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周觉初，1934年1月出生于南京，浙江诸暨人。放射治疗专家，1985年-2000年任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首任科主任。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工作。从事放射治疗临床和研究六十余年，治疗了大量恶性肿瘤和良性病，开展了很多先进的放疗技术，如全脑全脊髓照射，全身照射，斗篷野照射等，注重临床放疗质量，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受到国内同行好评。参与“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荣获 1992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2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快中子治癌研究装置及应用研究”鉴定委员及“快中子专家组”成员。1991年起任《中华肿瘤杂志》第三届、第四届编委，1994年起任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会第三届、第四届委员。2009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如愿走上学医之路

史真真（以下简称“史”）：周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周觉初（以下简称“周”）：我叫周觉初，1934年生，今年已经89岁了。我是浙江诸暨人，但是没回过老家，我出生在南京。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跟着家长到了北京。

儿时的周觉初（左一）

史：您青少年时期求学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选择学医？

周：我小学上的是师大第二附小[1]，小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北京私立笃志女中[2]、这是一个基督教教会学校，在那儿从初中到高中上了六年。解放前，在这个中学里还有一些外国人，如英国人、新西兰人，教我们英文，这个学校跟燕京大学有合作，所以毕业的高材生有很多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那是我挺羡慕的。

我高中毕业报志愿的时候，住我们家隔壁有一位留德的外科医生是我家的世交，也是后来我爱人的父亲，他主张我学医。在他的影响下，我就报了医学院。当时我的志愿里有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来发榜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学校，我以为没考上大学呢，直到我收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通知书才知道，这个学校是震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和圣约翰医学院三个医学院合并成的。那时虽然家里生活也不宽裕，但是上大学吃、住和学费都是免费的，就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上的大学。

周觉初在上海读大学期间

在上海读大学五年，最后一年是在仁济、宏仁[3]医院实习。后来毕业分配的时候填志愿，因为家在北京，那时候我爱人已经在北京工作了，所以我就希望回北京。可是第一志愿不敢填协和，因为来协和是很难的，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市同仁医院，第二志愿才是协和医院，最后还是分到协和了。当时正好是反右初期，我们学校搞运动，所以毕业分配比别的学校晚一些，我来到协和大概是1957年10月份。

周觉初与谢寿炽夫妻

冥冥中结缘协和

史：您初到协和时是什么情形？

周：我们一共有7个人分到协和，6个女生、1个男生，一起到医科院人事科报到。我的志愿是内科，但分配的时候内科、外科这些大科都分完了，就剩下耳鼻喉科和放射科，后来我就被分到放射科了。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是服从分配，所以听说“明天你到放射科去报到吧”，我就到放射科报到了。

当时放射科主任是胡懋华[4]教授，放射科的秘书叫张振山，他带我到放射治疗组，见了谷铣之[5]教授，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被分配在放射科的治疗组。诊断组是一个大组，治疗组比较小。因为医学院基本都没有放射治疗课，我们在学校也没学过放射治疗，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

60年代初期放射科合影，前排右一为周觉初

史：当住院医师的生活是怎样的？

周：来到科里就开始管病房。有一个协和比我高两三年的大夫李鼎九，他带我管病房。放疗病房在现在的6楼2，有6—8张床，那是一个由皮肤科、放射科等几个科组合的一个病房，我就开始成了住院医师。那时候对住院医师要求很严格，因为放射治疗有病房病人要管，就给了我一个住院医生宿舍的床位，在放射科的上层。15楼3是女大夫宿舍，15楼4是男大夫宿舍。从那时候起，楼上是我睡觉的地方，下一层楼就是放射科我工作的地方，地下室是大夫饭厅。晚上我就在放射科办公室，跟着我的上级大夫看书、看文献。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天早上可以回家，下午就得回来，因为病房的病人都属于我管。

稚嫩的肩膀扛起重任

史：当时协和放射治疗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周：那时，放射科走廊上头挂了一个牌子叫“放射学系”，里头是放射诊断，外边是放射治疗。那时候的放射治疗实力比较雄厚。协和医院是全国最早有放射治疗设备的。我到放射治疗的时候，人员挺齐，谷铣之教授是组长，下面带了十几个大夫，技术员也有十几个，一共有二十多人，另外还有几个进修生。机器有深部治疗机3台、浅部治疗机1台、接触治疗机2台，还有镭和一块锶-90[6]。

