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焦虑在我的胃里翻滚
神经问题导致腹部不适是现代人类的一大问题。我们需要直面恐惧，大胆地面对自己最害怕的东西。
我在与呕吐恐惧症做斗争，这是对呕吐的一种病理性恐惧。不过距离我上一次呕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实际上，不止“一段时间”，准确地说已有35年零2个月4天22小时49分钟了。这意味着自从1977年3月17日傍晚我最后一次呕吐以来，我的人生中83%的时间已在没有呕吐中度过了。整个80年代我都没有呕吐过，90年代也没有，新千年里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不用多说，我希望这个纪录在我走完人生路之前不要被打破（很自然地，我甚至有些不情愿写这一段，尤其是最后这一句，害怕给自己招来厄运或者遭天谴，因此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向诸多神祇和命运做了祷告，祈求保佑）。
也就是说，粗略计算一下，我已经花费了头脑清醒的时间中的至少60%来思考和担心一件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太荒谬了。
我大脑的一部分立刻发出了抗议：等等，如果这并不荒谬的话会怎么样？实际上，如果在我担心呕吐和我没有呕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会怎么样呢？如果正是我保持警惕的做法才保护了我自己——通过魔力，通过增强免疫系统的神经，或者通过躲避强迫性的细菌，令我免受食物中毒和肠胃病毒的袭击——又会怎么样呢？
这些年来，每当我向不同的精神病治疗师提出这个想法时，他们都回答：“就算你说的因果关系是对的，你的行为仍然是荒谬的。看看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在担心这么一件令人不快、非常少见、从医学角度几乎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上，这让你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多么大的影响。”他们说，即使让我的警惕放松下来的代价是患上肠胃炎或者时不时来一次食物中毒，相比于我恢复正常生活所能得到的收获，难道不值得承受吗？
我想，一个理性、没有恐惧问题的人应该会回答“是”，而且他们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个答案显然只能是“不”。
我的人生有极大的一部分是在努力逃避呕吐和时刻准备可能遇到的意外中度过的。我的一些行为是标准的恐菌症的表现：不去医院和公共厕所，对病人敬而远之，着魔一般反复洗手，对我吃的所有食物的来源极其在意。
鉴于我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呕吐频率并不可知，其他一些行为显得更加极端了。我从飞机上拿走并且储存各种呕吐袋，家里、办公室里、车里到处都放着，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呕吐需要。我永远随身携带碱式水杨酸铋、晕海宁和其他止吐药物。像一位监控敌军进展情况的将军一样，我的大脑中时刻有一张地图，记录诺罗病毒（norovirus，造成呕吐的肠胃病毒中最普遍的一种）和其他形式的肠胃问题的出现，使用互联网跟踪它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爆发的情况。我的强迫症的本能使得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准确地告诉你在新西兰的哪座疗养院、地中海上的哪艘邮轮、弗吉尼亚州的哪所小学正在同这些病毒的流行做着斗争。有一次，当我向父亲感叹世界上有流感爆发的中央信息交流站，却没有一个诺罗病毒爆发的相关机构时，我妻子插嘴了。“不，还是有的。”她说，我们疑惑地看着她，“那就是你啊。”她说得很有道理。
呕吐恐惧症的*政暴**虽然在强度上时有波动，但还是统治了我的人生差不多35年之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消灭掉——我成千上万次从头到尾坚持下来的心理治疗不行，我服用过的几十种药物不行，我18岁时使用过的催眠治疗不行，我感染上但顶住了没有呕吐的肠胃病毒也不行。
我曾经在M博士处接受过几年治疗，她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当时正在波士顿大学焦虑障碍治疗中心实习。起初，我想寻求的是公众演讲焦虑症的治疗方法，但是在经过几个月的咨询之后，M博士建议同时也尝试应用暴露疗法的原则来根治我的呕吐恐惧症。
这也让我在不久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幅荒诞画面的中心。
我做了一次关于美国和平队[1]成立的演讲——开始令人感觉有些做作和尴尬，因为演讲地点是焦虑障碍治疗中心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我的听众包括M博士和三位她从治疗中心大楼周围随意拉来的研究生。与此同时，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台大电视正在循环*放播**一组人们呕吐的镜头。
“最初，肯尼迪总统的计划是将和平队放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下面。”在我讲话的同时，我右边的屏幕上一个人正在大声地作呕，“但是林登·约翰逊[2]被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说服，认为如果将和平队编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政府部门之下会削弱它的效率，最终达不到预想的目的。”屏幕上，呕吐物正溅落在地上。
一个连接在我手指上的装置监控着我的心率和血氧水平。每隔几分钟，M博士就会打断我的演讲，要求说：“告诉我你现在的焦虑指数。”我就得告诉她此刻在一个1~10范围内对自己的焦虑做出的评估值，其中1表示完全平静，10代表处于完全的恐惧状态。“差不多是6。”我诚实地回答。我感觉更多的是窘迫和不舒服，而不是焦虑。
“继续。”她说。于是我继续演讲，伴随着屏幕中传来的刺耳的呕吐声。当我抬头瞥向那两女一男三位年轻的研究生时，能够看出他们努力试图集中注意力听我演讲的内容，但很明显他们由于背景中实实在在的巨大干扰而分了心。那位男学生看起来脸色苍白，他的喉结不停地抽动，我知道他正在努力克服呕吐反射。
我确实感到有点焦虑，但坦率地说也感觉很可笑。在一连串呕吐画面的伴随下，面对虚假的听众做一次虚假的演讲，如何能够治愈我对于当众演讲和呕吐的恐惧呢？
与这幕场景一样奇异的是，它背后居然有完善的治疗原则。暴露疗法——本质上就是暴露在引起病理性恐惧的事物面前，无论它是老鼠也好，蛇也好，飞机也好，高处也好，呕吐也好——几十年来都是对恐惧症的一种标准治疗方法，如今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疗法的逻辑最近得到了神经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持，就是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持续地暴露在恐惧的对象面前，能够降低对它的恐惧程度。比如患有恐高症的人可以在治疗师的陪同下，进入越来越高楼层的阳台，越来越靠近阳台的边缘。患有火车恐惧症（害怕坐火车）的人可以先乘坐一次短途的地铁，然后延长一些距离，再延长一些距离，直到恐惧减退，逐渐完全消失。有一种更为激进的暴露形式称为涌进疗法（flooding），要求患者得到更为充分的暴露。例如，用标准暴露疗法治疗飞机恐惧症时，最初可能会让害怕乘坐飞机的人先去机场观看飞机起降，直到他的焦虑水平出现下降。接着可能进一步让他走上飞机，适应待在飞机上，让生理反应和恐惧情绪的强度从峰值降下来。然后是由治疗师陪同乘坐一次短途的民航班机。最终，他会渐进到单独乘坐更长一些的航班。而用涌进疗法治疗飞机恐惧症的话，可能就需要让患者从一开始就坐上双引擎的小飞机上天，让他承受空中颠簸带来的反胃。根据其理论，患者的焦虑起初会迅速上升，但随后他很快会意识到自己既能承受得了飞行，也能承受自己的焦虑，焦虑便会由此平息。有些治疗师与当地的飞行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后者会为这种治疗方式提供帮助（M博士曾向我提出过，但我拒绝了）。
