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炳顺仿佛化为灰烬。离开病房时，他的白发随着脚步而颤抖。
患有精神分裂症，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27年。发小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三弟杨茂清是他唯一的监护人，但2017年之前卡把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和社保都拿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想离开医院去寻找弟弟，但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面对失去监护人名额的问题，杨炳顺居委会于3月2日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为其监护人，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支持起诉书。
庭审期间，法院向杨茂清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提交监护人请求，但他没有遵守。3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指定居委会为杨炳顺监护人，杨茂清尚未出庭。
谈到家人，杨炳顺的话虽少但重复。“不错。”他若有所思地说，但当他直视他时，他像游荡的小孩一样迅速移开目光。6月24日，他像往常一样通过康复训练打发时间，弯曲的身体靠在桌子上，给插图上色，或者画乱七八糟的线条。
杨炳顺所在的精神病医院收治了一批长期住院的中老年患者。他们的父母大多年迈，父母去世后，家庭成员出于经济和能源原因不愿意或无法监护这些患者。回家的路还更长。
弟弟·杨茂清告诉澎湃新闻，他也曾多次打算带大哥出院，但他的两个兄弟和自己的儿子却相继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家庭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
“他口头上同意了，但他没有来。”
杨炳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被弟弟拿走后，他的主治医生鞠明亮想帮忙找回，但感觉自己“陷入了死循环”：杨炳顺是一个精神残疾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如果你想通过法律来维护你的权利，你就必须为监护人挺身而出，但这个监护人却是*害迫**的对象。
杨炳顺的家乡在无锡。他的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后，他被分配到上海一家量具厂当订单工。1981年，24岁的他接替父亲的位置时，产生了被*害迫**的妄想。此后，他经常与同事发生争执，并一度拿刀。由于没有按时服药、饮酒过多，他从32岁到39岁，多次进出医院。当他被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他已离婚，没有孩子。
鞠明亮表示，上次住院期间，杨炳顺戒酒并坚持吃药，病情很快就稳定下来。
初期，病情稳定，成为医院“三级开放病人”。他可以在医院自由活动，在医院小卖部做杂务。每次缴纳住院津贴，他都会提前到医院附近的银行取钱，“他知道每个月有多少养老金、多少伤残津贴，钱去哪张卡。”一种皮肤软组织炎症产生，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不舒服。
杨炳顺（左图）身体有残疾，回到病房时鞠明亮为他开门。澎湃新闻记者陈灿杰摄
2017年，医院联系了弟弟·杨茂清，希望他能够监护并管理弟弟的财产。当时，杨茂清前往医院，拿走了身份证、社保和银行卡，没有缴纳费用就离开了。也没有被退回。截至2022年1月末，他共欠医疗费135913.4元。
鞠明亮说，他先给杨茂清打电话，让他去看望他的哥哥，但没有提到钱的事。“他口头上也同意了，但他没有来。”后来遇到积压的事情，沟通就不顺畅了。鞠明亮更关心的是：如果杨炳顺出了意外，需要转院或者急诊室等，监护人必须同意，那他找谁呢？