我是1957年10月分配到协和，1958年国家已经开始筹建肿瘤医院[7]，原定协和放射治疗的所有设备、人员几乎全搬了过去，胡懋华主任认为协和医院这么大的一个综合医院不能没有放射治疗学科，就留下我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夫和一个技术员两个人。胡懋华教授那时候也兼任北京医院的放射科主任，她就把北京医院放射科的年轻的刘明远[8]大夫派来支持我们，大概每个礼拜来3—4个上午，帮助我工作，那时开展工作比较困难。

周觉初在医院

协和放射治疗的建筑是很特殊的。我的办公室原来是一个深部治疗机机房，正对机头的地面上包着一公分多厚的铅皮，两个大门都是厚厚的铅皮包着。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动装置，门底下装一个挺大的滑轮，更换照射野或换一个病人，技术员得使劲地把门拉开再关上，长年累月，机房的地上都压出来一条大沟。操作台在机房外头，在它前面的墙上开一个1尺多的小窗户，上头装一块铅玻璃，我们就从那儿观察里面病人的动静。

在老楼15楼二层使用的200KV深部X线治疗机

放射治疗工作，除了收治病人，问病史，检查身体等等，还要制订照射野、计算剂量，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没有治疗计划系统，也没有物理师，一切工作都需要大夫自己做。所以，刚分配到组内的医师首先由一位高级工程师下午给讲课，学习如何计算剂量，制作每个机器的等剂量图等。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只有一个进口的手摇计算机，我每天就摇计算机算剂量，画等剂量曲线图。手摇计算机加减乘除都有，因为得推来推去，叽里咣啷地响得很，可惜后来搬家丢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等剂量曲线图

那时候定位、摆位都靠人工，靠铅皮一片一片地挡，有的恨不得挡个十几片，才能挡出照射野来。大夫用大红墨水把照射野画在病人的脸上、鼻子上、身上，像鼻咽癌病人都画在脸上，所以有的病人走在路上很吓人。

史：胡懋华教授是当时的科主任，她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周：胡主任很支持我们的。但是她从事的专业是放射诊断中的胃肠消化系统，所以她请了北医的汪绍训[9]教授来诊断组帮助读片，剩下点时间就来放射治疗组跟我们讨论一些疑难的病例。在机器设备上，给我们引进了两台匈牙利的深部治疗机，其中一台是当时最先进的旋转治疗机。捡来一台皮肤科淘汰的接触治疗机，调来一台旧的钴-60治疗机[10]。但是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各种运动，人员调动频繁很不稳定，工作开展受到限制。

60年代初协和放射科，前排右二为胡懋华，后排右四为周觉初

60年代中后期，苏学曾[11]教授下乡回来后，胡主任派他到我们组来，开展了一些工作。譬如对良性病的治疗，还治疗宫颈癌。那时候宫颈癌的病人特别多，没有后装机，宫颈癌的治疗很困难，胡主任就派我到北医学宫颈癌的体腔管治疗，用体腔管内照射配合钴-60外照射的方式，治疗了大批的宫颈癌病人。我们用深部治疗机，用体腔管对着宫颈的肿瘤，得找好了位置再把机头装上去，治疗一个病人就得用一个体腔管，体腔管是铜制的，外头还有一个铅皮包着，所以很沉，一天要治疗二三十个病人，每天治疗完得自己洗体腔管，洗完放在一个大的脸盆里头，送到消毒室去消毒，第二天早上再取回来接着用。那时候挺辛苦的，大家也是任劳任怨地坚持做了不少年。胡主任看我们技术员比较少，治疗病人经常要到晚上11点、12点，还让诊断组的技术员来帮我们晚上开机器。

协和打下的深刻烙印

史：“协和三宝”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周：虽然没有一位教授直接带着我工作，但我受协和的教授影响是不少的，刚进协和医院的时候，每个礼拜有一次全院病理讨论，对我影响特别深。我多忙也要去参加，全院的医生都去。地址就在协和小礼堂。那时，协和医院包括地下室等处，凡是医生能见到的区域，都挂着一个呼叫系统的灯，灯上的数字亮了，表示病理讨论会开始，医生们就赶紧去参加。先是由病理科报告病人的尸检、病理情况，检验科报告病人的血液检查等，然后是内科大夫或者外科大夫分析病历，最后是教授、高年资大夫总结。我从不放弃这个机会，张孝骞、曾宪九教授都在会上发言，我挺受教育和启发的。

图书馆我没很好利用。我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敢进，怎么分类的我都不明白。图书馆里放射治疗相关的基本都是外文书，没有或者很少中文的书，幸好那时候有一本英文的放射治疗专业的教科书，我就买了一本，开始啃它，碰到一些疑难的病人必要的时候我才到图书馆去查一些文献。

放疗科保存的“随访卡”