焦虑障碍治疗中心前主任戴维·巴洛表示，暴露疗法的目标是“把病人吓得魂飞魄散”，以此让他明白自己是能够应付恐惧心理的。巴洛的暴露疗法听起来可能显得残酷且不同寻常，但他声称恐惧症的治愈率高达85%（通常只花费一个星期或者更短的时间），很多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一数字[3]。
在M博士试图将我在当众演讲方面和在呕吐方面的暴露治疗合二为一的打算背后，她想尽可能提高我的焦虑程度——让我更好地“暴露”在我害怕的东西面前，这样我就可以开始进行“根除”这些恐惧的程序了。问题在于，这些模拟实验的人工痕迹过于明显，无法在我体内引起所需的焦虑程度。在M博士的办公室里对几位研究生讲话让我感到紧张和不舒服，但是却远远不如一次真正的当众演讲造成的恐惧那么强烈。尤其是我心里明白，这几位研究生都是从事焦虑障碍方面研究的，所以我没有那种通常情况下的被迫隐藏自己的焦虑的感觉。我认为M博士的同事们已经知道我存在焦虑问题，因此我根本不需要为了隐藏我的缺陷而产生焦虑。尽管仅仅是工作中的小会议就能让我陷入惊恐的痛苦中，更不用说我会提前几个月就惧怕大型的公众演讲了，但是与M博士每周会面时进行的那些虚假展示感觉上只是真实情境的冷冰冰的复制品——的确有尴尬和不快的感觉，但是无法引起足够的焦虑，作为暴露疗法的手段来说效果不佳。
观看呕吐视频的体验很类似：虽然让人不舒服、不高兴，但没有产生任何近似于将要呕吐时候的那种手脚发颤、心烦意乱的恐惧感。我知道这些视频没法让我感同身受，也知道如果我承受不住焦虑的时候可以移开视线，或者干脆关掉电视。关键问题在于——也是致命的问题在于——对于行之有效的暴露疗法而言，永远都有逃避的可能。[4]
M博士确信我对呕吐的恐惧是造成我的其他一些恐惧的核心——在她之前和之后有很多其他的治疗师也这么认为（比如，我害怕坐飞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晕机呕吐），于是她建议我们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言之有理。”我表示同意。
“只有一种方法是正确的。”她说，“你需要直面恐惧，大胆地面对自己最害怕的东西。”
［真的吗？］[5]
“我们得让你吐出来。”
［不，不行。绝对不行。］[6]
她解释说自己的一位同事刚刚通过给呕吐恐惧症患者服用吐根糖浆（一种引起呕吐的液体）成功将她治愈。那位患者是一位女性企业主管，从纽约乘飞机过来接受治疗，已经在焦虑障碍治疗中心住了一周。她每天都在护士的照顾下服用吐根，然后呕吐，接着和治疗师一起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师口中的“去灾难化疗法”。经过一周的治疗，她的恐惧症被治愈了，飞回了纽约。M博士说。
我仍然心存疑虑。M博士给我看了一篇学术期刊文章，文章报道了一个用吐根暴露疗法成功治愈呕吐恐惧症的临床案例。
“这只是个例，”我说，“而且都是1979年的事情了。”
“之后也已经有很多其他的案例了。”她说，再次提醒我想想她同事的那位病人。
“我做不到。”
“你不需要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M博士说，“我是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的。但是战胜恐惧症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它，而直面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吐出来。”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内容类似的对话。虽然M博士给我量身定制的暴露实验显得空洞而愚蠢，但我仍对她充满信心（她很和善、很漂亮也很聪明）。于是在秋天的某一天我对她说自己可以考虑接受这个主意，这令她有些吃惊。她以温和而带有鼓励的口吻给我讲解了这个治疗程序：她和护士会预约楼上的一间实验室以保护我的隐私，并且会一直陪着我；她们会安排我吃一些东西，然后服用吐根，接着迅速呕吐（她说我可以安然度过）。接下来“重新构造”关于呕吐的认知，我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害怕的事情，从而得到解脱。
她带我上楼去见了护士。R护士带我去看了实验室，告诉我服用吐根是暴露疗法的一种标准形式；她说自己此前已经协助管理了许多呕吐恐惧症患者的暴露治疗。“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这里接诊过一位男病人。”她说，“他当时非常紧张，不过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我们回到了M博士在楼下的办公室。
“行。”我说，“我做吧，可能会做吧。”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在安排暴露治疗的时间表——每次到了约定的日期我都会反悔，跑到那里说自己撑不下来。如此这般好几次之后，在12月上旬一个温暖得有些反常的星期四，我来到M博士的办公室做定期检查，并且告诉她：“我准备好了。”这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训练出师不利。R护士的吐根已经用完了，于是她不得不跑去药店再买一些，而我在M博士的办公室里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又发现楼上那间实验室已经被预订了，于是暴露治疗只能在地下室一间狭小的公共厕所里进行。我一直处在想要退出的边缘，没有退出的唯一原因可能是：我清楚自己随时都可以退出。
事后，我在M博士的建议下补写了尽可能心平气和的情况描述。下面的内容是从中提取并编辑过的一段摘录（写一篇情感中立的描述，是抑制在令人不快的体验之后出现的后创伤压力障碍的一种常用方法）。如果你自己也是呕吐恐惧症患者，或者哪怕只是有些容易呕吐，你都可能会想要略过这一段。
我们在地下室的厕所与R护士见了面。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服下了吐根。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感觉到焦虑汹涌而来。我开始有些发抖，仍然希望呕吐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体验就没有那么糟糕了。
M博士在我的手指上连接了一个脉搏与氧气含量*控器监**。在我们等待恶心的感觉来临时，她让我用1~10之间的数字来衡量目前的焦虑水平。“差不多是9。”我说。
这时我开始感到有一些恶心了。突然，我感到很想呕吐，于是转向了厕所。我反胃了两次，但是并没有马上要吐的感觉。我跪在地上等着，仍然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我手指上的*控器监**显得有些累赘，于是我把它摘掉了。
过了片刻，我又感到恶心，横膈膜在抽搐。R护士解释说干呕之后就会吐出来了。此时我迫切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
恶心变成一阵阵强烈的浪潮，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然后退去。我不断感觉自己就要吐出来了，但接下来总是撕心裂肺地干呕一阵，却什么也吐不出来。有几次我能真切地感觉到胃部的抽搐，但我却还是只能干呕，而呕不出任何东西。
这时我对时间的意识已经模糊不清了。每一阵反胃袭来的时候，我都会大量出汗；当恶心过去之后，汗珠就大颗大颗地往下滴。我感到头晕，担心自己会失去意识、呕吐、吸入呕吐物，然后死去。我告诉R护士觉得头晕，她告诉我说脸色看上去还行。但是我认为她和M博士看上去稍微有些不对劲了，这更加重了我的焦虑——我觉得如果连她们都在担心，我自己应该害怕极了才是（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我真希望失去意识，哪怕这意味着死亡）。