与此同时，底牌被“断”的杨炳顺顿时尴尬起来。护士长回忆，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舍不得花钱，不再添加营养餐和水果。今年春天渐暖，其他病人的亲属陆续送来了换季的衣服，他却没有。别人捐赠的球衣上都有签名，他却固执地不肯更换。鞠明亮刚刚把自己的一套衣服送给了他。
2021年4月，医院派人到杨茂清所在的无锡锡山区一社区，给他发了一封律师函，称如果他月底前拒绝缴纳欠款或者不配合姚续约，小明的医保卡，他会报给他哥哥。两人提起诉讼。鞠明亮无奈表示，之前在医院起诉病人没有先例，理由更多是为了吓跑亲属，但律师函发出后却没有任何反应。鞠明亮回忆，正当他准备向法院起诉时，徐汇区检察院的加入，让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折。当时，他们开展了“声援起诉”活动，专门帮助精神障碍患者维权。
徐汇区检察院承办人、检察官蒲亮表示，问题的核心是帮助杨炳顺找到一个守法、愿意承担责任的新监护人。
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监护人处于危难状态时，有关人员和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
徐汇区检察院与杨炳顺户籍所在地徐家汇街道饥饿居委会多次协商后，对方表示愿意承担监护责任。“这并不容易。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种联系，就很难继续前进。”鞠明亮说道。
“因为现有的监护人不肯合作，后续程序确实比较复杂。蒲亮表示，法院必须宣告杨炳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证明其符合指定监护条件。
根据相关判决书，法院判决杨炳顺已离婚，无子女，且无*亲近**属向法院申请封监护人。最终，法院批准了区委的监护请求。
随后，居委会、检察院再次向杨炳顺开具了银行卡，存款由徐汇公证处保管。鞠明亮表示，虽然这个弟弟大多被人忽视，但查了银行对账单后发现，还好没有财产被侵占，不然就要提起新的侵占诉讼。
“时间长了他就会麻木”
“拿了（卡）后我不会再用一分钱，它是特殊用途的，我想救他的命。”杨茂清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哥哥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据杨茂清妻子龙芬慧介绍，杨茂清家四兄弟除大哥杨炳顺、二哥杨建清2010年因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外，还有四位兄弟。来回奔波，甚至扫父母的坟都要分散时间。
四兄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弟弟杨红庆说，1986年，妈妈在瓜地里除草，天气很热。她本来就患有高血压，在田地里晕倒了。向上。同年，父亲在河边淘米时不慎摔倒瘫痪。住院三年后，他于1989年去世。
当时杨炳顺32岁。根据其住院史，当年病情加重，开始住院治疗。
杨红清回忆，当时他收到哥哥工厂的信，要求他去医院看望哥哥，但他找错了医院，有人偷走了他的路费。他回到哥哥的工厂，向车间主任要了100元才回家。向上。告别时，车间主任说，如果再有通知，他就马上来，但此后他就再没有去过医院。幸运的是，他说：“这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信件或电话，所以（大哥）一定没事。”
发小杨兴贤认为杨炳顺已经去世，两人已经近30年没有见面了。为了纪念杨兴先，他们读完小学四年级后，一起去生产队种地。杨炳顺话很少，总是专注于工作。杨炳顺到上海工作后，两人只在过年期间见过一次面。那时，杨炳顺不喜欢喝酒：“如果能喝两两就太好了。”
杨兴贤认为，杨炳顺的心脏病主要是由于婚姻造成的。他家乡的同龄人大多二十几岁就已结婚生子，而他却孤身一人。直到35岁那年，他才经亲戚介绍，与一位离过婚的小孩结婚。婚后，两人仍异地，女方继续在老家无锡经营裁缝店。杨兴贤曾听杨炳顺说想要再要一个孩子，但女子始终不同意。
据杨炳顺的住院记录显示，结婚后不久，妻子就发生了外遇，而他则因病情复发住院。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医院生涯。鞠明亮表示，从他的治疗效果来看，他早就可以出院了，但他的父母去世了，监护人弟弟也没有提到愿意带他出院，所以他不能。不要离开。
