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由于细菌、病毒等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恶性传染病。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的进化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一场瘟疫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而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在遭遇这场浩劫后就形成了抗体，然而当人类的体质在悄然变化的同时病毒也在变异，于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就成为了一场持续的博弈。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只能说是抑止病毒的爆发与扩散，没人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我们所未曾见过的新型病毒，所以这场持久战目前仍在继续，甚至可能会伴随人类这个物种的始终。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能有效控制瘟疫的流行的，但人类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出现流行疫情爆发的情况——毕竟当我们的医疗技术进步的同时病毒也从未停止过它的变异。历史上有些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也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公元前430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两大阵营激战正酣之际一场瘟疫的爆发使雅典几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公元164年罗马帝国举国欢庆远征叙利亚凯旋归来的战士，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些士兵竟带回来一个致命的杀手——瘟疫。公元5世纪的一场鼠疫导致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此后它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直到1/4的罗马人口死于鼠疫。据估计这场鼠疫导致全世界1亿人丧生。它使541年至700年间的欧洲人口减少约50%，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一罗马帝国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在西亚、北非的领土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重要诱因之一。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内欧洲有近3千万人因鼠疫而失去生命。3年里鼠疫*躏蹂**整个欧洲大陆并一直传播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欧洲其他地区也因为这次肆虐的鼠疫而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威尼斯人口锐减70%，英国死亡58%，法国死亡3/4。整个14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缩短到20岁。在此后300年的数次鼠疫暴发中欧洲有近一半人因此丧生，全球有近3亿人失去生命。成为这场肆虐全球长达300余年的鼠疫最后受害者的就是中国明朝——这场鼠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明王朝灭亡的诱因之一。1918年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这场战争导致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然而还没等人们来得及庆祝战争的结束就又迎来另一场浩劫——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10亿人感染的西班牙流感。
东汉后期是瘟疫频发的时期：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连续发生了五次大瘟疫。东汉末年的大瘟疫是典型的天灾与*祸人**并存：这时已是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在面对疫情时反应迟缓，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民间诞生了太平道这种组织。太平道的创立者是一个名叫张角的巫师，而在当时医疗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医学和巫术其实并没严格的界限，事实上民间很多巫师懂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不过可能更多通过跳大神的方式给人们一种心理安慰。在当时那种医学技术不发达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容易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巫师身上，于是张角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使太平道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不管这种治疗方式有效无效，但至少在当时这成为了人们唯一的求生希望，于是仅仅十多年间太平道就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个州招收徒众达数十万人。公元182年大规模的瘟疫再次爆发，次年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兄弟趁着民间瘟疫横行之时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动暴**口号，由此揭开了黄巾起义的序幕。张角用巫术为人治病其实并不在乎能不能治好，事实上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壮大自己的组织。当然他也会给病人用一些草药，再加上一些病人自身抵抗力比较强，也真有人被他用这种跳大神的方式治好的，不过这都属于特例，在宏观层面看这种治疗手段显然是极不靠谱的，不过在当时真就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张角身上。所以不管治疗效果如何，张角自己的目标是达到了。
同样是在东汉末年另一个人却在尝试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与疾病战斗——这个人就是医圣张仲景。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张仲景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而当时长沙郡正是瘟疫重灾区，张仲景到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控制疫情。在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为官之人是不会进入民宅接近百姓的，然而不接触百姓就无法了解真实的疫情，也就无法对症治疗。张仲景到任后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百姓进来看病，他坐在大堂上挨个为百姓诊治。后来人们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据说这个典故最早就出自于张仲景。张仲景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同时他还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于是就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通过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的用心学习研究使张仲景获益很大。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大疫”，而东汉末年恰恰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一时间很多市镇变成了空城。当时最具*伤杀**力的疾病是伤寒，一开始张仲景自己也拿这个病没办法。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绝大多数是死于伤寒病。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他在近距离观察病人的症状后发现：有些人高烧脸红身有汗，掀开被子还特别怕风；而有些人身上无汗，但特别怕冷。于是他就针对不同的病人开出不同的药方进行医治，后来这些药方都被他写入了《伤寒杂病论》。