我主要利用的是病案室。老协和的放疗有一个特别好的随访制度，因为肿瘤病人不随访就不知道他的生存期和治疗效果，所以有一个随访制度。病人一进到我们放疗科就要填两张卡片，记录他的姓名、地址、病情，一份保留在我们科，一份交给病案室。大夫会在上面填上需要几个月以后去随访，就由病案室替我们发出随访信，病案室专门有一个人我们叫邵先生的，她是个女的很细心。病人回信以后交给我们，我们阅读并在上面批注以后，她又返回到病历。所以病历上都有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回的信。这样对了解病人存活年限、分析病历都很有用。

放射治疗组随访的病人回信

史：协和精神对您有哪些影响？

周：协和的八字方针 “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对我影响很深。我这个人有点“死心眼儿”，就是很严谨，这是我的工作性质造就的。

我们当时治疗很多良性病。比如脱发，那时农村黄癣病人特别多，治疗黄癣要把头发连根拔掉以后才能上药，药才能进去。那怎么办呢？就用射线来照，照完了以后使头发脱掉。这对治疗要求非常高，剂量高了给人造成损伤，以后永远生不出头发来，剂量低了又不能达到脱发效果。射线是平面的，脑袋是个圆形，所以治疗起来很困难。我们通常把病人的头分成4-6个照射野，一个一个区域照。头上有很多重要器官，尤其眼睛的角膜对放射线特别敏感，需要特别注意。我们用破铅围裙剪成铅片，一块一块遮挡好，露出准确的照射野，挡得非常严密，不能有一丝遗漏。有时候病人过一俩个礼拜该脱头发的时候回来一看，有一块头发剂量不够没脱掉，我们就得拿镊子一根一根地给他拔掉。

周觉初在60年代记录的放射治疗单

我们还治疗血管瘤，都是小孩甚至是刚出生的孩子，照射时要求一点都不能动，因为孩子皮肤娇嫩，一动就照到旁边去了。这时候我就穿上个铅围裙，也不管自己吃不吃射线，就是自己来扶着小病人照。治疗这些良性病也是很提心吊胆，就是怕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皮肤的花斑萎缩甚至破溃，这也培养了我严谨、求精的作风。

那时候没有模拟定位机，也没有CT、核磁，治疗食道癌要定位内脏器官是很难的。我们把透视机的荧光屏拆下来搁到床底下，让病人吞口钡来确定食道的位置，这时候我们也顾不上射线，就穿上铅围裙跑到床边去定位。

艰难困苦中坚定前行

史：放疗科是在什么情况下独立成科的？

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原来包括诊断、治疗两个组，1985年开始，随着肿瘤放疗的发展，放射治疗就开始准备分出去，1986年成立了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任委员就是谷铣之教授。1985年我晋升上副主任医师以后，胡懋华主任把我叫到她家，说全国的形势诊断跟治疗要分开，综合医院的形势也是这样，所以协和也得分开。我表示不想分开，当时放射治疗是一个很小的组，人也少，收入也少，独立起来很困难。但是胡主任坚持劝我，于是就这样分开了。所以1985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我升了副主任医师，放疗科也独立了。协和的放疗能维持到现在，跟胡懋华主任的远见、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

放疗科独立建科初期，左起：邢小坤、周觉初、康秀山(放射科)、刘兰、吴桂兰、何家琳

史：放疗科成立后您担任科主任，开展了哪些工作？

周：放疗科刚成立的时候，医生只有4人。1985年，我去法国买新的加速器，在那里接受了两个月的培训。加速器是一个比较新的设备，对剂量要求很高，因为当时科里没有物理和维修人员，在胡懋华教授的推荐下，就请了肿瘤医院冯宁远工程师一起去法国培训，回来以后他帮着我们测剂量，制定新的治疗记录单等等。

放疗科建科十年后，原来的设备老化，故障率高，病人常规治疗很困难。医院挺支持我们，把19楼旁边的放疗科和电话房一起改建，给我们扩大面积。为了适应放疗的要求房子要大修，我们无法在院内开展工作，就跟北京市第四医院[12]借加速器，跟北京医院借定位机，上午在第四医院治疗，下午到北京医院去定位，两头跑来跑去继续治疗病人，坚持干了一年多快两年。新的放疗区域修好才回来，以后开展工作就顺利一些了。

周觉初治疗病人

1989年，张福泉大夫研究生毕业来到科里，我很欢迎，他进了科里以后起的作用非常大。当时我碰上的困难就是医大教学，原来医大没有放射治疗，只有放射诊断课，后来他们让了几节课给放射治疗去讲，一般医学院都没有放射治疗的课，我也没有现成的讲义，教学很困难。张福泉大夫来了以后，就帮助我在医大讲课、制作整理课件，帮助挺大的。