大约过了40分钟，又经历了几波反胃之后，M博士和R护士建议我再服些吐根。但是我害怕服下这第二剂药会造成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的恶心。我想恐怕还是保持干呕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会比较好。在某些时刻，我希望自己赶快呕吐，好让这折磨结束。这种想法与认为自己能够战胜吐根、熬到恶心的感觉消失的想法之间来回切换着。我筋疲力尽、极度恶心、痛苦不堪。在两波反胃之间，我只能躺在厕所的瓷砖地上发抖。
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R护士和M博士一直努力说服我多服一些吐根，但是此刻我只想逃避呕吐。我已经有一阵没有反胃了，于是又一波剧烈的干呕惊吓到了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肠胃在翻江倒海，心想这一回肯定能吐出点东西来，然而没有。我强行咽下了反胃的余波，恶心的感觉大大减轻了。这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希望在不呕吐的情况下躲过这痛苦的折磨了。
R护士似乎有些生气。“哥们儿，你是我见过的最有自制力的人。”她说。（其间她有一次焦躁地问我是不是因为还没准备好结束治疗而在抗拒。M博士插话说肯定不是这样——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会服用吐根的）。最终，在我服下吐根几个小时之后，R护士离开了，她说自己从未见过有人服用了吐根而不呕吐的。[7]
又过了一会儿，在M博士又对我进行了几次鼓励，试图“完成暴露治疗”之后，我们决定“结束这次尝试”。我仍然感觉到恶心，但是比之前已经好多了。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之后我便离开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变得极其焦虑，担心自己会呕吐、会出车祸。一路上，每次等红灯的时候，我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我一到家就爬到床上睡了几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恶心的感觉也消失了。但是那天夜里，我一直做着自己在治疗中心地下室的厕所里干呕的噩梦。
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参加会议，但是后来，惊恐的浪潮袭来，我不得不回家。接下来的几天，我太过焦虑，根本没法出门。
M博士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确认我的身体是否还好。她明显因为让我经历了如此痛苦的体验而感到抱歉。尽管整件事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但她强烈的负罪感令我对她报以同情。到目前为止，在记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尽力按照她的要求保持精确，而在记叙的最后，我掩饰了一些当时的真情实感（比如暴露治疗是一场不幸的灾难，R护士是个愚蠢的*人贱**），使用了一种冷静客观的口吻。“鉴于我以往的状况，服用吐根还是很勇敢的。”我写道，“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快呕吐出来，但是整个经历太过痛苦，而我的总体焦虑水平（以及我对呕吐的恐惧）比开始进行暴露治疗之前更加强烈了。不过，基于这次抵抗吐根药效的经验，我也认识到自身抵抗呕吐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似乎比M博士自己的力量还要强大。她告诉我她自己在进行暴露治疗的那天不得不取消了下午所有的例行检查：看着我在那里作呕、与吐根做斗争让她感觉非常不舒服，在家里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承认自己从这种讽刺当中获得了一种病态的快感——我服下吐根，却让别人吐了出来——不过总体说来，我还是感觉心理受到了创伤，并收获了强烈的焦虑。看起来我虽然在克服自己的恐惧症方面不太擅长，但却很有本事让我的治疗师和她的助手不舒服。
在M博士那里的治疗又持续了几个月——我们“解读”了这次砸锅的暴露治疗后，都想忘记这整件事，把注意力从呕吐恐惧症转到其他几种恐惧症和神经症上——然而此时，这些治疗有了一种悲伤和散漫的感觉。我们都明白结束的时候到了。[8]
括约肌的作用是排空我们的胃，它可以适度地进行膨胀和收缩，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有时甚至与我们的意志相悖。
——米歇尔·德·蒙田《论想象的力量》（1574年）
神经哲学家们认为，心理完全是身体化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物质化”的。与身体有关的古老说法包括：紧张又兴奋（“胃里的蝴蝶”）、焦急的期待（“松开的肠子”）、害怕（“吓得屁滚尿流”）或者恐惧（“感觉胃里被挖了一个洞”），但实际上它们不是陈词滥调，甚至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是对和焦虑情绪相关的生理状况的准确描述。数千年来，医生和哲学家一直在观察今天的医学期刊所说的“脑–肠轴”（brain-gutaxis）。“甚至连恐惧症与牛排之间都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如此亲密的关系也存在于大脑和肠胃之间。”威尔弗雷德·诺思菲尔德于1934年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神经问题导致腹部不适是现代人类的一大问题。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前往初级保健医师那里求诊的美国病人中有多达12%的人病因是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这种疾病的特征是腹痛以及不断的便秘或者腹泻，大多数专家相信它完全是由压力或焦虑引起的，或者至少是部分原因。IBS最初于1830年被英国医生约翰·豪希普发现，此后曾被称为“痉挛性结肠”（spastic colon）、“痉挛性肠道”（spastic bowel）、“结肠炎”（colitis）和“功能性肠病”（functional bowel disease）等［在中世纪时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医生称之为“忧郁性腹胀”（windy melancholy）或“忧郁症肠胃气胀”（hypochondriache flatulence）］。由于没有人确定发现究竟是哪个器官造成了IBS，大多数医生将它的发病归因于压力、情感冲突或者其他心理根源。鉴于肠道的神经和肌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医生们倾向于假设脑部出现了问题——也许是对小肠内的感觉过于敏感。有一组著名的实验是将气球分别放在IBS患者与健康的对照组被试者的结肠里进行充气，IBS患者们报告的疼痛触发点较低。这说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内脏与大脑之间的关联可能比正常人更加敏感。
这与一种叫作“焦虑敏感”（anxiety sensitivity）的特质是相符合的。研究显示，焦虑敏感与惊恐性障碍存在密切联系。在焦虑敏感指数量表（anxiety sensitivity index，ASI）上显示分值较高的人有着更高的内感受性知觉水平，说明他们与自身的内在运作和生理机能高度契合，他们比其他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心率、血压、体温、呼吸频率、消化状况等。这种对生理活动的高度警觉让他们更容易发生“内在暗示的惊恐发作”（internally cued panic attacks）：ASI指数较高的人能注意到心率的细微上升，或者轻微的眩晕感，或者模糊的、无法识别的胸闷。这种洞察力会反过来引起有意识的焦虑（“我是不是有心脏病”），更加增强了那些生理感觉。他们马上就察觉了这些感觉的增强，于是引发了更大的焦虑，然后又使得生理感觉越发强烈，不久之后他们便只能在惊恐中挣扎了。很多近期发表在《身心研究报》这样的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在焦虑敏感、肠易激综合征、担心以及一种称为神经过敏的人格特质（心理学家对此的定义并不难猜：倾向于纠结负面的情况；极其容易陷入焦虑、负罪和抑郁的情绪中；往往对微小的压力反应过度）之间存在强有力的相互关系。不出所料，在神经过敏的认知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更容易患上恐惧症、惊恐性障碍和抑郁症（在神经过敏测试中得分较低的人则绝大多数能够抵挡这些疾病）。
