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汾河湾在哪里 (汾河湾王宝钏和柳银环是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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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市大雁塔东南约两公里处,有条东西走向的小土沟,长不及一里,宽没有百步,最窄处仅仅丈余。沟崖南侧挖有几孔极其简陋的窑洞,光线幽暗,通风性差,面积狭小,仅可容身。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就是唐代王宝钏居住过的寒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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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及其女主人之所以赫赫有名,多半得力于传统戏《红鬃烈马》(又名《薛八出》)的演出。该剧由《彩楼配》、《投军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十三个折子戏组成,连贯叙述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唐代宰相王允有三位爱女:大女金钏,嫁给户部尚书苏龙;二女银钏,嫁给兵部侍郎魏虎;三女宝钏,尚无可意郎君,找了几个都不中意,决心争取婚姻自由,遂在十字街头搭起彩楼,通过“抛绣球”的办法选婿。结果绣球落在叫化子薛平贵身上,王允觉得有失体面,当即翻脸悔亲。而宝钏认定了平贵,表示非他不嫁。王允多次劝说不果,无奈父女击掌,明誓断绝关系,宝钏愤而走出相府,与平贵住进了城南寒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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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妖精作怪,平贵将其制服,因功被封为后军督府。宝钏认为出头有日,心中暗自欢喜。不料此时又逢西部边乱,王光上书朝廷,将平贵改为平西先锋,意在借刀杀人,而平西军的正副元帅正是苏龙、魏虎。

魏虎早就对宝钏图谋不轨,遂与王允合谋,找到一个借口欲杀平贵,幸被苏龙发现阻止。遂将死刑改为鞭笞,并令其与敌会阵。平贵负气奋战,获胜而归。魏虎又设法将平贵灌醉,缚好送给了敌营,想再次借刀杀人。不料平贵命不该死,反被代战公主招为东床,并让其执掌了西凉国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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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贵征西之后,宝钏独守寒窑,转眼就是十八个年头。

其间,母亲多次探望,宝钏不悔当初;村人屡屡引诱,从不为之心动。决心等候平贵归来。后来平贵知其仍在等他,便*取盗**金牌返唐。

适值皇帝驾崩,王允篡位自立,兴兵捉拿平贵,代战公主闻知,倾其全力助夫,很快打败了王允,将平贵推上金殿。王宝钏也走出耗尽青春的寒窑,戴上了正宫娘娘的凤冠。可惜她福浅命薄,无缘享受,住了十八年寒窑,只当了十八天娘娘,就栽倒金殿,猝然而逝。

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曾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做过宣传。特别是王宝钏其人,被公认为不慕荣华富贵,甘于清贫凄苦,决心洁身守志的淑女,不光被无数的女子仿效,更为许多男人津津乐道。王宝钏就像一座无形的贞节牌坊,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悲剧性人物。

当然,这个故事并不真实,虽有寒窑存世,却是人造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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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唐代并没有一个取而代之的薛姓皇帝,也没有什么想篡位的宰相,更没有哪个大官僚的女婿在“西凉国”这般折腾。不用说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仅是艺术形象,换句话说,有唐一代,根本就没有薛平贵和王宝钏这档子事儿。

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纯系捏造,还是另有所本

且看清代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说明:

“皮簧戏中有薛平贵、王宝钏故事,谓之《薛八出》。计有花园赠金、彩楼配、三击掌、探寒窑、平贵别窑、赶三关、武家坡、银空山、算粮、大登殿为止。此则羌无故实。

闻之故老云:薛平贵实石敬塘之假名。石为后唐李氏婿,又为契丹所立,国号晋,即戏中由西凉归来即皇帝位;其岳父丞相王允,实指长乐老冯道云。”崇彝的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那还得再看看石敬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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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中的《晋本纪》载,石敬塘(公元892-942年),原为西域沙陀部人,居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李克用部将泉摈鸡之子,后随李克用归唐。此人沈厚寡言,很有主见,再加上作战勇敢,处事机警,又救过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性命,深得这位皇帝的喜爱,便把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他为妻。

唐明宗觉得石敬塘虽为贵戚,却没一个像样的官位,遂让他做了河东节度使,加中书令,并兼蓄汉马步军总管,负责镇守太原,一跃而成为很有势力的诸侯。

后唐明宗死,闵帝李从厚即位,这时的石敬塘已经尾大不掉,渐渐萌生异志。一次闵帝出巡,路遇敬塘,他竟借口诛杀皇帝随从百人,还把皇帝关了禁闭。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知道石敬塘必反,提醒有关人员密切注视他的动向。

