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癌症，是“众病之王”，治愈，是人类的心愿。
自2016年4月起，医生医事推出“遇见·肿瘤大咖”系列，每月一期，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希望能对患者的抗癌之路、年轻医生的成长之路有所帮助。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
郭 军
“黑老大”死磕癌王黑色素瘤的血性
文 / 戴 戴
（作者凶残，本文长达7000余字，阅读前请备小板凳）
郭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中国黑色素瘤学科带头人，人称“黑老大”，天蝎座。
认识他很多年，有趣的故事一箩筐，但他总说：不能写，否则人家该说这哪像个教授啊。
那么，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呢？
他酷爱骑行，曾经远赴台湾环岛骑行。平时一得空闲就独自飚到香山脚下，换上酷炫的行头，全身心投入骑行几十公里，精疲力尽却身心轻松。
他喜欢滑雪，而且是挑战最酷的单板。有一年去瑞士开完会，在返程的火车上，看着沿途的雪景美到让人“窒息“，于是独自来了一次单板之旅。在无数次摔得人仰板翻之后，终于把单板滑稳了，他随即写了一篇掌控单板和人生的关系的小散文，风趣幽默又富有哲理。
他从小喜欢《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那石破天惊的想象力，密不透风的思维逻辑，豁然开朗的结论，打通了他日后科研探索的任督二脉：要有想象力，并找到方法去验证。
他能在路边一个不起眼却干干净净的小饭馆，发现“最好吃”的烤鱼，他办公桌上摆着各种自制的豆腐乳、辣椒酱。但平时，他几乎忙的来不及吃早餐午餐，累了泡壶茶，心满意足。当我问他，你天天这样不觉得累吗？他回答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很享受。
听他门诊和查房时和患者交流，像是听相声一样，全国各地的方言他几乎都会说，经常把患者逗得以为找到了“老乡”而直乐。
所以，教授应该是什么样？
他说：“中国的教授走出去要显得帅气阳光，充满活力，不仅外表要得体，更重要是自信，任何场合都不怯。”然后一脸的故作正经：“别忘了，我其实是位来自中国的德高望重的教授。”说完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郭军教授，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黑色素瘤专科病房，见证和参与了人类与这个“癌王之王”的抗争史上的每一次重要飞跃。如今这个万恶的疾病，甚至成为了肿瘤治疗的“风向标”——被认为是革命性进展和未来肿瘤治疗方向的免疫疗法，就是从黑色素瘤开始证明其神奇，然后才应用到其他肿瘤并取得成功的。
在他45岁那年，他站在了全球最顶尖肿瘤大会ASCO（美国临床肿瘤大会）上做黑色素瘤的研究报告，成为第三位站在这里的中国学者。这项研究，改写了美国的肿瘤临床指南。
他领衔推动了中国黑色素瘤规范诊疗体系的建立，并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大部分黑色素瘤领域药物临床试验研究的PI(项目总负责人)，包括在当前最闪亮的“明星药物”PD-1/PD-L1*制剂抑**，比如，在美国前总统卡特身上发挥奇效的PD-1*制剂抑**Keytruda，在中国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都是由郭军的团队领衔的。
1
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恶变引起的，简单说就是身上的痣恶变成肿瘤了。
一名年轻的患者，截去了小腿，层层叠叠的黑色素瘤爬满大腿。跟访查房那天，一进病房突然见到这样的情景时，毫无心理准备的我，瞬间头皮发麻。
私下里我好奇地问郭教授：“您第一次遇到时，会有生理上的排斥反应吗？”
“没有，只是想他多痛苦啊，我得帮他。”他回答得轻描淡写。一个月后再提起这个细节，他都忘了，他说：“可能医生的审美有点奇怪，我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黑色素瘤细胞时，甚至觉得挺美的。”