有证据表明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人的身体对于压力的反应更加显著。我最近偶然在医学期刊《内脏》上看到一篇解释认知（有意识的思考）与生理关联（身体对这种思考的反应）之间的循环关系的文章：当头脑经历焦虑时，焦虑程度较低的人的思维对压力产生过度反应的可能性更小，身体产生过度反应的可能性也更小；而存在临床焦虑的人从头脑到身体都更加敏感——极小的压力就能令他们担心，极小的担心就能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出现故障。肠胃容易紧张的人也比肠胃健康的人更多地抱怨头痛、心悸、呼吸急促和疲劳等问题。有些证据表明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对疼痛更加敏感，更经常抱怨一些感冒之类的微恙，也比普通人更容易感觉自己身体有病。
1909年，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写道，大多数肠胃不适的病例“根源都在神经上”。在他的文章《情绪状态对消化道功能的影响》中，坎农断定焦虑的思想——通过交感神经系统的神经——对胃的物理运动（也就是消化系统将食物运过消化道的蠕动）和胃液分泌两方面都能产生直接影响。坎农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在初级护理中心进行的现代调查结果的支持，也就是说大多数常规胃病都源于精神苦闷：比例在42%至61%之间的功能性肠病患者曾经被正规医院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通常是焦虑或者抑郁问题；一项研究发现惊恐性障碍患者与功能性胃肠道疾病患者之间的重合比例高达40%。[9]
“害怕引起腹泻”，亚里士多德写道，“因为这种情绪会造成腹腔内的热量骤增。”希波克拉底将肠胃疾病与焦虑（还有痔疮与粉刺）都归因于黑胆汁过剩。古罗马医生盖伦则将其归咎于黄胆汁。“大量的黄胆汁流入被害怕困扰的人的胃部”，他说，“这让他们产生一种被噬咬的痛苦感觉，他们持续地感到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直到把胆汁都吐出来为止。”
但是到1833年，随着一部名为《胃液的实验与观察以及消化生理》的专著出版，情绪状态与消化不良之间的联系开始在最大限度上科学地、准确地被人们了解。1822年6月6日，一位受雇于美国皮毛公司的猎人亚历克西斯·圣马丁意外地在近距离上被一支毛瑟枪击中了腹部，当时枪里装填的是打野鸭的弹丸。人们都认为他死定了，但在纽约州北部的威廉·博蒙特医生的治疗下，他活了下来，尽管伴随着一种异常的状况：他的胃部留下了一个无法愈合的开口，或者说是瘘管。博蒙特意识到这位猎人的胃部瘘管为科学观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能够直接用肉眼看到圣马丁胃里的情况。接下来的10年里，博蒙特以圣马丁的胃部瘘管作为观察他的消化系统运作的窗口，进行了很多实验。
博蒙特发现圣马丁的情绪状态对他的胃部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可以用肉眼很容易地观察到：圣马丁胃部的黏膜内层能够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神奇地变色，就像一枚戴上就能随着人的情绪变化而变色的“心情戒指”一样。有时胃黏膜是鲜红色的，而当圣马丁感到焦虑时，它就变成了苍白色。
“我利用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博蒙特写下了这句话，但他错了。医学文献记录了在圣马丁之后，还有两个20世纪的实例，同样是利用病人的胃部孔洞进行消化研究的。1941年，曼哈顿纽约医院的斯图尔特·沃尔夫和哈罗德·沃尔弗两位医生发现了一位叫汤姆的病人。
1904年的一天，当时只有9岁的汤姆以为他父亲的啤酒桶里装的是啤酒，于是猛喝了一口，但那其实是滚烫的蛤蜊浓汤。汤汁灼伤了他的上消化道，他顿时失去了知觉。等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医院时，他的食道已经融化封闭了。在汤姆之后的人生里，他吸收营养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胃壁上一个人工打开的洞。这个洞在体外用他的一段胃黏膜包裹住。他先自己将食物嚼碎，然后直接通过插在腹部那个洞里的漏斗将它灌进胃里。
1941年，已是一名下水道工人的汤姆由于伤口发炎不得不寻求医疗救助，于是引起了沃尔夫和沃尔弗两位医生的关注。他们意识到汤姆的情况是个不同寻常的研究机遇，于是立刻将汤姆雇为实验室助理，随后用了7个月时间在他身上进行了多项实验。实验结果发表在他们1943年出版的著作《人类的胃功能》中，这本书在身心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博蒙特的发现为基础，两位医生观察到汤姆的胃黏膜随着自身的活跃程度变化会有显著的变化——从“微弱的带黄的红色渐变为像红衣主教法衣那样的深红色”。消化活动越是剧烈，红色便会越深（表明有更多的血液流向胃部）；而消化活动程度较低时，包括由焦虑引起的活动程度下降时，便会呈现出苍白的颜色（表明血液从胃部流向了别处）。
医生们能够绘制出长期以来被认为存在却始终没能从科学上证实的关联关系了。一天下午，另一位医生闯进了实验室，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迅速地将一个个抽屉打开再关上，寻找自己放错了地方的资料。汤姆的工作是保持实验室的整洁，于是他惊慌起来——害怕这会导致他丢掉饭碗。他的胃黏膜立刻变得苍白，在颜色刻度上红色从“90%”跌到了20%。胃酸分泌几乎停止了。几分钟后，那位医生找到了丢失的资料，汤姆的胃酸重新开始分泌，胃部的颜色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这些并不令人意外。我们都知道焦虑会引起肠胃不适（我的朋友安妮说她体验过的最有效的减肥方法是压力分离节食法）。但《人类的胃功能》第一次准确、系统、详细地展现了其中的联系。汤姆的精神状态与他的消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模糊、散乱的，他的胃与他的心理存在具体、直接的对应关系。沃尔夫和沃尔弗根据对观察结果的总结，认为他们所称的“情感安全”与肠胃不适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
在我身上当然也是如此。焦虑的时候我会肚子疼，想上厕所。而肚子疼和想上厕所令我更加焦虑，于是肚子更疼，更想上厕所了。于是每次离家长途旅行都以同样的方式收场：我急匆匆、疯狂地奔向厕所，每到一处就像是对当地的厕所进行一次观光似的。比如，我对梵蒂冈、罗马大角斗场和意大利的铁路系统都没有什么生动的回忆，然而却有着对梵蒂冈、大角斗场以及好几个意大利火车站的公共厕所不堪回首的记忆。有一天我游览了特莱维喷泉——还不如说是我妻子和她的家人游览了特莱维喷泉。我游览的是附近一家冰激凌店的厕所，我在里面待着的时候不断有不耐烦的意大利人来敲门。第二天，全家人开车前往庞贝古城，我没有去而是在床上躺着。床离厕所不远，这让我感到安心。
更早几年，在柏林墙倒塌、华约组织解体之后，我前往东欧，看望当时在波兰上学的女朋友安。我到波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半年了。此前我已经几次计划前去却都中止了（因为焦虑），最后是因为害怕不去的话安会跟我分手，我才努力克服了对乘坐飞越大西洋的航班的巨大恐惧，飞往华沙去见她。靠着服药服到几乎休克，我从波士顿飞到了伦敦又飞到了华沙。我被镇静剂、止吐剂和时差搞得昏昏沉沉，艰难地度过了我们见面的头一天半时间。晕海宁和赞安诺的药效过后，我的身体苏醒了，差不多同时我的肠胃也活跃起来。我们在东欧的旅行几乎就是疲惫地从一间厕所挪动到另一间厕所的过程。这令她感到沮丧，而对我来说简直是悲惨，主要是因为当时东欧的很多公共便桶还非常原始，我得经常提前根据用量向服务员购买粗糙的、质量糟糕的厕纸。旅行接近结束的时候我接受了现实，安出门观光，而我躲在宾馆房间里，起码这样我就不用提前计算好需要的卫生纸数量了。