周觉初、张福泉在建院70周年放疗科展板前

对我们支持特别大的还有我们的医技总支书记，叫刘静华书记，我有困难、有难事就去找她，我们要后装机[13]都是她替我们跑，所以对我们支持很大。

肿瘤医院的谷铣之教授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我们的培养计划是，协和放疗的医生都要到肿瘤医院去培训一年，我就应该去，可是没有机会去。我觉得自己知识上很匮乏，所以再三要求去肿瘤医院学习。因为工作需要，只能批准我去半年，在肿瘤医院谷教授亲自带了我半年，对我帮助很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收治一位上颌窦癌病人。但是需要开窗引流、我很为难，因为从来没有做过。他站在我旁边，立刻把刀接过去，很熟练地完成了手术。半年中学了一些恶性病的治疗和很少的放射生物知识，然后回来开展工作。

为谷铣之教授（前排左一）祝寿

淡泊于名，支持多科协作结硕果

史：您参加了史轶蘩大夫主持的垂体瘤治疗组，当时是怎么开展多科协作的？

周：垂体瘤协作组在60年代末就成立了，史轶蘩教授是组长。她来找我，要求我参加，我就服从安排。垂体瘤有各种各样的，有分泌功能的、没有分泌功能的，诊断主要靠内分泌科，我们配合治疗，不适合手术的做放射治疗，大夫定位、画野，技术员给治疗。史大夫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听说她在飞机上都要看书、写文章，很辛苦的。尤其主持这个协作组很不容易，涉及多个科，有内分泌科、外科、耳鼻喉科、放射科、放疗科等等，每次召开协作组会她都很有耐心地等大家，为了把这个组会开好，有时候我都等得挺急的，她就很有耐心等待。后来这个课题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要排名次的时候，我说我无所谓，没有都不要紧，我们是个小科，支持你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荣获 1992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垂体瘤治疗开展时间很长，在垂体瘤上我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对它的定位，我们最早叫等中心照射，原来的照射都是从前额和两颞侧进行，脑门前头角度不合适的话容易对眼睛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就开展了等中心照射，把中心绝对放在垂体上，机器旋转，想方设法让治疗的位置更准确、剂量更准确，做了这些工作，做得不多，是垂体瘤里头很小的一部分。

周觉初（右二）参加科室病例讨论

史：这是协和多科协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周：对。从垂体瘤协作组开始，多科协作对医院和医疗系统都很有作用，因为各科联合讨论以后对病人很有利，后来我们又参加了肺癌协作组，每个礼拜有半天跟肺癌协作组一起讨论病例，是李龙芸教授组织的。她也挺感动我的，她对病人非常负责，非常有耐心。小细胞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特别不好的病，有一个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治疗后几年来找她，她就非常高兴地来告诉我“这个病人还活着还来找我”，因为这个病对放疗很敏感，治疗效果挺好，她就特别高兴。

坚毅于心，投身放疗事业续星火

史：您作为一个女大夫，从事的又是放射治疗这样一个专业，您觉得有什么优势，又有什么困难之处吗？

周：我对放射治疗开始是一窍不通，所以就是服从分配，我觉得能分到协和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非常知足的。后来我们分来的女大夫有好几个都要先问，这个射线对我们有多大伤害、防护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射线是深层的，比诊断的机器射线剂量高多了。问我这个问题的，我都谢谢您别来了，如果对放射治疗这么害怕，何必来呢？我们周围都是机房，我工作的地方原来就是一个放深层治疗机的屋子，我们看病人都是透过一个铅窗户，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医院的防护还是非常好的，最早的放钴-60治疗机的房子，是用造城墙的砖盖的，里面都涂有钡水泥，后来有条件再装加速器，测量周围都没有什么射线的。

周觉初在办公室

史：您在协和工作一辈子，协和对您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周：最深的影响就是 “严谨、求精、勤奋、奉献”这八个字。我对工作是比较严谨的，所以那时候我在医院里算有名的厉害主任吧，哈哈。我每天不到7点钟就到医院了，先做办公室的卫生，看看机器的运转情况，等同志们陆续来上班。我对下级要求比较高，要求严守岗位。比方不许迟到、早退，不能随便请假，当然特殊的情况除外，过年因为有时候也要开机器，我也要求他们尽量能早回来的就早回来。还有就是工作不能太计较，只要病人需要就得干。比方五六十年代，有些病人出现皮肤反应破溃，需要换药，我们就自己换。自己洗消毒用具。技术员和大夫一起动手，再送到消毒室消毒。技术员不够时，我们都是大夫自己去开机器。不要太计较你的工作岗位，该上的我们就要上，该做的就要做，不要分工太细，希望大家能够一专多能。

