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房间变成一个房间
大姨子竟扑到我的怀里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在解放军第110*战野**医院服役。
1973年5月3日，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执行铁路工程兵医疗保障任务。
那些铁路工程兵负责修建北京通县至秦皇岛的铁路，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
因铁路沿线距离长，沿途的居住地点过于简陋，所以，经领导们研究，就把临时居住地点设在了解放军255医院。
255医院设在唐山，我的老家也在唐山，能和刚刚结婚没几个月的爱人团聚，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255医院是1951年我国在前苏联的协助下建设完成的。从空中俯瞰，整个建筑群呈飞机形状，甬路和楼房周围种着低矮的柏树，空地上种的是果树，整个医院看起来就像个大花园。
我平时住在255医院招待所。招待所是三层建筑，我们住在二层。
到1976年的时候，我和妻子桂荣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儿子两周岁，女儿刚满两个月。
桂荣当时是唐山一家医院的护士，平时工作也很忙，所以她就把她大姐接了过来，帮我们带孩子。
7月27日晚，桂荣上夜班，我下班后，把女儿接到我宿舍，大姨子桂芬和儿子住在我隔壁。
当天晚上，天实在太热，湿度又太大，两个月的女儿一个劲哭闹，我也没看么睡好。
过了凌晨三点，想着该给女儿喂奶了。
我起床，迷迷糊糊的倒水，沏奶粉。
就在水温刚好，准备叫醒女儿的时候，楼房开始像蹦床一样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几秒钟后，房顶坍塌下来。
我像喝醉了一样，摔倒在书桌下，又挣扎着站起身。说来也奇怪，隔壁住的桂芬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清，中间的隔墙是怎么倒的，既没有伤到我和女儿，又没有伤到她和儿子。
房顶的一半塌了下来，另一半支撑在断墙上。
命暂时保住了，但四个人却被死死的困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喘不过气来。
我凭着记忆，摸索到案板旁，找到一把勺子和铲子，在靠近窗台处，用力挖起来。
余震像潮水一样袭来，砖石又把我的腿埋住，下半身不能动弹。我咬紧牙关，继续一手铲子挖，一手用力刨，时不时的，用铲子敲几下暖气片，试图让外面的人听到。
当时，我弟弟正在这里看病，也住在二楼。他很早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听到我们的呼救声，开始从上面清理废墟。
上面的废墟清理得差不多了，我再用铲子一点点的挖断裂的房顶，就变得容易起来。
就这样，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终于挖开了一个烧饼大小的洞口，外面的新鲜空气涌了进来，头脑也清醒了很多。
又过去一个多小时，烧饼大小的洞口变成了井盖大小，儿子先钻了出去，我奋力扒开腿上的砖石，把桂芬和女儿也托了出去。
最后，我慢慢的从洞口爬出。
想变成陈世美的陈俊华和
拯救了七条人命的一箱鸡蛋
本以为爬出去就自由了，没成想，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牢笼”等着我们。
招待所的顶层被震波甩了出去，我们住的二楼原地塌了下去，压垮了一层，我们落到了平地上。
我们的左右是几米高的废墟，唯一的出路在前面，但那里是密密麻麻的柏树墙，每棵柏树都有胳膊那么粗，柏树外面是一层小拇指粗细铁筋围成的护栏。
柏树墙上面罩着大块的水泥预置板，除了从外面想办法施救，里面依靠一把勺子、一把铲子，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你那里怎么样了？”东侧传来干事陈俊华的声音。
“我这里暂时没事，但，还是出不去，”我扯着嗓子喊。
“我们这里也出不去啊，咱俩一起喊吧。”
陈俊华和他的未婚妻住在一起。入伍前，俩人就谈恋爱。后来，陈俊华提干了，就有了新的想法，想结束那场恋情。
结果，姑娘找到部队，大吵大闹，骂陈俊华是现代陈世美。闹得小陈没了办法，就老老实实的和姑娘好了。
说了没两句话，西边又传来敲盆的声音，边敲边喊救命。那是山东籍的一位军官，他说，他们主任让他闷在屋子里写了一天的检查，现在又被砖石埋住了下半身。
我告诉他我们的实情情况，嘱咐他一定要坚持住，等着战友们来救援。
挻过了中午，到了晚上。两个孩子又饿又渴，又哭又闹。
我急得团团转，心想，到底该怎么办呢，也不能眼睁睁的饿死啊。
情急之中，我冒着余震的危险，又钻进了洞口，在宿舍里找了半个小时。
天无绝人之路，摸出来一箱鸡蛋。
又从废墟里抠出来一个小铁盆，把鸡蛋一个个打碎在铁盆里，三个人轮流喝蛋液。
女儿还太小，我把鸡蛋磕开一个小口，拿着鸡蛋，让蛋汁一点点的流到她嘴里。
我想把装蛋液的盆子，从废墟空隙中给陈干事递过去，但空间太小了。