安对此很不高兴，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参观完弗兰兹·卡夫卡（我要加个注释，他也饱受慢性肠炎之苦）的故居后，我捂着作痛的腹部和她一起穿过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安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了：“也许你的博士论文就应该写写你的肚子。”她嘲笑的是我当时正全神贯注对付的事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都没有成功克服。
然而当你的肚子支配着你的生活时，就很难不全力以赴地对待它了。一些令人备感煎熬的经历，比如在飞机上或者在约会时控制不住排泄，会让你充分集中精力在自己的肠胃上。你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围绕它制订计划，它可不常会围绕你来制订计划。
有一个充分的例证：15年前，我正在为我的第一本书做调研，夏天有一段时间是在科德角与肯尼迪大家族一起度过的。有一个周末，正在马撒葡萄园岛度假的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碰巧到南塔基湾找爱德华（泰德）·肯尼迪一起驾驶帆船。肯尼迪家族度假别墅所在的海厄尼斯港满是总统的助手和特工。晚餐前有一些时间可供消磨，我决定在镇上到处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情况。
这真是个糟糕的主意。与通常肠易激综合征会带给我的情况一样，我刚刚走出能够很快到达厕所的范围，原本堵塞的肠道似乎一下子就通畅了。在全速冲刺回住处的路上，我好几次都觉得自己肯定来不及了——我咬紧牙关、汗如雨下，几乎沦落到了想要把沿路的灌木丛和仓库都拿来当作临时厕所的地步。想象着如果让一位特工撞见我蹲在灌木丛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大感恐慌，这给了我超人的力量让自己保持冷静沉着。
当我快跑到大楼入口的时候，我一边在脑海里回放建筑平面图（“那么多厕所中，哪个是最接近大楼前门的那个呢？我还来得及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吗？”），一边祈祷不要走霉运被哪个迷路的肯尼迪家族成员或者名流给拦住（那个周末，阿诺德·施瓦辛格、丽莎·明尼里还有海军部长都在）。
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搭讪就回到了楼里。接下来是快速的计算：我来得及一路跑上楼穿过大厅到自己的套房里吗？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躲进前厅的洗手间呢？这时楼上传来了脚步声，我害怕遇到什么人会耽误时间，于是选择了后者，溜进了厕所里。厕所与前厅之间隔着一间接待室和两道门。我匆忙奔过接待室，一屁股坐到了马桶上。
这种解脱放纵且玄妙。
但是之后我一冲水，于是……就出事了。我的双脚都弄湿了。我低头一看，惊恐地发现水正从马桶的底部流出来，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地面——还有我的鞋子、裤子、内衣——全都泡在了污水里，而且水位仍在不断上升。
我本能地站起来转向马桶。能止住这“洪流”吗？我移开了马桶水箱的瓷顶盖，拨开上面的干花瓣香料，开始疯狂地鼓捣它的内部结构。我盲目地尝试着，抬起这个，放下那个，抖抖这里，扭扭那里，在水里寻找有可能止住这股汹涌水流的东西。
不知怎么地，不清楚是出于它的自愿，还是我的胡乱鼓捣有了效果，水流开始减缓，随后消失了。我检查了一下现场。我的衣服全湿透了，而且弄得很脏；厕所的地毯也是。我毫不犹豫地脱掉外裤和平脚裤，把它们包在地毯里，接着把它们一股脑儿全塞进了垃圾桶，然后把垃圾桶藏在了收纳柜下面。我想，我得等会儿再来处理它们。
就在此时，晚餐的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通知大家准备前往客厅集合，参加鸡尾酒会。
客厅就在厕所的正对面，中间只隔着一个大厅。
而我正站在厕所那及踝深的污水里。
我拽下墙上所有的擦手毛巾，把它们全扔在地上吸水。我跪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展开一整卷厕纸，忙乱地擦拭周围的污水。这简直是要靠一块洗碗用的海绵吸干一个湖一样。
严格说来，我当时的感觉不算是焦虑，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就是这下完蛋了，我要彻彻底底地丢脸了。我把自己身上弄脏了，把房子的化粪池系统弄坏了，可能过一会儿还要半裸地出现在天晓得多少政界和演艺界精英的面前。
人们说话的声音由远及近。我想，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躲在厕所里，等着鸡尾酒会和晚餐结束（风险是不管那些要来上厕所的人怎么砸门都不让他们进来），然后利用这段时间把事故现场清理干净，等到所有人都睡了以后再溜回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另一个就是直接冲回房间去。
我拿起所有弄脏的毛巾和厕纸，把它们塞进收纳柜，然后开始准备逃跑。我找了一条相对最干净的毛巾（尽管也是又脏又潮的），小心地把它围在腰上，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听着外面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判断他们的距离和速度。我觉得在所有人聚集到大厅中央之前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了，于是马上溜出厕所，穿过接待室，快步穿过门厅，奔上楼梯。当我爬到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一个急转弯踏上第二段台阶时，差点一头撞在小约翰·肯尼迪和另一个人身上。
“你好啊，斯科特。”肯尼迪说。
“啊，你好。”我一边回答，大脑一边高速运转，寻找一个说得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会在鸡尾酒会时间不穿裤子、满头大汗、裹着一条又脏又臭的毛巾从楼里跑过。但他和他那位朋友似乎毫不在意，仿佛已经对在他们家暂住的客人半裸着而且沾满了自己的排泄物司空见惯似的，就这样从我身边走下楼去了。
我仓皇地回到房间，拼命洗澡，换了衣裳，尽力让自己恢复平静。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还在不停地大量出汗，汗水甚至湿透了我的外套。这是焦虑、竭尽心力以及夏日的湿气。
如果那天晚上有人抓拍了一张鸡尾酒会的照片的话，照片上会显示这样的情景：众多明星、政治家和神职人员带着优雅与温和，在可以俯瞰大西洋的露台上轻松地交流着。与此同时，有一位汗流浃背的年轻作家尴尬地站在一边，不停地喝杜松子酒和汽水，在思考自己如何才能在这群杰出的人中游刃有余，还有，为什么自己不仅不够富有、不够有名、不够有成就，尤其是不够帅，甚至连自己的肠胃都管不住，因此更适合当个动物或是做个婴儿，总之不适合做个成年人，更别提做个像鸡尾酒会上的这些人一样耀眼、一样有影响力的成年人了。
这位汗流浃背的年轻作家同时也在担心，如果有人想用门厅的厕所怎么办。
那天深夜，当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以后，我带着从食物储藏室偷拿的垃圾袋、纸巾和清洁剂悄悄下楼回到了那间厕所。我不知道在我离开以后有没有人去过那里，但是我努力不去想这件事，专心把原来藏在收纳柜下面的那些弄脏的地毯、毛巾、衣物和厕纸塞进垃圾袋里。接着我用纸巾用力擦洗地面，擦完后也把它们塞进垃圾袋。
在厨房的外面，主楼与一座外屋之间，有一个大垃圾箱。我的如意算盘是把所有东西都扔到那里面去。当然，我很害怕被人抓住——一位留宿的客人深更半夜跑出去扔一大袋垃圾，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呢？（我担心可能仍有徒步巡逻的特工，他们会在我把这一大袋像是*弹炸**或者尸体的东西扔进垃圾箱之前开枪的。）但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偷偷摸摸地穿过屋子，来到屋外的垃圾箱旁，处理掉那袋垃圾，然后就回到楼上睡觉去了。