1999年考上第二军医大学曹雪涛院士的免疫学博士时，三年的基础研究，他对自己亲自养的黑色素瘤细胞产生了浓厚兴趣。
显微镜底下那亮晶晶的细胞，生命力极强，给一点培养剂，它就野蛮分裂，一夜就从1个变成100个。他想起了之前临床工作接诊过的几个黑色素瘤患者，什么治疗都无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半年后死去。
这些看起来很美却穷凶极恶的黑色素瘤细胞，激起了这位在马背上长大的内蒙古汉子的斗志。
一心想搞这个专业的郭军，2003年调入北大肿瘤医院，在淋巴瘤科，朱军主任给了他10张病床，专门收治肾癌和黑色素瘤病人。
年轻的郭军带着更年轻的盛锡楠大夫，使出浑身解数，无论化疗放疗都奈何不了黑色素瘤。而隔壁淋巴瘤患者的化疗效果奇好，一个周期就能让肿瘤快速缩小。
现实太让人沮丧，没有特效药，治疗的黑色素瘤病人很快就离去了，医生没有成就感，没有尊严，没有地位，连出去开会学习都没机会。
一名医生如果选择了这个专业，可能意味着一辈子默默无闻和清贫。
“但是，病人也不想得黑色素瘤，可是他没得选啊，得了肺癌乳腺癌的话，有那么多专业的医生给他们看病，得了黑色素瘤，就没人给他们看病，这太不公平。”郭军说，即然是自己喜欢的事，那就别care其他，再加上病人的极度依赖和信任，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2
它如此凶险，6年前全世界还都拿它没辄。
郭军还记得，有一年ASCO大会上的黑色素瘤主题报告，“那位教授总结来总结去，最后的三张幻灯，第一张， surgery（手术），再按一张，surgery，再按一张，还是surgery。也就是说除了早发现尽快手术切除，没别的招。”
黑色素瘤在欧美国家的恶性肿瘤发病率中排名第5,还在逐年升高，在中国发病率较低，属于少见疾病，但近几年也呈快速上升趋势。
尽管遭遇各种反对，但北大肿瘤医院，这家研究型教学医院的领导，还是决定在国内率先搭建一个专门的平台，来研究和治疗这个疾病。
2005年12月，国内首个肾癌和黑色素瘤专科病房成立，郭军担任主任，一共14张床，5位医生也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批黑色素瘤的专科医生。
当时的黑色素瘤治疗现状，国际上一片混沌，中国则一片混乱，没有专门的医生，没有基本的治疗规范，中国黑色素瘤患者预后极差。
尽管不好治，但病还得治，事还得干。
潜心钻进去后，郭军发现，国外有循证医学规范的基本治疗中，还是能翻出一些被证明有效的好办法。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把国外的标准化治疗引进中国，再向全国推广规范化的治疗。
首先，静脉化疗的有效率只有7%，总比没有强，但要规范才能发挥最好效果。“再就是，不〜能〜再〜截〜肢〜了！”郭军每次在门诊看到截手指、截胳膊、截腿的患者就感叹。
很多人是从2010年《非诚勿扰2》“李香山”脚上那颗癌变的黑痣开始知道这个病。专业上，这叫肢端黑色素瘤，很容易发生移行转移，即从一个黑点疯长得满腿满胳膊都是，每个黑点还速迅增大，变成大疱，大疱摞小疱，溃破流水流血。
病人的痛苦可想而知，医生却一点招没有，对付这种移行转移，化疗的效果不到1%，所以很多人就“壮士断腕”，以为能一了百了，结果截了小腿没多久，大腿又长满了。
“国外研究已经证明，截肢和不截肢仅进行皮肤扩大切除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病人总生存时间完全一样，所以没有必要截肢。”郭军说。
截肢没用，那有有用的办法吗？
有！
在荷兰、澳大利亚、美国的学习考察过程中，郭军发现了一种叫“隔离肢体灌注”的局部治疗方法。
即用止血带暂时切断病腿供血，然后插管，把高浓度化疗药物从动脉管灌入，从静脉管回收，如此循环运转1小时。再换成生理盐水把药物冲洗干净，以免毒性进到全身，然后松开止血带让血液回流。
这种治疗对移行转移效果非常好，国外报告的有效率达到80－90%，每次灌完效果能持续半年到一年，而且能重复灌。
要知道亚洲的黑色素瘤一半以上都发生在肢端（国外只有5%），最容易发生移行转移，所以这种方法对中国患者实在是太有用了。
郭军如获至宝，马上派了迟志宏大夫去美国半年时间，把这个技术扎扎实实地学回来，然后完全按照美国的配置，买相同的机器、管子、设备，用相同的配方、流程开展起来。
直到现在，全亚洲都只有郭军的病房有这项ILI技术，日本、韩国的患者都是来这里做治疗。“哪怕到现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时代了，隔离灌注依然是一个实用简单快速有效的办法。”郭军说。
