、内弟妻妹和儿子儿媳倒班陪护,妹妹在家照顾我那上小学的孙女。同事朋友的电话不断,让我感到浓浓的真情。由于胃部被切除五分之四,仅靠二十四小时挂营养液,身体十分虚弱。依靠镇痛棒维持着治疗,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越是这样,越想咳嗽,护理的亲人急得手足无措。过了一星期,才能勉强进点流食,病床紧张,术后第十一天,让我们办理出院手续,回家调养。
正值2010年1月份,农历己丑年腊月初。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大地。后半夜两点钟,列车驶进车站。当时任校长的李桂梅让儿子开车已在车站等候……在家调理了几天,一个不常联系的电话打了进来:“大哥,我是尹春柱。”“啊,春柱呀,你还挺好的吧。”“我挺好,还在肿瘤医院。听你儿子说,你胃手术了。我看了你的病历,你的胃有病变的迹象,在家休息几天,到我这来,还得继续治疗呀。”
腊月十八,儿子接到尹春柱的电话,说已经安排好了,让马上去肿瘤医院。家人又收拾起需住院的行囊,扶着我这整个腹部包裹着绷带的病号,又赶往长春。我已预感到绝非单纯胃溃疡那么简单,只是家人和亲朋都闭口不谈我的病情,我也装糊涂吧。
进入肿瘤医院新高层九楼,尹春柱迎接我们进入905病房,靠窗给我留出病床。稍事休息后,尹春柱看了一眼我老伴和儿子,直截了当对我说:“哥哥,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为了能配合治疗,我得把实情跟你说。你得的病是胃癌三期,也就是中晚期。医大手术做得不错,下一步必须要进行化疗,我们这是肿瘤专科医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窗户纸桶破,老伴和儿子都背过身哭了。我镇静地对尹春柱说:“我也感觉进你这医院就不是好事,依你的经验,我这样的病还能挺多长时间?”尹春柱说:“理论上讲,你胃的病灶已全部切除,腹腔淋巴结摘除35组,有部分癌细胞转移,如治疗不当,也就半年时间。到底你能维持多长时间,就看你的造化了。”他又安抚了我几句,就领着儿子去办公室确定治疗方案了。
儿子选择了最好的治疗方案,价格比较昂贵,艰难的化疗历程从此开始。一个疗程十天,每天输液十四个小时。先打保护心脏、肝脏、肾脏的药物,中间是黑罩遮挡的化疗药,后面又是保护药和营养药。每天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药物反应让人像脱了一层皮。
化疗十天后,回家休息二十一天,又进入下一个疗程。求生的欲望是每个正常人都有的,病人被宣判死刑缓期执行,都想到医院去减刑。但想到又一次那种被药物折磨生不如死的状况,心里不免产生恐惧。这是一种花着钱找罪遭的事,又只能这样才能让死刑得到减缓。

(二)
艰辛又痛苦的抗癌之路,经历了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看到了世态炎凉和人情世故。
当我手术回来之后,得了绝症的消息迅速传开,所有认识我的人表现各不相同。大多数人感觉痛惜、惋惜、同情、焦急而爱莫能助。极小数人表现冷漠、嘲讽、观望、装憨且幸灾乐祸。在我身体强壮尚有一点职权时,每天都有人笑脸相迎。当我身患重病后,有的人就避之千里。有时老伴心里不平衡,我就耐心劝慰,世间的事情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人心叵测是件很平常的事,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在手术后和化疗调养期间,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学络绎不绝前来探望,亲属们每天围绕着耐心宽慰,老伴的那句“你不是为自己活着”情真意切,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教育局和学校的领导同事也在精神上予以殷切激励,第一期“励耕”计划救济资金一万元,无可争议地发给了我,让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一位年轻时的老朋友,几乎每天都到家坐上几个小时,谈论往事趣事。还有的朋友时常陪我打个小麻将,在说说笑笑中延长生命时光。
调整好心态是战胜疾病的主要因素,七分精神三分病。精神状态好,心理素质强在治疗疾病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化疗在家调养时,学校的女老师结伴看望我,当着我的面又不好提及我的病情,说话畏首畏尾,很尴尬。我笑着对她们说:“放开说,我就是胃癌,怎么谈都没关系。”这些老师才展开话题,给我讲了一些同类病的例子。孙洪燕老师对我说,她有一个同学,很年轻时就患上了与我同样的病,也是做了手术后化疗,已经过去十八年,啥事没有,还生龙活虎工作在岗位上。
按照我的病情,医生说需要化疗十二次,能挺过三年这个坎,就有望达到五年生存期。在治疗癌症的领域里,五年生存期是一个对比指标。