没有人对我提起过有关门厅厕所或者是失踪的那些地毯和毛巾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里，包括我之后去那里的时候，我确信那里的员工们都在瞪着我窃窃私语。“就是他，”我想象他们厌恶的口吻，“他就是那个弄坏了厕所，弄脏了毛巾，连自己的排泄都管不住的家伙。”[10]
大部分结肠炎患者都有着紧张、敏感、神经质的气质。也许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内心非常激动。
——沃尔特·C.阿尔瓦雷茨《神经质、消化不良与疼痛》（1943年）
当然，我清楚不应该因为这样一种身体状况而承受如此的耻辱。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疾病，从古代起人们就发现它通常伴随着情绪异常与焦虑症。1943年，杰出的肠胃病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茨在他书名很有趣的著作《神经质、消化不良与疼痛》中指出，人们不需要因为肠胃问题而感到难为情，这就像听到别人的恭维时脸红，或者在观看一出悲剧时掉泪一样正常。阿尔瓦雷茨写道，这些生理反应造成的神经质和过敏，都与一种“如果恰当地运用和控制，便能极大地帮助你成功”的性格特质有关。
然而肠胃不好已经够成问题的了——对我来说最大的麻烦是肠胃紧张搞得我自己也很紧张。这是身为一个焦虑的呕吐恐惧症患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事实就是腹痛本身往往是恐惧最强烈的来源。每次肚子一疼，就担心自己会呕吐。因此焦虑使你肚子疼，肚子疼又让你焦虑，如此交替往复，形成恶性循环，朝着惊恐的方向迅猛发展。真正的呕吐恐惧症患者们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他们的恐惧症进行的——有些人由于恐惧，多年不工作或者多年足不出户，甚至仅仅是说出或者写出“呕吐”或者相关的词语都令他们难以忍受（呕吐恐惧症患者的在线社区通常规定类似的词必须用类似“v**”这样的形式来代替）。
直到最近几年，呕吐恐惧症在临床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才开始上升。互联网的出现为呕吐恐惧症患者提供了一种找到病友的途径，而在此之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病情是很罕见的。在线社区和支持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虚拟社区的出现，尤其是其中一些规模还相当庞大（根据统计，国际呕吐恐惧症协会这个论坛的规模足足是最大的飞行恐惧症论坛的5倍），引起了焦虑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更加系统地对这种恐惧症展开研究。
呕吐恐惧症的表现与其他焦虑症一样，包括生理反应升高、出现回避行为（专家也称之为安全行为或中和行为，指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我在紧急情况下会服用胃处方药和抗焦虑药）、注意力不集中（指当恐惧性刺激出现的时候，比如办公室或者家里发生病毒传染，我们很难关注它以外的其他事情），以及非常典型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方面受挫的问题。我们这些呕吐恐惧症患者通常对自己评价偏低，认为自己应付不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应付不了像呕吐这样灾难性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惊恐型障碍患者和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两者大部分情况下是同一群体）都存在心理健康专家所称的“高躯体化易损性”（一种将情绪上的痛苦转变为生理上的症状的倾向）以及“识别和解读身体症状中的认知偏差”（他们特别关注生理上的微小变化，同时倾向于以一种负面的、最坏情况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症状）。大多数惊恐症患者首先关心的是预示着心脏病、窒息、精神错乱或者死亡的因焦虑引起的身体症状，而呕吐恐惧症患者则害怕这些症状预示着自己马上就要呕吐了（也包括精神错乱和死亡）。除了极少数由焦虑造成的猝死情况，惊恐症患者害怕的事情极少会变成事实。与此相反的是，呕吐恐惧症患者的焦虑症状恰恰很可能引起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这当然也是持续害怕自己处于持续害怕的状态下的原因之一。有人会对我有时觉得自己的大脑由内而外翻转了而感到惊讶吗？
心理学家已经成功开发了若干衡量控制欲的标准化量表，例如罗特的心理控制源量表（Locus of Control Scale）和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焦虑与抑郁不但紧紧地同自尊绑在一起，而且也与控制密不可分（焦虑症患者往往既感觉自己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也害怕会失去对自己的身体和思维的控制）。这一观点经过几代研究者的工作已经完全建立了起来，不过这种联系似乎在呕吐恐惧症患者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一篇发表在《临床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文章发现“呕吐恐惧症患者似乎无法消除他们难以满足的对于维持控制力的欲望”。
W博士曾经指出他相信我的呕吐恐惧症存在明显的多层次象征。呕吐代表着失控，也代表我对暴露自己内心世界的恐惧。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我对死亡的恐惧。总体上看，呕吐以及我那难以驾驭的肠胃紧张都是我的恐惧反映在身体上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害怕我无法避免的死亡。[11]
有朝一日我会呕吐；有朝一日我会死去。
我战战兢兢地生活在这两者的恐怖之下，是不是我错了？
我发现面条跟肠胃合不来。是什么思绪在负责消化烤牛肉呢？我不知道，不过它们是两种亲密无间的能力。
——达尔文给他的姐姐卡罗琳的信（1838年）
我希望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头脑和肠胃都容易被焦虑扰乱的人，这样至少我还可以聊以*慰自**。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研究者们就发现神经性的消化不良与学术成就经常有密切的关系。1909年，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前往美国介绍精神分析理论的旅程就被他持续的肠胃紧张和腹泻给毁了（此后他经常抱怨这件事情）。威廉·詹姆斯与亨利·詹姆斯[12]都是极其严重的神经疾病患者，他们的往来信件中有很多主要是交流自己治疗肠胃疾病的不同方法。
但是，在关于肠胃紧张如何烦人的抱怨中，没有什么能够与可怜的达尔文所经受的相比。他的一生中有几十年都在与肠胃不适做斗争，却力不从心。
1865年，时年56岁的达尔文给一位名叫约翰·查普曼的医生写了一封绝望的信，列举了一大堆几乎折磨了他30年的症状：
连续25年不分日夜一阵阵地肠胃胀气：偶尔会呕吐，间隔大约有几个月。呕吐之前会浑身颤抖，歇斯底里地哭泣，有死亡的体验或者出现半昏迷。小便量大且颜色非常暗淡。现在呕吐和每一段肠胃胀气之后都有耳鸣、身体轻飘飘、出现幻象……在E（指达尔文的夫人艾玛）离开我的时候会感到紧张不安。
即使是列举了这么多症状，它也是远远不完整的。在另一位医生的劝说下，达尔文于1849年7月1日至1855年1月16日坚持记录健康日记，这本日记最终发展到数十页纸，列出的病情包括慢性疲劳、剧烈腹痛和腹胀、频繁呕吐、眩晕（达尔文形容为“脑袋在游泳”）、战栗、失眠、皮疹、湿疹、疖子、心悸、心脏疼痛与忧郁。