鞠明亮记得，当杨炳顺第一次听说三弟杨茂清要接管监护权时，难掩兴奋之情。他偶尔过来询问弟弟的情况：“时间长了他就会麻木了。”有时候，看到病人带着亲戚来看望自己，即使他不说什么，鞠明亮也能感觉到内心的空虚。
据杨炳顺印象，三哥入院以来已经探望过三次。“他已经七年没来过这里了，有一次他打电话说他出城了。”
杨茂清也承认了哥哥的说法。哥哥住院期间，他带他到外面泡脚。当丹毒在他的腿上复发时，他不得不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那天他没有去上海的火车票，所以他和朋友连夜开车到上海，护理了他一周。有时因为工作和“太忙于家庭事务”而没有发生。
至于为何自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履行监护责任，他解释说，当他找到大哥工作的地方时，发现工厂已被恢复合并，宿舍已不复存在。“出院后去哪里？鸡有鸡舍，狗有狗舍。他是上海户口，所以他（应该）有一张床。”
他来回跑去寻求解释，工厂和居委会都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他很恼火，就去医院给哥哥付钱。由于医院说不能刷卡只能用现金支付，他与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争吵中，他觉得对方“看不起我这个同胞”，一气之下把卡带走了。此后，医院多次联系他，但均未果。在他看来，这个人至少应该在交费之前承认自己的错误，“说白了，这个人应该被解雇”。
记者询问杨茂清是否意识到自己欠款、未回应诉讼和出庭可能带来的后果。他突然恼怒起来：“我从来不做坏事……我不明白后果，我是同胞。”
“他们（兄弟）在亲情方面似乎和我们不一样。”龙芬慧说，她和丈夫相识十年了，杨茂清至今没有去看望过她86岁的母亲；在处理事情上，她的丈夫很兴奋，甚至有点极端，有时他会在半夜突然叫醒她，说他梦见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会问她那个男人是谁。“我觉得他（精神上）也快死了。”
“他不知道如何沟通，但他没有恶意。”龙芬慧说，她的儿子也患有精神分裂症。今年他住院，借了1万多元。只是这家伙行事有些鲁莽，不允许她插手付账，否则她就没事了。“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一号换一号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把它带回来，谁来照顾？”
是否带杨炳顺出院，他的三弟和弟弟有更现实的考虑。7月14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弟弟杨洪庆刚刚辞去保安工作，无法自由向这份工作请假。平日里，他做零星的电焊工作，或者照顾临时工，这让他没有条件照顾哥哥。近年来，他的右眼接受了视网膜手术；他的妻子在骑电瓶车上班时踩到一块西瓜皮滑倒，导致右膝半月板撕裂。每天他还是要接她上下班。
当被问到是否担心哥哥在医院的情况时，他表示之前在新冠疫情期间就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没去那里，但我的大脑不会把它扔掉。””
记者向他通报杨炳顺抚养权案后，他认为这是一场赔偿诉讼，并重申：“在情感关系上，我们是兄弟，但在费用问题上，我们是独立的。”
三哥杨茂清想要接替大哥就更难了。他早年因感情不和与妻子离婚，只能将儿子“阿胖”托付给表弟家。他跟着朋友去建筑工地赚钱。他的收入不稳定，一年只能存几万元。后来表弟在工地上摔断了腰，半边身子瘫痪了。阿庞于2014年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干脆停止工作，回来照顾阿庞。
当时，胖子17岁，正在读高中。由于生病，他辍学在家。他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待在房间里玩电脑游戏。杨茂清一开始不喜欢，但他跟他说了什么，他立刻反驳，声音大得像争论，甚至还从网上买了把刀要杀他的父亲。杨茂清无奈，只能将他送往医院。
此后，阿发多次住院，次数多到杨茂清都记不清了：“我想想都头晕。”每年至少住院一次，一个月的住院津贴从医保中扣除。他要自掏腰包两三千元，生活费也要一两千元。
“（杨炳顺）回来谁照顾？他连小孩（阿胖）都没有人照顾。”龙奋辉说，2016年进家之前，父子俩的生活令人担忧。一进厨房鞋子就粘在地上了，抽油烟机滴着油，墙壁也被烟熏得油腻发黄，只好裹上一层保鲜膜以防漏水。
