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星亮起，我在黎明前醒来，回顾过往三十余年的人生，不禁感慨，不觉眼泪竟打湿了枕巾。
昨晚，和一位失联22年的初中时代好友再次相见。缘起于，他稍早几天竟找到了我22年前生活的房子，现在身体健康的爷爷奶奶还住在那里，也便取得了联系。
聊不完的话，他可爱的女儿再三催促回家，我们却越聊越起劲，相见恨晚。他说，当时不理解我劝他好好学习，劝他上进，现在想完成一次迟到了22年的道歉。说这话时，我看他眼里噙着泪。
他还说，当时年纪小，自尊心又强，觉得我瞧不起他，加之我后来和一些优秀的同学玩儿得好，自觉有些自卑。
说到这里，我却忽然想起一些往事，深埋在脑海里的记忆翻涌上来，我也向他讲述了我的成长经历。
哪个少年不烦恼，几人童年不自卑？
1998年冬，我9岁那年，爷爷在登封自建的房子落成，爸爸工作调动到了登封。我第一次到爷爷家的房子，楼梯上的开关上楼时在一楼开，到二楼可以直接关，好神奇啊。我还对某个卧室里间的一个会冲水的装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上午，冲水，等水箱满，再冲水，我和二姐、表弟一直玩儿到家里停水。
我对两件事情特别好奇，其一，之前生活在农村，灶火间有口大水缸，缸里的水是每个月指定时间才会从水龙头里接到，怎么这个水像用不完似的；其二，这是个啥，为啥要进水，然后放水，像瀑布。后来我知道了，这叫抽水马桶，也叫坐便器。
那年寒假过后，爸爸说找好了关系，不再回老家七里庙小学读书了，安排我和同级的二姐到嵩山路南段的商埠街小学读书。繁华的街道，从中岳大街至少林大道那一段，头顶上每隔百米就会有一个的拱形霓虹灯，成了我们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我和二姐同班，三年二班。天生要强的我，不需要老师要求，我就是不比吃穿比学习那种孩子。但是，初来到城市，两件事情让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深的自卑。
一件事情，当时农村户口的孩子到城市小学读书，叫借读生，商埠街小学当时每学年的借读费是500元/人。家里三个孩子在上学，经济条件不允许，爸爸就托关系找到了郑爱华校长，免去了那个学期的借读费，条件是，我们就不占用学校资源了，把两个孩子老家的课桌拉来，不再让学校买课桌了。
过去，我们老家村小组是有一所三班制小学的，就是学前班和一、二年级。二年级读完就要到大队部的五年制小学读书，去大队部七里庙小学读书，每个孩子都需要自带课桌，老师对课桌的要求并不规范，只要大差不差就行，所以一个班里的课桌可谓形形色色，千奇百怪。我和二姐的课桌是家人托木匠做的，还刷了清漆。小学三年级开学时，我觉得我的书桌又大又新，在七里庙小学是很给我长脸的。
但是，当这两张桌子拉到商埠街小学之后，问题来了。桌子太大，腿也太长，关键是木材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由于桌子两腿之间有撑杆，即便爸爸想法子把桌腿贴着撑杆锯掉，还是比同学们的课桌高了几厘米。以至于，后来调座位，同学们都不愿坐我和二姐的课桌，我们俩调完座位都要搬着自己的课桌到新座位。
还有一件事，那年，我的语文老师因为教学质量好，被选到西关电影院上一堂公开课。幼小的我被选上参与那堂课，这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荣誉，为了那堂课我准备了好多。
然而，由于我是下学期转的学，统一做冬季校服的时间已经错过了。爸爸说，就不再补买了，等夏天的时候，直接买夏装就好了。可没有校服，成了我被选上却无法去上公开课的拦路虎。
后来，三二班和三三班的老师协调了一下，让三班一个和我名字非常相似、身材也很接近的男孩子把校服借给了我。记得那天，我去他家换校服，他住在登封西客站的家属区。很友好的一个男孩子，多年后我们再次相遇，已经是2005年高二开学，我们走进了同一间教室，开始了长达18年的深厚友谊。
奇形怪状的课桌也好，升*旗国**没有校服穿也好，在一个9岁的男孩子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我要自强。加上课本里一些或真实或杜撰的“儿时读书太投入蘸墨汁吃的陈毅”、“厕所昏暗灯光下苦读的童第周”等名人故事的洗礼，养成了我事事争先的性格。
小学毕业后，我遇到了一个对我性格改变最大的青春期难题。千禧年来了，2000年夏天，在嵩山广场举行完军训会操后，我小学五年毕业，迎来了一个最开心的暑假。但是，长辈在为我的初中入学发愁。尽管成绩优异，但由于是随机分配，二姐分在了离家较近的登封市区三初中，而我分在了登封市直二初中。家人考虑到，在一个学校读书，两个孩子有个照应，加上离家近，所以想托关系把我调到三初中。
鉴于此，我青春期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我此生未谋面的男孩叫袁高峰，他家里有人在二初中任教，所以能轻松把学籍办理至二初中。我被安排顶替他的学籍到三初中报到，他在二初中新办一个学籍。
就这样，我尴尬地过了一年多冒名顶替的生活。不认识的同学还好，不知道我的真姓名。但有升入三初中的小学同学是认得我的，我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一会儿说我不认识李渊博，一会儿说我改名字了。青春期的孩子，就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还去找我二姐确认，“袁高峰”是不是她弟弟，还有同学问我是不是爸妈离婚了，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妈妈姓袁，跟了妈妈的姓。不一而足。
最令人难受的是，还有我不认识的认识袁高峰的同学，跟我说我跟他小学同学重名，还告诉我我的名字有个外号叫“羊羔疯”，我第一次知道这种疾病。
后来，爸爸为了排解我的困扰，专门找过初一班主任蒲宝君老师，可能告诉了老师实情，但后来怎样了，我已经不记得了。直到初二，李梦琼老师回家休产假之后，机缘巧合，爸爸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认识了校长刘建伟，借机把我的学籍办了下来，我恢复了真姓名。
一年多的袁高峰，怎么就突然叫李渊博了，好多同学又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模式，你怎么改名了，你爸妈是不是复婚了，云云。
近年来，我时常反思，因为周围人说感觉你这人劲儿劲儿的，老有一股子往上冲的劲头。但随着年纪增长，思维成熟，知识面丰富，我知道了，这不全是我的个人原因，原来这在心理学上叫“童年阴影”和“青春期”。那时的我，脆弱而敏感，努力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在日记本上不断写下“自加压力，勇争第一”，背后是太多的辛酸与无奈。
十几天前，我去东关浴池洗澡，还碰到了小学同学，彼此认出了对方。尽管我没想起他的名字，但他高中跟我二姐是校友，所以他记得我叫李什么博。加微信时，他告诉我，他外号“葱花”。没错，是他，我想起来了。
人生走过三十余春秋，经历的坎坷磨难早已盖过了这三件小事。我有时会想，是不是还是我过于敏感了。但那时的我，只是个孩子，我又能做什么！
借读费、学籍这样的至今还在困扰无数中国家庭的存在，是多么荒谬，教育的极大不公平，以及这些不合情不合理的制度也成为了今天少子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刚刚经历过生死劫，我看开了很多，也看淡了许多。时常想起到登封窑之后，李景洲老师的教诲，他引用了伟人的原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亲朋好友们，别被“输在起跑线”这样的封建毒瘤裹挟了。孩子的成长，自有他的路径。这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终将是他们的。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