那几年，仅仅就这几个动作，就让中国的病人获益菲浅。特别是早期的黑色素瘤患者，再也不用截肢断指了，只需要对皮肤进行扩大切除，再用大剂量干扰素辅助治疗，他们变成晚期的机会就大大减小。到现在为止，大剂量干扰素依然是国际上术后辅助治疗的标准。
郭军一点一点的努力，得到了国内肿瘤界同行的认可和帮助。2007年，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SCO）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成立，郭军担任主任委员。
郭军说：“当时除了我之外，别人都不研究黑色素瘤，而是在其他肿瘤有建树。但CSCO当时的主席秦叔逵教授说：‘都去帮帮郭军吧，小瘤种也能做出大事情。’于是大家就都来了，成立了黑色素瘤的第一个专家组织，开始一起编写中国黑色素瘤诊治指南。”
这些历程，对一位医生来说值得骄傲，他改变了很多患者的命运。
郭军更感恩，他说中国的黑色素瘤能在前5年补完课，后5年实现齐平，并在这个专业里雪耻“零贡献”，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以孙燕院士为首的一批老一代中国肿瘤人的大力支持帮助分不开。
3
“零贡献”的耻辱，郭军至今耿耿于怀。
2006年夏，成立病房仅半年的郭军，去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全球肿瘤医生“朝圣”的大会——ASCO大会，全世界5万多名肿瘤专家参会。一个外国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郭军说：你们中国人对ASCO是“零贡献”。
如此残酷，却是大实话。因为在那之前，中国学者的名字从未出现在ASCO黑色素瘤会场上，无论大会发言，还是墙报、摘要。这个汉子“悲从中来”，一个人坐在会场外默默流泪。“想想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经金戈铁马，所向披靡，现在他们却说我们中国人‘零贡献’，我就不信我们就不如他们。”郭军回忆说。
擦干眼泪，郭军回到会场认真听课。从此，他成为“最爱开会的人”，所有国际会议，他都是一头扎进去就不出来，自掏腰包参加更高级别的专家讨论会。他说自己就像个干海绵一样到处吸水，遇课就听，逢人就问，有问就提，会议的每一个摘要、简报都仔仔细细看，从中找找回来能做的事。
就这样，这个孤独的、唯一黄皮肤的小伙子在欧美人群里特别显眼，他很勤奋又不失幽默风趣，收获了一群同时代研究黑色素瘤白人小伙伴的友谊。几年后，这些小伙伴都成为了闪耀世界的黑色素瘤大腕，包括传奇的麻省总院的Keith Flaherty教授和美国斯隆纪念医院的Jedd Wolchok教授。
人类与肿瘤的抗争史，也是一部新药的研发史。
别的肿瘤治疗蒸蒸日上，特效药层出不穷，黑色素瘤却毫无突破，这群黑色素瘤的小伙伴个个灰头土脸。
2009年的ASCO年会上将报告一项极重要的黑色素瘤药物临床研究结果。全球医生都寄予厚望，觉得将迎来首个破冰，郭军甚至都计划好了如何想办法把药拿到中国来做临床试验。
黎明前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大会报告了这次重要研究是“阴性结果”，即，再一次失败了。
郭军记得那年的国际黑色素瘤年会，异常沉闷，所有黑色素瘤专家都笑不起来，站在酒店大堂里郁闷地聊天。
但是，来年他们就迎来了黎明。2010年ASCO年会上，美国的KeithFlaherty教授首次报告了治疗BRAF突变黑色素瘤的靶向药一期临床结果。他一讲完，全场几千位黑色素瘤专家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五分钟以上都停不下来。
很多人都哭了，郭军也哭了，“不是为Keith，也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这份努力多年的事业。”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做了一辈子，失败了一辈子，现在终于有一个特效药，有了一个能扼住恶黑喉咙的东西。
黑色素瘤的治疗进入了全新的靶向药物时代，Keith一举成为全球黑色素瘤第一大腕，直接调入美国麻省总院主管黑色素瘤研究。