她记得有一次，胖子生病了，杨茂清在家心烦意乱，想下楼逃一段时间，可他一开门，胖子突然在后面推了推，她一下子就冲走了。向下五六级台阶。如果你及时用手抓住护栏，你的头可能会掉下来。
还有一次，胖子拿着菜刀追倒杨茂清，两人打了几下，但胖子力气太大，把他推倒在地，脚被路亚子刮掉了。最终，三名警察出动将胖子制服并送往医院。杨茂清蹲在路边，当时感到羞愧。“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他现在的脾气（大胆），他是他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所以你必须注意你说的话。”谈到儿子的病情，杨茂清表示他已经失去了希望。
有一次阿胖看到网络康复中心的消息，以为自己总是被送去医院，气得出来打了龙奋辉几拳。平日里，两人相处时，她“着急，凡事都跟着他”，做好饭菜就送进来。他想吃冰棍，她也冒着大热去买。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吃药，她必须看着他吞下药，否则他会偷偷把药扔掉。
与此同时，龙奋辉不时看望住院的杨茂清二弟杨建清。2016年底，她到医院探望，发现他的沟通、行为举止与常人无异。她问他是否想回家，他说愿意。“既然弟弟和我都是家人，你就不必感到抱歉。”这时，龙芬辉带着杨建清从医院出来了。
龙奋辉将阿庞的病情描述为“无”，而二弟杨建清的病情则为“文”。他情绪稳定，得了良药就会及时吃药，“像小孩一样”。当地民政部门看望他时，他给了他500元红包。杨茂清开玩笑说他想拿钱，但他犹豫不决，不肯给，于是就把钱给了龙奋辉。
平时，和大多数退休老人一样，杨建清在家看看电视，吃完晚饭去散步，基本能生活自理。直到2019年初，他突然摔倒，引发脑梗塞。这时，龙芬辉去医院陪他，却忘了带精神药物。杨建清生病了，起身困难，她只好用被子将他绑在床上。丈夫在家里盯着胖子，她则独自在医院陪着杨建清待了十六天，出院时她已经快崩溃了。
后来，龙奋辉询问了很多人，发现自己摔倒的原因是他晚上总是背着家人，偷偷去小区里和朋友喝酒。仅仅半年后，他再次摔倒，只能坐在轮椅上。我无法说清楚。为此，他们对一楼车库进行了改造，从原来居住的六楼搬了过来。
杨茂清表示，他已经想过装修一楼，让大哥起死回生，一起吃饭，但家里已经有二哥和儿子两个病人，实在没时间抽时间为了它。照顾他们。“有一个弟弟不在乎，而我是唯一一个承受这种痛苦的人。”58岁的他指着自己瘦弱的脑袋抱怨，自己气得头都秃了。“我真的很痛！”
为了照顾丈夫的二哥，龙芬慧辛苦了。起初，她连成人纸尿裤的正反面都分不清，但渐渐地，她学会了如何喝流食、插导尿管、擦屁股等，包括如何给瘫痪者穿衣服、脱衣服，以及体温的测量。洗澡水。熟记于心。去年，61岁的杨建清因身体原因去世。她有些后悔：“如果不是那两次摔倒，他也不会走得这么早。”
龙奋辉说，杨建清虽然接待了他之后也没有呆几年，但至少每天都能收到零花钱。想吃西瓜、香蕉、一碗面条，他只能买。拥有这一点自由，就叫幸福。”
“这些病人就像幼儿园里的老小孩”
找回杨炳顺的卡和钱后，他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他不用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如果他想在饭菜中添加一些水果和小菠菜，他可以购买。鞠明亮说，杨炳顺现在见到他，总是说给他一万元，用来偿还医院的4000元法医检查费。他握着他的手，提出请他喝咖啡。
在医院里，杨炳顺过着简单而重复的生活。他和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宿舍里。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饭、吃药、接受护士的清洗、剥水果；根据天气情况，早上大家轮流洗澡；对于基础康复治疗，他还会参加绘画等艺术治疗。晚上六七点吃完饭，他就快睡着了。
鞠明亮表示，目前杨炳顺的病情稳定，但由于长年服用精神药物，身体其实不耐风雨。“说白了，我对老夫能活多久没有信心。”
在鞠明亮接管的病房里，杨炳顺等二十多个病人中，有近一半是长期住院、长期与社会隔离的。说到我想吃的红烧肉，这一天可能就够了。“这些病人其实很单纯，就像幼儿园里的老小孩一样。”
但在这群“老小孩”的背后，不难看出精神病院的负担。根据国家卫健委编制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以下简称《统计年鉴》），截至2021年，精神科医院数量将仅次于肿瘤医院专科医院数量，但平均医生住院天数为10.4天，居各类医院之首。住院天数最多，是肿瘤医院的三倍多。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与其他类型患者相比，精神病患者出院率较低，平均住院时间为20.03天，一般是其他类型疾病的3倍；出院患者中，老年人（60岁以上）比例为26.1%，低于青壮年（15-44岁）的32.1%。
