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后的上海，春雨绵绵，地上像打了一层黑色的酥油，鞋跟一蹬就溅上腿袜。我在城市西南角一座十字型的高架下，揣着一个地址，找一幢叫H的高楼。那一带平素不常去，展眼望去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灰色的平芜，重型卡车在头上轰鸣，地上的数条匝道却不见车影，桥墩上还有麻密的脚手架，破一扇容一人过的门。
前天我接到S的群发邮件，这几年她是改尽了名字，先是只有一个姓，再是昵称、英文名，如今的署名是“秋菊”。也不知道在她群发的记者里，有多少人是中途进入她的联系单的，想必会纳闷这到底是谁。这一次，她来上海了，借着一个“精神病幸存者网络”的名头，要组织一个研讨会。而那个网络，我查了是没有的。
2010年的时候，我在电话里认识她。那是秋风凄紧的一天，她是一位专门为精神病代理的律师介绍给我的。那一年我在电视台工作，年少而功利心又强，为了劝一些弱势群体来上镜，像个保险经纪人一样不停地打着电话。
S在上海故意找了个电话亭打给我，像是隐居在电话线某一段。她显然是不肯见我，历历的抽泣中道着近况，说她现在很胖，被强行服用了一种叫思瑞康的药，病理反应是长期偏头疼和肥胖。“本来也是一个爱漂亮的女孩子”，话一出更是抽紧哭。
她是镇江人，音色也恰似江南的安适里那些知书达理的女子，不温不火地偏安在惬意的家乡上班，不像多数人来往在大城市的羁途上。我去过镇江，它不若扬州美名天下，却有津渡这样的集粹菁华的古胜，比起扬州的万柳之姿更有种静逸的端态。S谈不上漂亮，微胖体型，但是初初见面，已无法分辨是自然的体型还是2007年那些药物的作用。
2007年那会她在镇江一个外企做经理，就因为公司装修而二甲苯中毒，露出微醺症状，被送到了医院直接被发配到精神科。等她醒过来，该用的药都用了，却已经被当作精神病病人看待了。真是一觉醒来百年身，人生一不小心就是另一重枷锁，为人在世，多少名头是由社会集体加冕的，当事人实则无此意。
S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被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单位当然不会留下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邻里也不会容，S变成了不可接触的人。她当年跟我在电话里谈起这些的时候，如同在说一本寓言故事，仿佛她所有的悲惨都是命运设计好的圈套，甚或不是命运的旨意，而是世间道上的恶鬼在它们的梦里一意孤行地将她摆布。
在H商务大厦里一个租来的会议室里，她站在前面，窗外的阴天加重了屋里的黯陋，三五记者萧索地听着她。说是研讨会，却更像是私密的分享。
趁间歇，我小心试问：“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的。”她语气稀松，如同一个老朋友。
“你那时无论如何也不肯见我啊。”
“哈哈，你是换工作了吧。”她的应对快速又精明，无论怎样也不像个精神病人。
精神病在当今仍富传奇和争议，我想它就像耶稣时代恨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麻风病病人、中世纪时医学无法解释的梅毒或癌症，没有驱魔就等于在无光照射的暗夜里自生自灭多少年。20世纪来精神病人的处境没有什么改观，S的说法如果拍成电影，也未必比《飞越疯人院》来得先进。
三年前我和她是打了几通电话，她越是不肯见我，我越是勾勒出一个极其悲惨的、又居无定所的孤苦女子。在上海与镇江间辗转，拖着病理反应后改头换面的身子，还伴随着头疼，一个人找法院办起诉。而我明白，她每次和我通话的电话亭就仿佛是驿站，她停靠片刻，对着话筒对面的一个素昧平生的记者吐泻怨恨，又小心地回避着透露姓名。
“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想和你聊一聊，我是在电话亭里打给你的。”她故意不留下手机号码的痕迹，她的目的也许只是倾诉而已。在愤极时又决然挂断话筒，我能想象，她出门后便还是无尽的征程，不过又换得些能量。
女人最怕走在正常的世道之外，若不能按惯常的轨迹、遵照一种年岁上的自然规律而生存是颇累的。何况要隐姓埋名，在矛盾中呐喊又咽下，握紧柔弱的拳头敲打世界无处不在的壁垒，如同一个哑巴在闷罐似的房间里嘶叫，一场醉里挑灯看剑的无物的战役。
之后，我不知道她去向何处，我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漂浮不定。只是偶尔会收到她用了化名的邮件，传布着她自己的遭遇，附带列着媒体对她的报道，当然还有立案的进度。我离开了电视台后去了北京，有时在夜晚不经意间收到一封如天外般陌生的来信，变幻着名字，也有一种惘然的慨叹，对逝去的岁月、对这样一个人海中我都无法辨识的寂寞的女斗士。
天色逐渐拉下夜幕，凝息的而忘了开灯的房间里，我看着她在幻灯片前的轮廓，匹配着记忆里那个颤抖孤伶的声音，想起的却是一些关于自己恍然经年中的幕景。初次见面，她毕竟是一个活脱脱的稍不修篇幅的女人，举止伶俐，只是有一些年纪了，这是无法掩盖的。
她在幻灯片里举了很多“被精神病”的例子，把自己也算了进去，平静地讲述着一个“镇江的外企经理”的故事。我和她是心照不宣的，只是我不愿点穿。至于官司，至今一审还没判下来。
她时而莞尔，轻松地调侃着这位“外企女经理”，把自己的病例扫描一一呈现，却自如地把当事人描绘成一个事不关己的“她”，仿佛那个人是她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突生机灵”，低声问一位陌生的邻座：“她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叫‘秋菊’”。
散场时，没有人去问她真实的身份背景，仿佛在“被精神病”的交际圈中，都知道真假虚实的分寸界限，前世之事都是忌讳。那些记者从九点坐到黄昏，S就凭着自己一个人，从病理学到法学，胡天海地地讲了一天，仿佛她的背后有几多实力雄厚的圈子，无论是从财力还是智力上予以支持。
可是一切都不得而知，临走的时候，我看见她落寞的背影，把资料往一个黑色旅行袋里装，分不清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留到最后，在暗蓝如水的会议室里问她：“你现在工作吗？”
“呃……确切说在做一些慈善。”她有些犹豫。
“是住在上海吗？”“应该说是这几天暂时在上海，呵呵。”她的语气轻描淡写又不失得体，而我还是执意地多问了一句：“结婚了吗？”
“没有，有一些病理反应，正常人是不可能接受的。”
我就不便再多问，她这些年为了官司和度过精神难关的种种，在这句话中苦涩地折射着。虽然我出于职业兴趣，本能上希望问出更多的细节，而何必呢？一些命运上的分岔让我们之间注定像是偶聚又分散的飘萍，没有任何必要性的重大旨意让我们为彼此多停留一刻。放眼楼外的夜幕不远处，就是上海南火车站，闵行南郊那特有的离落的、充满乡愁的灯光已铺张开，那些简陋而可漂移的裸灯泡像是独独为旅人掌着，直至送他们登上离开这座城市的列车，这其中一定有一个一身黑色，背一个黑包，辗转如蓬的无名的背影。
花边针线工：wangdanyang
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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