不久,石敬塘果然发动叛乱,向契丹伸手求援。耶律德光(即辽太宗)闻风而动,大军从雁门关南下,册封石敬塘为帝,二人约为父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并很大方地割让“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给后入留下了很*麻大**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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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塘的联合大军蜂拥而来,后唐末帝看大势已去,在玄武楼上*焚自**,后唐灭亡。石敬塘赶忙跑到洛阳即皇帝位,后又*都迁**至汴(今河南开封市),史称后晋。他担惊受怕地做了七年皇帝,公元942年六月染疾而死。

拿石敬塘的历史与薛平贵的“经历”对照,二人果然有些相像:

一是他们都是能征善战的武将,而且又都与西域有关;

二是两人都是承袭了李唐的江山,没费太大的周折就做了皇帝;

三是二人事业的成功都靠了外来势力的援助。薛平贵借的是西凉国代战公主的兵马,石敬塘则得到了契丹国的全力支持;

四是二人的妻子都是出自豪门,薛、石俱为贵婿。看来崇彝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可是仔细想想又有些靠不住了。因为这仅是“闻之故老云”,并无可信的材料能够证明。而且“石为后唐李氏婿”,怎么又会扯拉到后晋的宰相冯道身上,显然有些过于牵强附会。

除了崇彝的这种说法,清代有的笔记、小说中于脆把薛平贵说成是唐宣宗的儿子李温。认为他是抢班夺权才即帝位,这就有了篡位之嫌,看起来与薛平贵的某些故事情节很相似了。其实,这种说法不仅与薛平贵、王宝驯的传说相差更远,而且也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唐宣宗李忱晚年迷信丹药,妄求长生,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他服用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的所谓长生不老药,引发了疽疾而送了老命。

皇帝的位子不能空缺,枢密使宦官王归长、马公儒等,知道宣宗不喜欢长子李温,遂拥立第三子夔王李滋当皇帝。左神策军中尉(宦官)王宗实素与王归长不睦,当时正出为准南监军,他在得到左军副使亓元实(一作邢元实)的报告后,迅速回宫,怒斥王归长等篡改圣旨而将其杀掉。接着把李温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并改名为李雇,是为唐懿宗。

从立长不立幼的封建宗法观点来看,李温做皇帝符合当时的法定程序,无可非议,不存在篡位之嫌。所以把薛平贵说成是李温,也是八竿子够不着的乱扯。

除去上面这些说法以外,还有人认为薛、王二人的故事源于戏剧《汾河湾》,(就是德云社于谦喝酒闹舞台的拿出戏)这也是一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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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说的是唐初名将薛仁贵家贫投军,妻子柳迎春苦守寒窑,生子丁山,母子相依为命,转眼过去十多年时间。薛仁贵功成封爵,回家探妻,行至汾河湾时,见一童儿射雁,仁贵看其箭法不凡,但仍显稚嫩,正欲加指点,忽有一猛虎扑来,仁贵速发袖箭射虎,却误将童儿射死。

他仓皇逃至寒窑,夫妻相会,见床下有男鞋,迎春告知有子,仁贵始知方才射死的童儿原是亲生儿子。夫妻团圆虽是好事,却想不到发生了这种悲剧。如果拿《武家坡》来对照《汾河湾》,可以发现两剧人物、情节、背景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有人断定薛平贵的传说就是薛仁贵故事的翻版。

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不好认定哪家所说为实。从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本身来看,这是两个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因此,把他们比照历史上的某某人,难免有穿凿附会之感。

任何成功艺术作品的出现,都受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某些影响,王宝钏故事的出现也决不是偶然的。只要看看其历史背景就可以发现,唐朝对西北一带频频用兵,兵源的短缺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需要从少数民族中征集一些青壮年来补充队伍,这些人士中不乏出类拔萃的角色,像后来酿成天下大乱的安禄山,就是“营州杂胡”之首。这些少数民族的将士,有许多人就在内地娶妻生子,而他们本人却常年遭受征战之苦,其妻子儿女也不免日夜悬望。如果翻开唐诗看看,不难发现这方面的作品。

如“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王维《伊州歌》句):“一行中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句);“闺阁不知戎马事,月离还上望夫楼”(薛涛《赠远二首》句)等。同样,出现王宝观和薛平贵的故事也就很自然了。

到了清代,满州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想尽千方百计笼络汉人和其他民族,其中和亲、招亲是比较灵验的一招儿。尽管朝廷须定满汉不得通婚,可是历史故事中的类似做法却能获准。

所以,西凉国的代战公主顺利招了薛平贵,辽邦的琼娥公主也欣然接纳了杨四郎。作为普通百姓来说,对于这种远离他们的公主招亲并不多么关心,真正赞赏和喜欢的是王宝钏对于爱情的坚贞。

在封建社会里,不仅独身女子们可以视为学习仿效的楷模,男子们尤其是远离家门的男子更是对其赞不绝口。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虚构的故事,宁可信其有,不愿说其无,王宝钏的故事从而广为流传。有关她的戏剧久演不衰,有关她的人造古迹常有人看,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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