我是一个工薪阶层,儿子做生意刚起步,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宽裕。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我们捉襟见肘,壬吃卯粮。那时的医保核销很困难,每次出院后把收据手续送到医保局,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多才能处理。有许多抗癌药和辅助药没进医保目录,每次只能核销40%左右。每月都要进行一次化疗,有时需向亲属暂借。
为了能够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发挥点余热回报社会,在化疗尚未结束时,我到学校请求重新上班,距离退休还有几年,不想赋闲在家。当任校长感觉这样也好,在不改变待遇的情况下,让我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学校德育工作。接手工作后,我整理了前些年关工委的材料,与镇关工委和县教育关工委衔接,学习和借鉴其他关工委的工作经验,很快进入角色。在学校内部建立健全了工作制度,成立了关工委工作网络,召开班主任会议,与工会共青团组织密切配合,很快工作有了起色。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参加上级组织的普法教育和书画歌咏比赛、古诗词竞赛等活动。在参与书画和古词诗比赛中,我也发挥特长,亲力亲为创作作品,多次获得县的一等奖,连续几年被评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2014年,是我抗癌走过的第五个年头,到肿瘤医院复查,病情平稳。这一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在我退休之前,新任校长王延胜把我找过去,很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对我说:“鲍校长,你就要办理退休了,孙女也在这上了初中,退休回家也没啥事,县里要求回聘一位校级领导,负责关工委工作。你已干了一段时间,就接着再干几年吧。”这位校长厚以待人,真诚实在,在教职工中口碑很好。他又诚恳地说:“现在你正在大病恢复期,关工委工作不累,又有事可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校长的诚意我心领神会,愉快地接受下来。
这项工作我已轻车熟路,多少用点心就会出成绩。在我回聘的三年中,获得了全县教育系统一年最佳单位、两年优秀单位的荣誉,为本校的整体工作增光添彩。我的工作经验材料,被县关工委树为样板,做大会交流。同时,在这种轻松愉快的工作中,我的身体状况也得到很好的恢复。

(三)
在我与病魔抗争中,良好的心态和家人的关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多方治疗也不可忽视。中西结合,土洋结合也是抵抗病魔的途径。在正规化疗的同时,亲友们多处寻找民间土方、验方,偏方治大病,不知哪个方救了命。
长春癌症药物研究所,白山三道湾诊所,大把的钱换回大堆的药,无论多么难以下咽,我都把它吃到肚子里。灵芝孢子粉,不洗的猪嘴蘑,苦涩的楸树皮,都是我的间食。夏至时节的山核桃,里边还没有硬壳,连外边有毒的外皮一同切成片,晒干后泡水喝。后来又抓蟾蜍取其蟾衣温水服用……
神奇的故事,真实的经历。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在我64岁时,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家中颐养天年,接着搬到了镇里居住。松江河是一个正在发展且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方。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文友笔友和新朋友,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起来。
至今,我患癌症已经十四个年头,身体状况仍然很好。有个老屋,携个老伴,交些老友,喝点老酒,晚年生活还是挺滋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癌症已经不可怕,只要保持良好心态,得病精心治疗,我们就会战胜病魔,迎接明天美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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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鲍玉峰
总监:张丽
执行主编:刘敬一
编辑:杨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