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州老家兴起家谱热，家门几位热心的长辈组织何氏家族编写族谱，以飨后人，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柳林镇团结村三组，父亲何知时、母亲黄德英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轨迹极其简单，本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录于家谱之中。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老实本分，沉默少言，听得最多的是母亲的抱怨，“又在打瞌睡，也不操点心，二娃子(指我)要开学了”，父亲反驳道,“你出去弄钱去唦，就一张嘴!”说罢从椅子上起身，出门去了。这是我自上随州市第二高级中学以来，在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我家姊妹六人，大姐何云爱为养女，之后是两个姐姐，再后来才是我们兄弟三人。儿子靠后，在那个靠力气挣工分的年代，还是比较吃亏的。
我那时还小，父亲在家附近的大队蚕场做工，拿的是平均工分，母亲体弱多病，姐姐们没力气，挣不了多少的分，家里穷巴巴的。有一年年底，跟着母亲去麻子湾分年货，别人领的米面油和鱼，我们什么也没有。母亲说，我们工分不够，还要倒扣，心里很不是滋味。
母亲一生勤俭，但凡家里有点好吃的菜，都要留着待客，平时吃的就是母亲种的菜，就连鸡蛋也是奢侈品。只有家里来客了，加上韭菜或葱，煎成鸡蛋饼，算是一道荤菜。遇上家里有腊肉，母亲会毫不吝啬地从墙上切下一块，放在淘米水里泡软了做给客人吃，姊妹几个也乘机打个牙祭。等客人走了，母亲悄悄地把碗里剩下的肉藏起来，等下次再待客用。
听现住襄阳市的三姨黄德玉讲，母亲待人很好，凡待客总要弄六个碗或八个菜，自己却舍不得吃。有一年，拿出油条待客，都放霉了。
日子过的再艰难，每年过年，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我们换点新，自己穿的基本上是亲戚们送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有一年冬天，天下着雪，我要去上小学，母亲拿出一双新布鞋给我穿，说是过年的鞋。我试了下，太小穿不上，抱怨说，“这么小的鞋怎么穿，不能为我做大点的吗？”母亲说，“就那点布料，还想多做一双呢”，然后用鞋拔子勉强帮我穿上。放学回到家时，鞋子全湿了，脚也很疼。
母亲性格刚毅，再苦再委屈，没在我面前掉过泪，这一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作为孩子，只要吃饱了，就跑出去疯玩，家里难不难，没有太多的感受。有一次，我跑进厨房，母亲在掉眼泪。她见我进来，立马揉揉眼和我说话，还示意我出去玩。我问，“妈妈，你哭了？”母亲摇摇头。
母亲肝功能不好，每年春秋两季，总要去镇医院住上一段时间，有几回，还是父亲请人抬着去的。但自从我入高中后，就再没有住过，不知是因为家里钱紧张，还是身体真的变好了。
1999年，母亲前来襄阳看我。我见她满头白发，希望能看起来年轻一些，便带她去理发店，把头发染黑。回老家后，她见人就夸我对她好，还狠狠地炫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了。这算是我对母亲唯一的报答。
父亲会木工手艺，还会打猎。在儿时的记忆里，他有空便去山上砍些木料回来，在家刨成扁担，或是制作成木楦、扬叉、锄头柄等农具，天不亮就出门，送到均川镇上卖，换些钱回来贴补家用。
听母亲讲，有一回，他在路上遇到打劫，东西被抢走，还挨了一顿打，从此不干了。
父亲曾*慰自**地说，“会干的，干一辈子；会玩的，玩一辈子；会吃的，吃一辈子”，日渐消沉。有空了，他去钓钓鱼，或是上山打野味，一回到家，吧嗒吧嗒吸一阵子水烟袋，然后靠在椅子上，鼾声大作起来。这是母亲抱怨他的最主要原因。
令我最难忘的是父亲给我们交代后事。那时，我还在上初中。一天中午，我们姊妹几个吃罢午饭，围坐在八仙桌旁，还有两个姐夫。他慢条斯理地说，阎王爷托梦给他，说是要收他走，他死后一定要埋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两颗柏树中间，姊妹几个哭成一片。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那段时间，父亲胃病严重，疼的在床上打滚，想必是他感觉来日不多的缘故吧。
家住三里岗镇刘店村的叔叔建议他去做个穿线，治疗效果好，就是很疼，要忍得住。父亲还是接受了穿羊肠线手术，没有*醉药麻**，在腰间穿线，疼痛可想而知。回来后，父亲拔掉了菜地里的辣椒，又戒了酒，胃病渐渐地好了。
我们姊妹六人，基本是上过小学或初中，就数我读书最多。现在想起来，这是他做出的一个最重要决定。初三那一年，弟弟在团结中学上初中，姐姐哥哥已经毕业了，我成绩尚好，感觉家里艰难，向父亲说不读了。父亲认真地说，“你们姊妹几个，总得有个读书的啊”，后来弟弟辍学了，我考上了随州市二中。
在那个年代，农村和城市差别较大，农村人只有考学或当兵两条出路，叫做“跳农门”。虽然后来考的大专不怎么样好，但能够实现农转非，在我们村也没有几个，算是给祖上争了一点光。
时光荏苒，转眼间父母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平凡的父母，伟大的爱，我从没有为他们留下只言片语，其他姊妹更没有这个想法，只有我在媒体工作，能写上几句，算做纪念罢。
2020年1元28日 何军于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