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击四连执勤官兵的是革联，他们制造了这次*案惨**，全然不知自己惹下了大祸。
次日早晨，母亲和我坐着美式吉普车，匆匆赶往二一〇医院，前面有全副武装的军车开路。大街上格外清静，往日喧嚣鼓噪的*反造**派们不知去了哪里，取而代之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枪击解放军官兵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想必那些凶神恶煞正在瑟瑟发抖呢。
与父亲相见的场面不像预想的那样，没有丝毫的视觉冲击，没有给人震惊与恐怖的感觉。父亲平静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一条腿放在被子外，膝盖处缠着绷带。父亲淡淡地说：就是这条腿受了点伤，弹片还没有取出来。
实际上，一直到他去世，弹片也没有取出来。
我问父亲：小宋叔叔和小傅叔叔在哪里？他一扭头，不想让我们看到表情:在太平间里，用冰块护着，等候家里的人来告别。我和母亲一听，哇的一声就痛哭起来。小宋叔叔哪里有什么亲人，他是孤儿，部队就是他的家。以前，两位叔叔是我家的常客，特别勤快地找活干，经常帮助我们搬运煤块和蔬菜。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听不到他们的笑声了，我的心伤痛极了。
父亲总是怀念着那两个帮着自己挡枪的战士，一有机会，就去齐齐哈尔和黑河的烈士纪念馆看望他们。有一次，他用伤感和无奈的语气告诉我：以后就不能祭扫他们了，他们的烈士称号被取消了，骨灰将被移出纪念馆。
几天后，追悼会在团部举行，父亲没有参加。场面极其庄严肃穆，把人压抑得喘不过来气。小宋叔叔自然没有家人来，小傅叔叔的母亲和妹妹来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母亲哭得几度晕厥过去，靠着战士搀扶，她才勉强地完成了这次艰难的送行。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七岁的我搞不清楚，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残酷。我呆呆地站立在营区外的甬路上，然后向西默默地走到其尽头，再掉过头来，慢慢地行走那一里多路。沿途全是花圈，卫兵胸佩白花，臂带黑纱，手握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伫立在路边。俱乐部里一遍遍地*放播**着哀乐，场内不时传来嘤嘤的啜泣声。两位叔叔灿然可掬的笑容被无情地圈上了黑框，变成了让我再看最后一眼的遗像。悼词里有“化悲痛为力量”一句，我不理解。我在想，都悲痛到了这种地步，哪还有什么力量呢？
父亲从来不谈中山区的事情，许多年以后，他才终于道出心曲：不愿提及往事，是因为当年的付出已被否定，不可能有什么回报，军人的荣耀应该来自疆场。他痛心地回忆起那一夜。
中山区是革联与工总司争夺的热点区域，双方常常在此爆发冲突，因此也是四执勤的重点区域。*反造**派为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正统性，也学着解放军，统一头戴军帽，身着草绿军装，胸佩领袖像章，臂缠红袖标，彼此间装束的区别也只在袖标上的文字了。双方缠斗在一起，外人还真分不出来，误以为是军人之间打起来。
近几天，两派之间屡屡交火，警备区命令制止冲突，四连火速前往现场。部队执勤是徒手的，不允许带任何*器武**的。在车上，战士要表情严肃，目视前方，一手握着语录本，一手把着护栏，全凭这些来威慑肇事者，维持秩序。然而，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这样做未免太苍白无力了。
执勤车行进途中，突然遭受来自路旁一高楼上的密集射击，车窗被打碎，轮胎被打爆。更要紧的是，车上有人倒下了！父亲命令停车，他要下车查看情况，要警告对方，向对方告知身份。他匆忙推开车门，迈步下车，这时一颗*弹子**呼啸而来，打在瓦盖上，又反弹过来，击中父亲的膝盖，他应声倒地。为了规避弹雨，驾驶员慌忙倒车，车轮从父亲腹部碾过，他昏死过去……
去医院看父亲时，我看到了那辆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的嘎斯车，甚至还看到了向四连射击的人，我心中的凶神恶煞！只是当时不知道那些人的身份。后来，父亲回忆说，那些人是来道歉的，是来看望我的。他们都是山东人，都是厂里的劳模骨干，朴实善良，特别亲近子弟兵，热爱子弟兵。我不以为然，你把他们说得那么好，可他们为何枪击你们呢？父亲解释，他们是误伤，是因为夜色太深，能见度太低，使他们误把四连看成死对头工总司了。