鞠明亮表示，他所在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要实行“先住院、后缴费”，每六个月结算一次。患者因住院时间过长而被家人“遗忘”的情况并不少见。“每个部门都会有他们。”他有一个病人，已经欠费十几年了。
至于为何老年患者出院时间这么长，鞠明亮解释说，有的人因为病情不稳定，不愿意照顾；有的人因为病情不稳定，不愿意照顾。有些人已经稳定了，但父母太老了，无法照顾他们；有些人已经稳定了，但他们的父母太老了，无法照顾他们。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其中，少数亲属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一些老患者住在上海市区，租的是4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租没了，他得负责自己的日常生活。
“其实，还是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接受度和宽容度的问题。”鞠明亮表示，在对杨炳顺提起诉讼之前，他在杨炳顺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里呆了很多时间，只是为了办理新的身份证。是我因为单位的介绍信发脾气，大惊小怪之后才发生的。随后，他与律师一起说服居委会接管监护权。他还经常强调，除非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例如紧急医疗或死后需要在遗体上签名，否则他通常会尽量少打扰他们。“精神病人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如果我们各个部门都能给他们开绿灯，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家属愿意尽自己的职责，很多病人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只是早期出院后，病情又复发了。主意。“（家人会想）他们被接走后，就会被扔出去，必须住院治疗。”鞠明亮说道。
阿庞的病情不稳定，也让龙奋辉心有余悸。每当她一进房间，她就立即锁上门；当她提醒胖子吃药的时候，她不敢直接去敲他的门，而是先打电话听听他的语气，确认他心情正常后再吃药。
杨茂清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有时他十二点睡觉，凌晨三点起床。之后他就变得很无聊，他所能做的就是一直刷短视频。龙芬慧说，婆家四兄弟中，只有丈夫小孩有，但他仍然没有逃脱精神疾病的厄运。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再婚前，杨茂清向龙奋慧隐瞒了家人几乎所有的精神分裂症，但她仍然选择接受。“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痛点……如果我不再理解他，我想他真的会崩溃。”她告诉杨茂清，如果有一天胖子开枪打死她，哪怕她受伤或者被杀，她也没有任何要求。她有一个和胖子同龄的女儿，她希望丈夫“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龙芬慧表示，阿庞未来的照顾问题将永远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丈夫心里，但最终会比他先死一步。届时，他的监护权可能会落入社区委员会手中。你在医院住了很多次，如果你出去伤害了家里的人，谁负责？”
但此时此刻，她却觉得杨炳顺的事情更紧急了。她想趁胖子还在医院的时候，等杨茂清8月份从重庆项目回来的时候，带他去上海，带他回家。即使抚养权不归还，她也会尽力照顾他一年左右。邻居们无意中听到了她的想法，说她疯了，送走一个又捡起另一个。
龙奋辉说，自己毕竟是在这里长大的，回到家乡回忆一下、寻找一下儿时的感觉就足够了。
（文中杨炳顺、胖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