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以来产生一些时代性非常强的简化词，在外语中叫缩写词。比如: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反右，反帝，反修，社教，*革文**，知青，贫下中农，地富反坏，走资派，还有带数字的:三反五反，四清，五保户，三从一大，八大，九大，老三届，老五届。
老三届是指*革文**期间初，高中各三届中学生。老五届是指*革文**时期自1961年入学的五届大学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劫收大员有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和女子。老五届也有自己的五子登科。那就是:*革文**前的天之骄子，*革文**中的棍子，毕业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和退休后的赤子。这个人群达百万人之多。到1968年底已积压了三届毕业生没分配，除一部分66届毕业生分配外，其余的全部一锅端到了各地的军垦农场。所以有了弃子之说。最著名的军垦农场有两个:南有牛田洋，北有柏各庄。柏各庄军垦农场是北京军区24军，66军等部队官兵在柏各庄渤海边盐碱地开发出来的。毛伟人的五七指示就是看了总后关于这个农场的报告做出的。
1968年12月北外英，法，俄，西（班牙），亚非，东欧六个语系67届，68届约2000名毕业生到了柏各庄农场。分属在74师，197师，414部队等下属部队的学生连。我们法三级和法专一级及一部分留法归国生组成一个连队，番号是197师589团2营8连。来部队前被告知去农场锻炼，人才储备。几十年后才明白，当时毕业生无接受单位可收，只能送军垦农场。名曰人才储备，其实和改革开放后的失业不叫失业叫待业，下岗一样，玩了个文字游戏。
当时周总理对学外语的同学格外关照，有指示每天要3小时学外语。但落实下来又是何其难也。军垦的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天未亮一响起床号赶紧爬起来穿衣服，集合站队，全连出操。在严寒中跑步回来，洗漱整理内务。叠被子就把同学们难住了。要像正规战士一样叠成见方见角平平整整的豆腐块那可是太难了。整完内务，一声哨响，开饭了。列队到饭堂前集合。饭前听指导员训话。吃过饭回班就要开始天天读。之后就是干活，吃饭，再干活，再吃饭。晚上政治学习直到响起熄灯号。干的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挖鱼塘，垛草垛，穿着棉裤棉袄挽起裤腿下水育秧，跪在秧田里湿透了裤子拔秧。一天天累个贼死，一响熄灯号躺下就睡得像头死猪。别说没时间，就是安排时间也累得学不下去。有一次连里通知晚饭后收听团部广播。内容是杨子荣的战友老英雄孙达德讲述当年围剿威虎山土匪的战斗故事。听了一半实在太累了，我班几个人偷着溜回宿舍睡觉了。指导员知道了，第二天全连大会把我们一顿狠批，上纲上线到对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自知理亏，乖乖地在班里做检查。过了些日子连里接到通知要批判孙达德的报告，肃清孙达德的流毒。原来是孙达德得罪了旗手，她认为孙讲的战斗经历歪曲*化丑**了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学习会上我们有话可说了，我们那天没怎么听，我们中毒不深。
等到进入稻田管理阶段，农活就比较轻松了。连里为落实周总理指示抓外语学习了。可对我们法三级同学来说也是难啊。我们在学校呆了五年零四个月，可是上了多少天课呢？一年级上学期末到四季青公社砍收大白菜半个月，下学期开学不久到京郊将台公社花家地大队搞四清三个月。二年级算是学了个满年。三年级一开学就到山西省襄汾县汾城公社三公村大队再次搞四情。搞了九个月四清回来没上几天课，*革文**就开始了。虽说是五年学制，满打满算。上了两年课。
对学习业务大部分同学态度消极，中断三年多心都散了，再拾起来不容易。没有老师，没有教材，没有电教设备怎么学？学什么？更要命的是思想问题。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认为学得好也没用。大家对以后的去向感到迷茫？不知在农场呆几年是飞鸽牌的分配工作走人还是像*派右**一样在北大荒一直呆下去是永久牌的。嘴里唱着军垦是座大学校，阳光雨露育新苗。人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恨不得早日离开农场去干我们应该干的工作。两年后分配工作，没有一个留外交部的，几乎全部没干法语本行。
既然学习就得有教材。大家都买了法文版的九大政治报告。在学校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要*制抵**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防止潜移默化的变质就不学法国原著了。那时候搞教改，教材革命化，毛选进课堂。学的是毛选法译本，或是中译法的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
那时刚开完九大，法文版的九大报告无疑是最好，最理想的教材。学习是很枯燥的，每个人拿着中，法文的九大报告对照着学习。回想起到北外报到的那一天，教学楼悬挂着欢迎大标语:欢迎你，未来的外交官！那时是何等激动！何等自豪！那种神圣的使命感是学习的巨大动力。人人都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如今时过境迁，翻开书本只是应付，自我安慰而已。虽然学习流于走过场，但遇到问题又犯书生爱较真的臭毛病。九大报告出现了对苏修的新题法，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e.在法文版里用的是单数。有的同学认为应该用复数。大家讨论得很热烈。谁也说不了谁。有个同学就给北京写信问此事。北京回信说应该用单数。据说九大报告翻译组当时也拿不准是单数还是双数，就请示上级。中央理论权威康生接见翻译组告诉，社会帝国主义最早是列宁同志在一战时提出的，是指第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者领导人考茨基的，他们维护本国的资产阶级利益，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是指变成修正主义的苏共。翻译组明白了是专指苏共，就得用单数。这一年的国庆口号就出现了:打到社会帝国主义。
连里为了改变学外语无力的状况，决定向学校请派老师。教课老师都下放到湖北外交部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只请来了留守的电教站的沈老师。
北外的电教站是全国高校数一数二的电教站，拥有当时最好的电教设备。北外当时是外交部直属院校，自然有财政资金上的支持。电教站保存许多珍贵的录音资料，比如法国电影勇士奇遇的主人公芳芳扮演者恰拉.菲利普访问北外的录音。可惜后来失火毁掉了。沈老师是上海人，个不高，胖乎乎的。为人极其和气，对同学们借录音机，录音磁带使用电教设备有求必应。沈老师来农场途中发生一件趣事。
那时正值夏天，他一个人提着一个相当讲究的手提箱在北京站上火车，经天津到唐山。沈老师有个毛病，往哪一坐就犯困，打呼噜入睡。为防丢失，坐定后掏出一根细绳，一头系在了脚腕，另一头系在了箱子的提手，放在座椅下。之后放心地闭眼小睡。车过廊坊还真上来一个火车上的惯偷。他一眼就瞄见了这个箱子。这么讲究的箱子一定有货。车到了天津趁下车人多混乱，看沈老师还在睡觉小偷下手了，提起箱子就走。绳子一下子拽醒了沈老师，忙喊抓小偷。赃物在手，小偷被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