找来找去，扒出了一只*用军**胶鞋。我把蛋液倒在胶鞋里，慢慢的从缝隙中递给陈俊华。
要是在平时，别说是放在臭胶鞋里的蛋液，就是干净的蛋液，又有谁敢喝呢？
说起这箱救了好几条人命的鸡蛋来，还真有一番特殊来历。
它是唐山迁安的一位病号送给我的。开始时，我说什么也不要。
那位同志对我说：“你不要，我就不走了。再说了，你治好了我的病，我送你箱鸡蛋怎么了？”
我说：“*队军**里有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他说：“都说军民鱼水情深，那你说，你们是水，还是老百姓是水？”
我说：“当然，人民群众是水。”
他说：“那好，既然我们是水，你们是鱼，鱼喝一口水，不是应该的吗？”
我说不过他，就收了三箱鸡蛋。第二天，我把其中的两箱，分给了两个战友，自己留了一箱。
说实在的，那两天，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
留在妹妹脸上的牙印和
为活着的人制作的墓碑
7月29日上午，妻子桂荣急匆匆从单位赶了过来，在外面拼命喊她姐和我们三口。
我们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却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只好用铲子敲击铁管，告诉她，我们都还活着。
后来，我二舅赶了过来。
二舅在唐山第五瓷厂上班，拿了个大铁锤过来，砸开了水泥预制板，里面还有一层厚厚的网状铁筋拦着，怎么也想不出办法。
桂荣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正巧，她碰到了蒙古族的巴特尔医生，巴特尔手里拿着把钢锯，就开始锯那些铁筋。
小拇指粗的铁筋，一个小时都锯不断一根。仅仅过了三十分钟，俩人就累得再也锯不下去了。
桂荣又跑去找人。在路上，她遇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几位战士。
和带队的领导说明情况，五位战士过来营救我们。
五位战士，加上巴特尔医生，用两把据条，轮流锯那些铁筋。天黑的时候，终于锯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时候，我问了一句话：“今天是几号了？”
桂荣告诉我：“今天是31号。”
听了这句话，我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醒来的时候，是第二天早晨。两位战友围着我，正给我喂红果罐头汁。
他们商量着，要把我送到外地医院去，我摇摇头。
后来，我听玉娟说，我们四个人，还有陈俊华他们几个，整整在里面呆了四天三夜。
我问两位战友：“怎么就你们俩啊？”
他们说：“都值勤去了。”
说完，一个叫任晓沃的河南战友终于没有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身，送战友最后一程。
在桂荣的搀扶下，我来到一拉溜遗体旁。
掀开床单，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李淑兰。她被水泥预制板一分为二，腰部只连着一点皮肉。
第二位战友，我看他时，他眼皮还在微微抖动。
我对桂荣说：“他还活着呢，快扶他起来吧。”
“那是虫子在他眼里爬呢，”任晓沃哭着说。
事后统计，整个255医院，光医护人员就震亡108人，其他工作人员和住院病人震亡400余人，死亡率高达85%以上。
两个月大的小女儿逃生后就一直在哭，严重腹泻，折腾了一夜，因为无医无药，8月1日上午，开始虚脱。
桂荣急得红了眼，实在没办法，抱起孩子匆匆忙忙挤上一辆往外地送伤员的汽车。
汽车走走停停，不断的有人上来，不断的有人死去。要把死人抬下车，要抬走路边的死人，给车让路。
直到晚上6点多，车才开到凤凰山公园。
汽车开出唐山，总算快了一点。第二天上午10点，赶到天津蓟县269医院。
经过医生全力救治，终于把女儿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医生看到孩子左脸上有一个黑圈，问桂荣，是不是胎记。
桂荣说不是，原来根本没有，又和医生一起仔细看了看。后来才知道，那是被她两岁的哥哥咬的牙印。
震后，两孩子虽在不同房间，却鬼使神差的埋压在了一起。
黑暗中，在那样一个狭小空间里，呼吸极度困难，情绪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烦躁。情急之下，两岁的哥哥在两个月大的妹妹脸上，狠狠咬了一口。
半个月后，桂荣娘俩从蓟县平安返回，背包里还带了6瓶自来水。
桂荣说：“走的时候，唐山没水喝，我怕回来还没水喝。”
那时候，唐山已恢复供水。
由于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晚，我已被单位“除名”。单位统计遇难人数时，把我纳入了统计范围，还给我做了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后来，我瘸着腿走到草坪里，把那块木牌拔起来，折断，随手扔到了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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