就像郭军读博士时观察到的一样，十恶不赦的黑色素瘤，一旦找到抑制它的关键，前景就豁然开朗。Keith推开第一扇窗之后，紧接着，黑色素瘤的突破一个接一个，去年的ASCO全体报告中三个是黑色素瘤的报告，Jedd Wolchok教授的联合抗CTLA-4与PD-1的免疫疗法再次使黑色素瘤的治疗取得革命性突破。
中国的黑色素瘤在追了5年之后，郭军赶上了这趟国际快车。他和这群接连创造奇迹的小伙伴共同成长起来，中国的黑色素瘤诊治的领头羊很快与国际齐平。
4
郭军总说自己“运气好”。
其实，当一个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时，上天会兴起整个环境来帮助他，成就他。
在黑色素瘤前景灰暗时，郭军有了一群铁杆患者，一个独立的病房和团队，一个专家组织，一群共同成长的国际小伙伴。
他的病房2005年底刚成立时，左手肾癌，右手黑色素瘤，都是冷门。可是一年后，肾癌异军突起，救他们于水火。2006年底，肾癌的第一个靶向药问世，作为全国唯一的肾癌内科专科，他和他的科室名声雀起。
接着运气越来越好，肾癌连续7个靶向药上市，连同黑色素瘤也在全国的规范化推广中活跃起来。
“我们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好。”郭军说，从14张床到现在30多张床，从三楼和中医科合用病房，到现在三楼的独立空间，医生也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
继左手的肾癌火了之后，郭军右手的黑色素瘤也火了。
郭军成为“国际郭”，与小伙伴们没有代沟，不仅得益于他性格里的不怯场，与他们人格上的平等，最重要的是他有“硬货”。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郭军团队在部分中国患者身上发现了致病的C-Kit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在欧美人种少见，却多见于亚洲的肢端和黏膜黑色素瘤患者。随后，他们把一种被外国人证明对黑色素瘤无效的靶向药捡起来，证明了对这种C-Kit基因突变的患者有奇效，控制率可达70%左右。
郭军团队的这项成功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杂志JCO 上，获得国际同道的一致称赞，并且随后被写入美国NCCN临床指南。随后他又带着另一项粘膜黑色素瘤的研究成果，站在了2011年ASCO大会讲台上。
他本人终于摆脱了“零贡献”的耻辱，在国际黑色素瘤界里有了一席之地。
国内黑色素瘤的药物临床试验也越来越多，现在正在进行的以郭军教授作为PI的临床试验就有16个，全病房的患者大部分都入组了临床试验，免费治疗。
5
医学的发展让黑色素瘤在专业圈内火了，近几年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很多黑色素瘤专科，专业的医生也越来越多。
几位进修医生第一天来报道时，郭军说：“欢迎你们来到全国最火的黑色素瘤中心，在这里你会看到全球所有的黑色素瘤最新药物的中国临床试验。”
他说的就包括在美国前总统卡特身上发挥奇效的PD-1*制剂抑**Keytruda，郭军正是它在黑色素瘤临床研究的中国PI。
去年8月，90多岁的卡特宣布罹患晚期黑色素瘤，虽然手术去除了肝脏上的转移灶，几个月后又出现多发脑转移，卡特已经“把命运交给上帝”。12月6日，卡特突然宣布，他脑内的四个黑色素瘤转移灶已经全部消失，展示奇迹的就是Keytruda。
PD-1如此之火，以至于，总想“一次性解决问题”的患者，一见到郭军就问：“我能用PD-1吗？”郭军说：“你打牌时，总不能一上来就把大王小王打出去吧？所以，要从最简单有效的治疗开始，给后面的治疗留空间。”
因为他知道“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根据你对它的“打击”不断进化，绕过你的各种“围追堵截”，每一种有效的疗法，都会经历耐药、无效的过程。所以卡特的脑转移灶消失了，但也只是暂时刹车，早晚有一天，新的转移还有可能卷土重来。
人类战胜癌症，还有很长的路，需要不断前行。
他说：“对付黑色素瘤虽然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希望当一种疗法失效后，会有另外一种新的有效的疗法出现，让患者获得最长期的生存。”
医学的发展，有了很多的特效药，加上这样的“名人效应”，从2010年的“李香山”，到2012年确诊黑色素瘤的谢霆锋，再到美国前总统卡特。