从达尔文的父亲开始，先后十多位医生都没能治愈他的疾病，这让他泄气。在他给查普曼博士写信的时候，已在此前30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因病足不出户了。在这段日子里，他英雄般地克服困难写成了《物种起源》一书。根据他的日记和信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28岁以后，除了睡觉差不多有1/3的时间是在呕吐或者卧床中度过的。
查普曼曾经医治过多位身受焦虑困扰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知识分子。据他自述，他专门治疗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头脑高度开发，却常常被微妙的影响复杂化、纠正以及控制”的神经高度紧张的患者。他为几乎所有神经性疾病给出的治疗方法都是对脊髓进行冰敷。
1865年5月末，查普曼前往达尔文在乡下的住所为他进行治疗。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尔文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把全身包裹在冰块里。他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的几个关键章节就是在脊椎靠着冰袋的情况下完成的。
治疗没有见效。“无休无止的呕吐”仍在继续。尽管查普曼的陪伴令达尔文和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愉快（“我们非常喜欢查普曼博士，对于冰块疗法的失败我们和他本人一样感到遗憾。”达尔文的夫人写道），但是到7月，他们放弃了这一治疗方案，让查普曼医生回了伦敦。
查普曼不是第一个治疗达尔文失败的医生，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果人们阅读了达尔文的日记和信件，会对他1836年结束了那次著名的乘坐贝格尔号的旅行返回后患上的持续身体衰弱感到惊奇。关于达尔文到底患了什么病的医学争论流行了150年之久。在他生前和身后被提及的名单有长长一串：阿米巴感染、阑尾炎、十二指肠溃疡、消化系统溃疡、偏头痛、慢性胆囊炎、阴燃肝炎（smouldering hepatitis）、疟疾、卡他性[13]消化不良（catarrhal dyspepsia）、砷中毒、卟啉症[14]（porphyria）、发作性嗜睡症、胰岛素过多致使糖尿病（diabetogenic hyperinsulism）、痛风、潜伏性痛风[15]（suppressed gout）、慢性布鲁氏菌病[16]（chronic brucellosis，这种病是贝格尔号曾经停靠过的阿根廷所特有的）、恰加斯病[17]（Chagas’disease，可能因为在阿根廷被虫子叮咬）、对用于实验的鸽子的过敏反应、他在贝格尔号上晕船未得到及时治疗引起的并发症以及眼球屈光异常[18]（refractive anomaly of the eyes）。而在我刚刚读到的一篇2005年发表在一本英国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达尔文的病因揭晓》中，达尔文的疾病被归因为乳糖不耐症。
不过在我仔细研读了达尔文的生平之后发现，导致他所有疾病发作的诱因都是焦虑。精神病专家、历史学家拉尔夫·科尔普在20世纪70年代梳理了所有能找到的达尔文的日记、书信、病历，他认为达尔文病情最严重的时间段要么与他在进化论方面的工作压力有关，要么与来自家庭的压力有关（盼望婚礼的到来造成了“持续两天两夜的头痛，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不让我结婚了”）。在一篇1997年刊登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文章中，两位医生提出，根据达尔文本人对症状的描述，可以很容易地对应上DSM-IV中伴有广场恐惧症的惊恐性障碍的诊断标准，因为他表现出了13种症状中的9种（只要满足其中4种症状即可进行归类）。
为期4年零9个月的贝格尔号旅行，对于达尔文开展科研工作是一段核心的经历。[19]达尔文晚年这样形容贝格尔号出海之前在港口中停留的那几个月时间“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的一段日子”——联想到他后来所经受的可怕的病痛，这其实颇有深意。
“当时想到我要离开家人和朋友如此长的时间，我就无精打采，在我看来天气也是难以形容的阴沉。”他回忆道，“同时我还有心悸和胸痛的问题，就像很多无知的年轻人，特别是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的人一样，我确信自己患了心脏病。”此外，他还饱受眩晕和手指刺痛之苦。这些都是焦虑的症状，尤其是与惊恐性障碍相关的呼吸亢进[20]的症状。
达尔文强迫自己从情绪低落中走出来，登船出发。尽管他被幽闭恐怖症（这使他处于长期的恐惧中）和严重晕船困扰，在旅程中他总的来说还是健康的，有能力去收集那些让他名声大噪、创建了毕生事业的科学证据。但是在贝格尔号于1836年10月2日返回英格兰的法尔茅斯港之后，达尔文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踏出过英格兰国门一步。旅行结束5年之后，达尔文的活动范围已经越发受限。他告诉表哥：“我害怕去任何地方，因为我的肠胃稍一激动就会崩溃。”
写出《物种起源》这本书是非常伟大的。达尔文婚后不久便热情地投入进化方面的研究中，其间他遭遇了第一段“周期性呕吐”的打击，他因此卧床好几周，每天要呕吐多次。有几次，病症持续了几年才结束。任何形式的激动或者社交都会给他的身体带来剧烈的反应。参加聚会或者会议都会让他“瞬间”产生焦虑，导致“猛烈的颤抖和呕吐”（“因此有好几年时间我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晚餐会。”达尔文写道）。他在书房的窗外放了一面镜子，这样当客人们沿着小路来访的时候，他们还没看见达尔文，达尔文就能先发现他们，从而有时间打起精神迎接或者避而不见。
除了查普曼博士的冰敷疗法，达尔文还尝试了著名的詹姆斯·古利博士，医治过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的“水疗”（water cure）、运动、无糖饮食、白兰地与“印第安麦酒”混合饮品、化学混合物（数十种）、身上固定着金属板刺激内脏、“电路”（黄铜和锌制成的金属丝）电疗、醋浴等方法。无论是心理安慰、分散注意力也好，还是真的有效也好，在有些时候有些疗法还是有些作用的，但病魔总会卷土重来。当天往返伦敦，或者是把他井井有条的日程表进行一点轻微的改动，都会导致“严重的呕吐”，让他在床上躺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任何工作，尤其是与《物种起源》相关的工作——达尔文称之为“我最令人憎恶的一本书”——都会让他卧床几个月。“我的身体很不好，讨厌的校对工作让我大吐了两天。”他在1859年上半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当时他正在仔细检查印刷者提供的勘误。他在书房安装了一个特殊的厕所，这样就能在一块帘子后面呕吐了。1859年10月1日，他在阵阵呕吐中完成了校对。这15个月以来，每天他的肠胃几乎从未让他能够舒服地连续工作20分钟，现在，这段日子终于结束了。
经过20多年的酝酿，当《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最终出版时，达尔文正在约克郡的一处温泉水疗浴场卧床休养，他的肠胃仍然不时骚动，皮肤呈现赤红色。“我最近身体很差。”他写道，“遇到了可怕的‘危机’，一条腿像得了象皮病[21]似的肿胀起来，眼睛几乎睁不开，身上长了皮疹和灼热的疖子……简直像是活在地狱里。”[22]
《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的身体状况依然不佳。“我觉得自己到了入土的时候了，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痛苦地*吟呻**。”在1860年他这样写道。有些人依据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认为他患的是某种细菌引起的疾病，或是结构性的疾病（“我必须告诉你查尔斯的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他的夫人在1864年5月给家族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天天呕吐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了。”）。但是也有理由对此进行反驳：当达尔文放下工作去骑马，或者到苏格兰高地和北威尔士之类的地方去散步时，他的健康便会得到恢复。