周觉初对年轻人的教诲

史：您觉得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有什么遗憾吗？

周：我最主要的就是看见晚期的放射反应，心里真是特别难受。因为那时候机器的条件不好，放射损伤的病人比较多。有一个上颌窦癌的病人，放疗以后好几年回来了，拿了一块下颌骨来找我，说你看把我这个骨头都烤坏了，那其实是死人的下颌骨，他自己的下颌骨已经烂掉了。唉呀，那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所以我有这么个习惯，就是每天回去我都要想想看过的、治疗过的病人，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一次，一个宫颈癌的病人大出血，我给她塞了两块纱布，她就回旅馆了。到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个人的纱布是不是没取出来，如果烂在里头可怎么办。于是我们就赶快去找了这个人的随访卡片，幸亏有这个卡片，找到她住的地址，她的派出所，替我们把这个病人找到了，她说纱布已经取出来了，这才放下心。所以我觉得每天处理过的病人晚上回去考虑考虑还是有必要的。

史：您2009年获得了“协和杰出贡献奖”，在协和耕耘了一辈子，您想对协和的年轻人说点什么呢？

周：在协和医院做一个医生是不容易的，就是进这个门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知道现在基本都是博士后，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太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协和总是有发展的余地，因为有很多好的医生带领你，有好的环境，所以不要太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好地工作，为协和医院做贡献是值得的。

史：协和马上就要迎来102岁生日了，您对百年协和有什么寄语？对放疗科的发展有什么希望？

周：我祝福协和医院发展得更好，希望它保持全国的综合医院的第一名。

2021年,放疗科合影

对放疗科我当然就希望，在综合医院能起到一个旗帜作用。这也证实胡主任那时候的考虑，就是放疗在综合医院是可以发展起来的，而且能发展的很好，因为它有临床科室的配合。在我们条件这么好的一个综合医院放射治疗是有必要的，因为肿瘤现在不像过去是一个少见病，现在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是一个很难治的病，就必须有各科的配合，所以我觉得放疗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注释：

[1]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建立于1909年，现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2]北京笃志女中，建立于1901年，由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后改为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院。鲁迅曾执教于此。解放后改为一五八中，现为北京鲁迅中学。

[3]宏仁医院，现上海市胸科医院。

[4]胡懋华（1912-1997），女，著名的放射诊断专家。任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理事、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

[5]谷铣之（1919-2012），国内肿瘤放射治疗奠基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放射肿瘤学会主任委员。

[6]锶-90，利用其衰变产生的贝塔射线，治疗浅表肿瘤和一些良性病。临床曾用于治疗神经性皮炎、瘢痕、血管瘤等。

[7]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始建于1958年，原名日坛医院。

[8]刘明远，著名放射治疗专家，北京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医师、教授，曾任北京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

[9]汪绍训（1907-1986），临床放射学先驱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主任委员。

[10]钴-60治疗机，利用钴60放射源衰变发射出的高能伽马射线，对恶性肿瘤进行治疗，是六七十年代常用的放射治疗设备。

[11]苏学曾（1925-2021），我国最早临床应用CT和MRI的专家之一, 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科主任。

[12]北京市第四医院，即北京普仁医院，始建于1900年。

[13]后装治疗机，是使用放射核素产生的射束治疗肿瘤的设备，它的功能是近距离放射治疗。

采访手记：

2023/8

儿时是家人捧在手心的大家闺秀，大学时是留着两条粗麻花辫的广播站播音员，来到协和后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放疗生存发展的重任。从此在幽深的机房中、厚厚的铅衣下，始终坚守着一位执着而坚毅的女大夫，她就是放射治疗学专家周觉初教授。

年近九十的周老师，神色从容、目光坚定。她亲历了协和放射治疗事业的发展，创建了独立的放射治疗科，在人员、机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艰难支撑并延续着放疗工作。在没有电子计算机、定位设备的条件下，用极致的严谨、求精，追求治疗精准，树立业界标杆。她淡泊名利、深耕细作，一心为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团结力量，为放疗科现今的蓬勃发展筑牢了根基。

谈到成就，周老师从来不说自己，她常说“放疗科从十几个人到今天近百人，发展壮大都是后来人的功劳。”然而青年一代对周老师的爱戴和敬仰，足以说明她豁达宽容的胸怀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已经平静而深远地影响着新一代协和放疗人。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