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亲近**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6日，法释〔2003〕20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一致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这一规则。——贾劲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如何适用法律》，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国民事审判前沿》总第1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龙建康诉中洲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裁判摘要：工程承包企业在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将劳动者工伤风险转给实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该约定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属无效约定。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中洲公司是经国家批准有资格承包建设工程的企业，在用人时应当承担《宪法》和《劳动法》规定的提供劳动保护、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就业训练等义务。中洲公司通过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向被告交通局承包了过境线工程。作为该工程的直接承包者和《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中洲公司在将该工程转交给被告姜建国具体负责施工后，没有履行《宪法》和《劳动法》规定的上述义务，也未对姜建国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因而引起工伤事故的发生。对此，中洲公司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姜建国通过与被告中洲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中洲公司形成了内部承包关系，代表中洲公司直接对过境线工程的具体施工和用人负责，因此也应当代表中洲公司履行《宪法》和《劳动法》给用人企业规定的提供劳动保护、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就业训练等义务。但是姜建国在聘用了劳动者以后，只给劳动者泛泛地讲些劳动时的注意事项，并未认真进行劳动就业训练就让劳动者上岗。在劳动过程中，姜建国也只是提供了搭架用的材料，并不督促和指导工人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特别是在看到钢筋架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姜建国还指挥工人返工，这种不顾劳动安全的违章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姜建国对此次事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中洲公司是过境线工程的承包人，姜建国与中洲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所以姜建国不能在本案中直接承担民事责任。被告中洲公司是有资质承包建设工程的企业，这个资格不仅是指其有实力完成一定标准的工程建设，还包括其有实力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进行处理、挽救和承担赔偿责任。中洲公司在与被告姜建国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如发生一切大小工伤事故，应由姜建国负全部责任”，把只有企业才能承担的风险转给实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该约定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是无效约定，不受法律保护。鉴于此次事故是由姜建国的违章行为导致的，中洲公司在对原告龙建康承担了民事责任后，可另行追究姜建国应当承担的责任。被告交通局是过境线指挥部工程的发包方，既不是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也不是雇佣合同中的雇主，与原告龙建康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且对龙建康所受工伤无过错责任，故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该院判决被告中洲公司赔偿原告龙建康医疗费等损失合计163799.33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1期（总第69期）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裁判摘要：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的个人从事生产经营，不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所雇请的劳动者与之形成雇佣合同关系，劳动者在受雇期间受伤，雇主应承担民事责任。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赖国发雇佣被上诉人陈维礼干活并给付其劳动报酬，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合同关系。陈维礼在受雇佣期间，为了赖国发的利益而受伤，赖国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赖国发无证据证实陈维礼的受伤是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为此一审判决赖国发承担全部责任，是正确的。赖国发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故不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更不属法律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赖国发上诉称“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调整”的理由，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支持。赖国发上诉称“陈维礼之父已收其对事故处理费1000元，并承诺以后费用由陈家自负，故上诉人不应再赔”，因陈维礼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应由其本人或经其委托的人行使，故这一上诉理由也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1期（总第69期）编者说明关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责任承担问题，《民法通则》未作明确规定，有关的司法准则是在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相关案例中逐步得到确立的。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困难，裁判尺度也不完全统一，如有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非无过错责任原则裁判案件；在刘明赔偿案中，法院判决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龙建康赔偿案中，法院则判决发包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还有的案件直接引用《宪法》规定作为判决依据。[1]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颁布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责任承担问题已经得到明确，根据前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一庭研究意见、公报案例，审理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雇主对雇员的工伤应当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是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二是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工伤，受害人可以同时请求第三人和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和雇主的责任为不真正连带的侵权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三是发包人对工伤事故有明显过错的，应与承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是对属于《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受害人不能对雇主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而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当事人对工伤保险赔偿有争议的，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按照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五是认定雇员的职务行为，以“授权行为”作为基本的判断标志。在授权范围内所为行为固然属于职务行为，即使超出授权范围，擅自行为或者违反禁止性规定，但行为本身表见为履行职务或者客观上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对受害人而言即属职务行为，雇主应承担责任。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新编版)·民事卷IV》 第2576页 观点编号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