灾难已然发生，生活还要继续。可怕的是祸不单行，坏事接踵而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父亲还躺在病床上，家里接到加急电报——姥爷病危！姥爷肝硬化腹水，已被送回家家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连夜渡海南下，几经辗转，于第三天清晨到达坊子车站。黑黢黢中，我看到了小舅，他推着地排子车来接我们了。小舅比父亲还要高，才结婚一年，现在是大队赤脚医生。出乎我意料的是，推着小舅身后的地排子车的，居然是我的二叔。他不是提干了吗？二婶子不是快要随军了吗？我们还期待着在大连的团聚呢。可眼前虽然他仍穿着灰军装，帽子上却没有五角星，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用说，他是*员复**了，回乡做农民了！我虽小，心中也有隐忧：爸爸会不会也是这样？
姥爷是从八九医院抬回来的，*队军**医院的诊断很权威，家里就准备后事吧。可是小舅不信，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用百倍的努力，把它变成现实。孝心感天动地，奇迹发生了：小舅用偏方，用自己采集的草药治好了姥爷的病，姥爷能下床了，能走步了，能干些轻活了。全家人欢天喜地，买来一扇排骨庆贺。在那个年代，在山东农村，一家人一年也吃不上二斤猪肉的。
姥爷又活了24年，83岁时去世的。
父亲也回来了，他伤愈出院，回乡探亲来了。我们自然要搬到两里之外的爷爷家，来一次家族大团圆，不料遭遇了许多窘境和尴尬。院外电线杆上新安装了大喇叭，每天只做一件事，喊着爷爷的名字，说他是历史反革命。爷爷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是被人领着回来。二叔躲在屋里不出来，灰头土脸，唉声叹气——他刚刚被公社粮管所撵回家来。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几年后，母亲给了我答案——都是爷爷惹的祸！
爷爷的生活本来是很顺的，衣食无忧的。他的爷爷是前清的增生，又是名医，还开着学塾，因此家业传到爷爷手里时，家境还很殷实。爷爷有文化，在县农业推广站做职员。县城解放后，新政权发布通告，录用旧职员,可他不愿合作，还要摆出不食周粟的架势。回乡后，他整天与一些旧政权的人员搅在一起，消极对抗新社会。
后来，村里从朝鲜战场回来一个伤残军人，被任命为支书。这样，这位新支书就成了坏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要诬陷他，陷害他。他们要写诬告信，要写反标，可他们都是大字不识的大老粗，于是就找到了爷爷，爷爷与他们一拍即合。镇反运动时，那几个坏人被处决，爷爷也被关了一年。后来查明，爷爷只是胁从，没有实质性参与反革命活动，就被放了出来。此事前后，爷爷气死了奶奶，因为他败坏尽了家业；逼走了我父亲和二叔，因为爷爷所为让他们在家乡无立足之地。
爷爷的轻率之举影响了子女的政治前途，我父亲也因此迟迟不能入*党**。不过，历史已经翻篇，顺势而为，也许可以避祸消灾。可我的爷爷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撞南墙不回头。*革文**爆发后，他看到别人写大字报，与当权派作斗争，以为自己也迎来了翻案*攻反**的好时机：当年我就没有错，是别人错了；我两个儿子都是革命军人，我怕谁？于是，他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马上引起了轰动，也迅速遭受反制。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本公社和本大队接受群众批判和劳动改造。我猜想，他的大字报致命问题有两点，其一是攻击三反运动，其二是报复革命干部。
两份加急机密文书火速发往旅大，一份发往炮七师，一份发往旅顺口基地。舰艇部队属于特殊军兵种，责任重大，保密性更强，对人员的忠诚度可靠性要求更高，因此，二叔也会更早地领受他父亲的恩赐。二叔是被踢出海军的，颜面大失，前途渺茫。*员复**后他被安置到粮管所，但随着大字报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又被踢出了粮管所……
炮七师这面，对于这件事，团里师里态度很明确，要留下这位干部，因为他思想过硬，立场坚定，能力出众，人才难得。可是，报告送到军区炮兵，却被否定了：他父亲仇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干部表现再好，我们也不敢留，不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