5年多时间，黑色素瘤从“冷门”变成了最大的热门，几乎众人皆知。郭军去媒体做节目，从台上一下来，工作人员都是排着长队撩衣脱袜请他“鉴定”身上有没有危险的痣。
有一次，郭军下班后去健身房跑步。他就一直盯着前排跑步机上小伙子后背那颗黑痣，然后他走过去对小伙子说，“你后背这颗痣可能是黑色素瘤，最好马上去医院看看。”对方白了他一眼，没理会。郭军不甘心，又凑上前去劝他去医院看看。“你有病吧？管我身上长什么痣！”小伙子急了。“你别生气，我是肿瘤医院的大夫，你明天去医院找我。”郭军不放弃，继续劝。第二天，小伙子果然来了。一做病理，这个坏痣，果然是黑色素瘤，很幸运的是还处于“非常早期”，手术切除后就等于彻底治愈了。
郭军经常用“继续活二三十年够吗？”来安慰他的现在的患者，他们与郭军一直刻在心里的“红照君”比起来，幸福多了。
红照是郭军刚建病房不到半年的时候接诊的一位眼脉络膜黑色素瘤肝转移患者，清华高才生，又是同龄人，郭军毫无保护地陷入“共鸣”。
说起10年前的红照君，他依然在我面前无法控制地落泪了：“如果现在让我来治红照，我至少有5、6种有效*器武**，每一种都能让他多活好几年。”
可是那个时候，他啥也没有。作为医生，竭尽全力让红照延长了一年多生命的他已经束手无策了，当红照临终前躺在病床上，问：“还有办法吗，我真的不想死。”而他除了强忍眼泪微笑着抚摸红照君的头，无能为力。
送走红照君，郭军偷偷跑回办公室大哭一场，然后一气呵成写下《纪念红照君》，后来健康报刊登了这篇文章。
现在的中国患者，有非常多的临床试验用药，这些药有些是国产的，有些是在国外已经得到验证有效并上市的。
但这些特效药在国外上市4､5年了，却依然还没在中国上市，要么还在等待上市前审批，要么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要么还在等待临床试验的审批。所以，只有当药物正好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参与的患者能用上之外，其他大部分患者都还无缘。
6
我问郭军教授：到现在为止，您认为自己的贡献是几？
他笑着，但认真地说：比零多，但也就零点几。
目前中国99%的新药临床试验其实都是在“验证”，那些对国外患者有效的药对中国人是否有效。
剩下的1%，就是“像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那样，发现亚洲人肺癌特点，然后拿到有效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如果你能做出这样的原创性研究，你也有机会成为‘中国贡献’。”郭军说。
但这样的“中国贡献”太少了，除了科研思维能力的欠缺之外，还有“审批之痛”，这就使得本来极缺的原创性研究，还常常在漫长的等待审批中错失先机。
郭军目前有一项重要的研究，已经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看到了惊人的可喜疗效，但只能等在临床试验的审批上，眼睁睁看着别人超过去。
“人家1个月就批下来了，我们却要等一两年。等你审批下来开始做时，人家早就做出来并且发表了。”郭军很无奈。
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进行疾病的临床研究，就是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疑问的每一个岔路口，设置一个路标，告诉后人哪条路正确，哪条路走不通。把证明有效的路写成共识，写入指南，就是对人类、对医学的贡献。
“中国的研究者如果没有空间，没有机会，就只能当个跟随着，未来每个岔路口的路标上，都是写着别人的名字，而鲜有‘Made in China’。”郭军说：“这是我最痛苦的事，因为我无力改变。”
他随即阿Q般自我安慰，“其实，没有贡献，我们的日子也照过，而且也过得很好。”他说，人生如骑车，你总会遇到大上坡与恶劣天气，与其天天抱怨你无法改变的事件，不如换一种心态，享受身边的美好。
但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倔强，用北大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朱军教授的话说“这小子就是一个斗士，特别“顽固执着”的“黑老大”，根本放不下那个“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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