明代也是一个瘟疫多发的朝代，尤其是在明末天灾与*祸人**交织在一起终于诱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据山西、河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此后逐渐蔓延开来。到了崇祯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此后瘟疫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上万人。据统计这场鼠疫导致20多万北京人死亡，而当时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万人口。地方上的情况也丝毫不比京城乐观：根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称“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当时的医生用传统的伤寒法医治鼠疫却始终难以见效，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江苏吴县的吴有性针对病症潜心钻研认真总结后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吴有性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有性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他的这些观点现在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既然总结出了新的病因，那么也就需要开创新的治疗方法：吴有性研究出刺血法给病人治病，此举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所谓刺血法其实就是放血疗法，它是针刺方法的一种：它通过刺破人体特定部位的浅表血管，放出适量的血液，达到治疗目的。当时这种放血治疗法在欧洲也盛行，但它的办法与中国的略有不同。后来吴有性根据自己治疗鼠疫的经验撰写了《瘟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人类不只在研究治疗疾病的手段，事实上预防疾病的手段也一直是人类钻研的课题。天花曾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在美洲这种疾病曾导致印第安部落的大规模灭绝，而中国也曾因这种疾病深受其害。天花到底是从哪儿传入中国的？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现在这个问题还没一个准确的答案。宋真宗在位时期（公元998～1022年）丞相叫王旦老年得子。王旦在喜悦之余也唯恐爱子被传染上当时流行的天花，所以召集了一群大夫研究预防的方法。其中有一位四川官员从家乡请来了峨嵋山人，说是能用一种药使他儿子免于感染天花。具体的方法是：用干燥了天花病人的痂皮研成细末，用竹管吹人健康儿童的鼻孔，之后孩子就患了一次轻型的或不显性的天花。事实上很多恶性传染病只要得过一次，那么就会在人体内形成抗体，之后这个人就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了。所以一次轻型的不致命的天花会使这个孩子获得对天花的抵抗力，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这种办法被认为是人痘接种的最早雏形，大约到了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这种人痘接种方法开始逐渐向全国各地普及并逐渐形成正规系统的流程。不过这个流传过程其实是相对比较漫长的，因为直到清代初期天花依然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甚至就连康熙皇帝也没能幸免。不过康熙算是因祸得福：他扛过了天花的折磨，顺治皇帝驾崩后在确立继承人时孝庄皇太后就是考虑到玄烨（日后的康熙皇帝）不会再得这个病，所以坚持由玄烨继位。康熙十七年皇太子又出痘了，康熙命人用人痘接种之法救治，见效后又将这种方法用于其他皇子身上，均取得了成功，事后康熙下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痘接种。1688年俄罗斯首先派人到中国学痘医，这是文献记载的最先派学生到中国学习种痘的国家。1744年中国医生李仁山到达日本长崎，将中国的人痘接种术首次带到日本。1763年在朝鲜人李慕庵的信札中记载了中国的人痘接种术。1790年朝鲜派使者朴斋家、朴凌洋到中国京城，回国时带走大型医学丛书《御纂医宗金鉴》，书中《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介绍了种人痘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后来朴斋家指派一乡吏按照书中的方法试种人痘并获得成功。1796年英国人琴纳在人痘接种法上发明了更为安全有效的牛痘接种法，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我国并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人们不仅通过接种疫苗等办法预防疾病，同时也试图从饮食卫生、居住环境等生活细节入手预防疾病。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伦敦城已然发展成为一座世界大都会：伦敦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在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急剧膨胀。然而1831年一个致命的杀手光顾了伦敦城：由伦敦蔓延开来的霍乱疫情造成整个英国30000人丧生。此后病魔几乎在每年夏天如约而至，带走无数英国人的性命。现代医学已证明：霍乱是由霍乱弧菌 引起的，常见的传播途径便是饮用了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然而当时的人可不知道什么是霍乱弧菌。那时绝大部分医生认为霍乱是肮脏环境中生成的瘴气作用于人体引起的。同时他们认为瘴气引起的霍乱只针对抵抗力差的人，不具有传染性。所以那时预防霍乱的做法就是把空气中难闻的气味除掉，以此抑制瘴气的蔓延。当时只有极少数医生认为霍乱是由一种尚未发现的介质传播引起的传染病。这其中有一个名叫约翰·*诺斯**的医生每天都会记录死亡和伤患人数并将其标注在地图上，由此形成了一张地图。他正是通过这张 “死亡地图”最终解开了疫情背后的秘密—— 水源 。当时的伦敦身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却沿用着最古来的排水系统。由于排污系统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所以伦敦出现了排污不畅的现象。约翰·*诺斯**得出的结论是：“伦敦的地下水已严重被污染，伦敦地下就是一个地狱”。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诺斯**的那套说法，然而几年后矛盾越来越明显，于是确认被污染的水井的水泵被拆除，市民也被警告要煮沸食用水再落肚。人们再也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食物也要完全熟透才吃，人们开始养成勤洗手、勤洗澡的卫生习惯。曾肆虐伦敦的霍乱此后再也没光顾过伦敦。
古人在处理大规模的瘟疫事件时也会采取隔离措施：《汉书·平帝纪》中就记载道“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说当时的朝廷免费为患病的灾民提供药物进行救治，同时还专门安排了空房子给患病的人住。由此可见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使用隔离措施控制疫情了。东汉时期汉军在一次西征的时军营里发生了瘟疫，据《后汉书》记载：所有被感染的兵将们都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之中。这个庵庐也是相当于现在的隔离所，就是为了将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隔离。《晋书王彪之传》记载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这条记载是说朝廷明令规定：朝臣家中有3人患病者无论本人是否出现症状都必须先隔离百日之后才能上朝。明代萧大享《夷俗记》中详细写道：一旦患传染病，无论是父母兄弟或是妻子统统不能相见。清代熊立品的《治疫全书》中则写道：不仅要隔离病人，而且不能接触患者衣物，甚至在抬死者棺材时都要注意避免接触，哪怕是至亲之人。清代专门建有“避痘所”，不过这个场所并不是安置病人的，而是安置健康的人在这里居住，目的仍是为防止被感染。
如何处理染病身亡者的尸体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措施手段。1910年10月的满洲里几个猎人抓到几只土拨鼠后到旅店住宿，其中有2人第二天早上身亡，其症状是“口流黑血”。这2人是死于鼠疫病毒，而导致他们患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抓的土拨鼠带有病毒。很快鼠疫病毒以满洲里为辐射点向整个东北扩散，甚至波及河北、山东等地。这场夺去6万余人生命的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这场鼠疫同样波及到了邻近的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然而沙俄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将患病的中国劳工全部赶走，可想而知当这些患病劳工回到东北老家后就进一步造成了瘟疫的蔓延。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紧急启用伍连德作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展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北洋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伍连德赴任后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然而疫情并未得到控制。伍连德在认真总结经验后认为罪魁祸首是街头死尸——这些没被焚烧的尸体导致了鼠疫的再次传播。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焚尸在当时绝对是要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的。当焚尸的念头涌现在脑海时伍连德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当伍连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当地的地方官和参与防病的医务人员尽管一致认可他的方案，但谁都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伍连德鉴于疫情的紧急性上书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义强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报告后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三天后外务部紧急发来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上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因为焚烧死尸切断了鼠疫传播，从这一天开始道外区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时针指到午夜0时哈尔滨道外区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