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痛苦从何而来？如何能解除痛苦？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医院治疗就能完全解决的。医学人类学试图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去阐释人类的病痛——从社会以及文化视角探讨人类健康问题，从而塑造社会与健康的沟通方法。日前，中国社会科学报驻波士顿记者专访了医学人类学领域领军人物、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请他从人类学角度解读病痛。
从社会文化角度解决病痛
《中国社会科学报》：医学人类学对很多人来说相对比较生僻，因此人们也充满好奇。
凯博文：19世纪以来，西方开始出现跨人类学以及医学的实践。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人类学家W. H. R.里弗斯（W. H. R. Rivers）。在我的《道德的重量》一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里弗斯。他主要研究亲属关系、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网如何影响人们对病痛、对照护的表述。二战时期，很多人类学家到军营中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以帮助减少流行病的发生与蔓延，如让人们使用干净的水、食物和提高生活条件等，可以说是非常“公共卫生”倾向的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这个术语从20世纪60年*开代**始流行。我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文化语境中的病患者与治疗者》，主要通过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田野调查，进行跨人类学、医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医学人类学试图从社会、文化视角解释以及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
凯博文：社会因素，诸如贫困、文化、文化差异会如何影响疾病和治疗？医学人类学的视域不只限于病人本身，而且关注医学本身的文化因素。比如，受文化因素影响的医患关系、文化如何影响对病患的照护等。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考察医患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医学人类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人类学角度看待医学范畴的问题，您主要关注什么？
凯博文：我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时，与公共卫生专家对医疗体系的看法很不一样。在公共卫生专家看来，医疗体系由医院、药房构成；而我则注意病痛发生的地点以及人们针对病痛如何做决定等等。你会发现其实在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家庭。因为家庭住处常常是病痛频发的场所，而通常也是家庭成员对病痛做出判断并决定去哪里看病、找谁看病等。很多病人认为，公共卫生专家眼里的医疗体系根本没用。因为他们不会去医院看医生，而是在家里接受看护和治疗。另外，有些人会选择去宗教场所治愈疾病，公共卫生专家绝对考虑不到宗教对于人类病痛的影响。
改造社会从而改善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个人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什么？
凯博文：我对“照护”非常感兴趣，当然也是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现在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在照护病人方面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全世界都是如此；同时，家庭的照护负担在不停加重。我的新书《对社会的热情》中，谈到了社会学的起源，谈到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当洛克、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思想家在思考社会诉求时，他们首先想到了社会的痛苦，那种人们集体感受到的痛苦，所以社会诉求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然而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丢失了初始重心，变成了研究社会只是为了社会本身，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对影响人类健康的社会问题采取“干涉”，让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更人性化。现在美国人类学家，包括我在内，都非常关注全球健康项目，如何更好地执行这些项目、如何让这些成果更好地影响人们，是我们追寻的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说是您创立了“哈佛学派”，即哈佛的医学人类学培训是您引入的，能否谈谈其主要特点？
凯博文：1982年，我创立了一个医学人类学的博士项目。在我看来，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两个学位。其次，引入社会理论、利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从道德角度和价值观角度看待我们周围的关系、办公场所、社区。
提高对精神健康的社会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不仅开创了“哈佛学派”，而且在中国卫生界也颇为知名。
凯博文：我想这与“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之争有关。1978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在长沙湘雅医学院做研究。1980年，我开始专门研究那时在中国被称为“神经衰弱”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神经衰弱”就是“抑郁焦虑”，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学者也做了和我同样的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之后“抑郁症”被广泛认知，患者得到了治疗，这个变化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精神病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估计共有3.5亿名抑郁症、焦虑症患者，每年因抑郁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00万。作为精神疾病研究专家，您认为造成抑郁的原因是什么？社会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帮助？
凯博文：原因有很多种，包括个人的心理问题；基因因素，如家族遗传；还有社会层面的原因，如社会压力、失败以及失去亲人等。虽然抑郁症患病率很高，但是寻求医生帮助的人却不多。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社会将精神疾病看作一种“耻辱”，导致很多患者在谈及自己的精神疾病时难以启齿。因此，提高社会觉悟非常重要。
今年4月，在华盛顿将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由各国卫生部长出席，讨论关注精神健康问题。我将与世界银行行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起主持会议，希望为全球精神卫生事业建立广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波士顿记者 冯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