如你所知，查尔斯已经习惯于身处焦虑之中了。
——艾玛·达尔文给一位朋友的信（1851年）
如果我看上去过分关注达尔文的肠胃，也许你们能够理解其中的缘由。开启了对恐惧的现代研究，将恐惧确定为一种对生理，尤其是对肠胃存在具体影响的达尔文，自己却不幸地遭受着肠胃紧张的折磨，这是件多么正常又讽刺的事情啊。
此外，他还有过分依赖自己的夫人艾玛的问题。“如果没有你，当我生病的时候简直感觉太孤寂了。”达尔文有一次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哦，妈妈，我渴望和你在一起，并且被你保护着，那样我会感到安全。”这是另一封信中的话。
妈妈？难怪后来有些弗洛伊德的支持者提出达尔文像那些有恋母情结的人一样，存在依赖问题。我想现在是时候这样说了——根据我对我妻子，还有更早以前对父母沉重的过度依赖——W博士曾经诊断我患有依赖性人格障碍，按照DSM-IV的定义，它的特征是对他人过度的心理依赖（通常来说，是所爱的人或者照顾自己的人）以及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当然，最后还有达尔文数十年来持续呕吐的问题。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呕吐恐惧症患者来说，这有着一种病态的魅力。他的焦虑导致了呕吐，而他的呕吐并没有（或者看上去没有）导致更多的焦虑。而且，尽管达尔文这么多年以来都有呕吐的毛病，他仍然活到了在当时算是高寿的73岁。难道达尔文在抵抗如此伤人的肠胃疾病上取得的成绩不应该让我放心吗？比如我只是呕吐一次，甚至五次，甚至是一天五次——甚至和达尔文一样，连续几年每天呕吐五次——我可能不仅能挺过来，而且或许依然可以事业有成？
如果你没有得呕吐恐惧症，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会令你觉得非常奇怪，这也是我的精神疾病的核心——不理性的困扰。正是如此。但如果你是呕吐恐惧症患者，那么你一定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 和平队于1961年3月由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成立，任务是前往发展中国家执行美国的“援助计划”，意在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译者注
[2] 林登·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36任总统，当时任肯尼迪的副总统。——译者注
[3] 另一方面，大量证据显示恐惧性焦虑形成容易，根治却难。巴洛本人就有恐高症，他也承认没办法治愈自己。
[4] 这些呕吐视频的存在（我如今已经身经百战了）恰恰证明了呕吐恐惧症多么普遍，这些视频也成为治疗恐惧症的常见手段。也有治疗师会通过让呕吐恐惧症患者暴露在假的呕吐物面前来逐渐消除病人对呕吐恐惧症的条件反射（若您对此感兴趣，在此附上我2008年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两位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推荐的“食谱”：将一罐牛肉罐头和一罐奶油蘑菇汤罐头混合，加少量调味品和醋，将混合物倒入玻璃广口瓶中，密封，在窗台上放置一周）。
[5] 此处为作者的心理活动。——译者注
[6] 此处为作者的心理活动。——译者注
[7] 后来我在文献中看到，有近15%的人服用吐根后不会呕吐，这其中很多都患有呕吐恐惧症。
[8] 后来，她接受了西南地区某大学的教职，搬离了这里。我有次在一个关于焦虑症的会议上遇见了她。无论发生过什么，我还是很喜欢她这个人的。我一直好奇的是：我如今作为记者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参加学术会议，虽说是外行，但颇懂得一些专业知识。和我这样的一个前病人说话，她有没有奇怪的感觉？她会不会常常想：“这不是那个我开过好几次吐根，在公共卫生间里干呕、哭泣、颤抖了好几个小时的人吗？”
[9] 有其他证据表明很多肠胃问题的根源在大脑，而不是在内脏。至今没有一种肠胃药物被证明是对肠易激综合征始终有效的，但是大量证据显示某些抗抑郁药物却颇有效果（20世纪60年代前对肠易激综合征最常开的处方之一是*啡吗**和巴比妥类药物）。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注射了SSRI抗抑郁药物喜普妙的肠易激综合征病人报告说他们内脏的高敏感性降低了。
[10] 我的广场恐惧症已经让我的肠胃有时不堪重负了，还有人比我的情况更糟。2007年，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精神病院有一位时年45岁的病人，他的病情更令我震惊。他当时患有严重的旅行焦虑症已经20年，自从一次惊恐发作让他腹泻不止起，他就无法离家超过10英里，否则就会控制不住地呕吐及腹泻。临床医师后来根据他的症状找出了他的舒适区间：离家越远，就会吐得越惊天动地。他的胃肠道的反应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有几次因为吐血不得不被火速送入了急诊室。医生排除了溃疡和胃癌的可能性后，他也终于被转入了心理诊所。他的治疗师在2008年的一次会议上告诉我说，已经通过暴露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相结合的方式将他成功治愈。
[11] 正如英国内科医生、哲学家雷蒙德·塔里斯写的那样：“无论对自己的身体持有古怪还是有逻辑的观点，治愈这个的万无一失的方式就是呕吐。你的身体牢牢地掌控着你。呕吐时的恐怖在于，它高调地提醒着你我们只存在于有着自己节奏的有机体内。”
[12]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著名文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弟弟。——译者注
[13] 卡他性指黏膜渗出液多。——译者注
[14] 又名血紫质病，是血红素合成途径当中由于缺乏某种酶或酶活性降低而引起的一组卟啉代谢障碍性疾病。——译者注
[15] “到底这个‘潜伏性通风’是什么？医生只要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都往这个病上靠。”达尔文的朋友约瑟夫·胡克（植物学家，著有《植物种类》）得知这个病后写信给达尔文说，“如果真是‘潜伏’，那是怎么知道是痛风的呢？如果显而易见，到底为什么要叫作 ‘潜伏’呢？”
[16] 由布鲁氏菌属的细菌侵入机体，引起传染—变态反应性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译者注
[17] 由克鲁斯锥虫引起，又称美洲锥虫病。——译者注
[18] 指眼睛在不使用调节时，平行光线通过眼的屈光作用后，不能在视网膜上结成清晰的物像，而在视网膜的前或后方成像，近视、远视、散光均属此列。——译者注
[19]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雀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小雀科，这促使他领悟到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的。后来，他将这种变化称为“进化”。
[20] 急性焦虑引起的生理、心理反应。发作时患者会感到心跳加速、心悸、出汗，因为感觉不到呼吸而加快呼吸，引起呼吸性碱中毒等病症。——译者注
[21] 因血丝虫感染引起的疾病，患处肿胀，外观如同大象的皮肤。——译者注
[22] 达尔文的传记作家之一、英国心理分析专家约翰·鲍尔比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达尔文患的疖子和皮疹的种类在皮肤科医生看来与“努力压抑的情绪及长期较低的自尊感和工作过度”有关。他和其他的传记作家都注意到任何压力或者“哪怕极微小的心理变化”都会让达尔文出现生理上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