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家公布了《民法通则》，这是当年依法治国的大事件。
打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会遇到些国营、集体单位的头头，以及民营企业的业主，递过来的名片上赫然写者“某某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人”。
读过点法律的人忍不住要“剥壳”：你这不对，你这家公司才是法人，法人是公司或其它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在法律上的人格化。你不是法人，而是这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他谦虚地点着头，“哦 哦”地应着，下一次再见到他，又接到他递过来的名片，名字后面还是写着法人，得，人家根本没听进去。
有些个性张扬的老总，更是恨不得要把“法人”两个字刻在脑门上，酒酣耳热时常常要拍者自己的啤酒肚，口齿不清地说：“没事，我是法人。”
还别笑，这些人是有老祖宗的，自打清末的沈家本西游考察西方的法律制度后，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就成为了主流，民国时代的六法全书中的民法就抄袭于日本和德国，在那时就开始引进了法人制度，据说那时候有个大腕，逢人便自吹自己是法人，就有人为此写了副对联嘲弄他，上联我不记得了，下联为“某某某是巴黎人”，巴黎在法国，“法人”可不就是巴黎人么？
后来习惯了，法人就法人吧，反正知道了你是个老总就OK了。 也有不乐意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乡经委这样的机构，常常是乡里的分管乡长兼经委主任，是当然的法定代表人，有一天下属企业因为欠人家货款，乡经委被告了，法院的传票送到该副乡长这来，他一看自己的名字写在被告后面，就气得蹦起来，发誓不到法庭去，跟他左解释，右解释，民事案件中原告被告地位平等，跟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不是一回事，这位“法人”的气才慢慢消了点。
这位副乡长大人很有个性，后来去分管政法，法院到乡里来办事，他是一律不接待，乡里的司法助理员归他管，也对口配合法官，想找他批个条子安排下乡的法官吃个工作餐，这本是乡政府起码的待客之道，无奈这大人就是不批。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情况有些改进，不单民事案件这，政府机关可能做被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更是当然的各级政府及其组成机构，而且有规定，行政诉讼中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没有特殊原因均应当出庭应诉。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生活节奏快了，常常有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就“法人”这个事，竟然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不仅很少有人自吹自擂自己是“法人”，甚至连自己实际掌控的公司或企业，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都不再是他了。
有一次，我去查一家公司的注册登记，注册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个家住农村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后来搞明白，赶情这是公司实际掌控人的老爹；有一次，接到一个从某国企下岗，后在某小学做保安的熟人电话，询问如何去掉其头上的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帽子；最近的例子是有人在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公司登记，将他的公司总经理名义变更为他人。
本来好香、好拽的“法人”，咋就这样变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头衔了，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掌控人不愿干，随意拉来的人发现上了当，尽力要摘掉这顶帽子？
这一切可能与现在实行的失信记录有关。
当一家公司或企业，不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时，第一步就有可能被银行列入失信名单；而如果被人告到法院，不能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偿还债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仍然不能偿还债务，就成了所谓的“老赖”，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会被列入失信人 ，“法人”还要被限制高消费，在所有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场所，都会显示他的失信记录，不能乘飞机，坐高铁，不能出人高消费场所，这还不算，还有可能坐牢。而人们最耽心的是怕失信记录会影响到孩子的升学、参军、入*党**。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躲在法定代表人的后面，用少量的钱请来与公司本无关联的人戴上“法人”的帽子，这算盘打得不错，实际掌控人搞垮公司，欠债累累，却不需要承担失信的代价，而被推举到前台的傀儡，却仅因得到过微薄的报酬而承担失信的风险。
要命的事，当他发现上了当以后，想摘掉帽子，却发现并不简单，这个所谓的“法人”对公司并没有出资，不是公司的股东，无权召集股东会，而这个傀儡的帽子只有股东会才能摘得掉，真是一朝上贼船，再想下船难，只好把希望寄托给法院。
三十年，让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法人”也好，“法定代表人”也罢 ，他与企业是休戚相关的，企业发展的时候，“法人”可能是一份荣耀，而当公司进入逆境时，“法人”意味着一份责任和担当。
某种程度上，当年那些个喜欢标榜自己是“法人”的，要比现在那些喜欢躲在后面，而扶植起一个傀儡去做“法人”的，至少要来得坦荡。
如果是我，是绝不愿意跟后一种人所掌控的公司打交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