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财政支出中的行为动机
第 11 章 财政支出中的行为动机
本章主要介绍了行为财政学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应用。行为财政学在解决社会保险（信息不对称）和公共物品（外部性）的问题上与传统财政学模型有显著差异。本章通过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两个方面阐释了行为财政学在实际中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应用;通过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阐释了行为财政学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上与传统财政学的不同。
第一节 社会保险
一、养老保险和储蓄
美国政府以支持退休人员消费的名义，赞助了大量的相关项目。美国鼓励和补贴退休储蓄的税收优惠相当于每年1 000亿美元的税收支出。美国出台政策支持金融产品市场的运作，如帮助个人在退休时提取资产的反向抵押*款贷**。最突出的政策是，通过社会保险的养老保险部分，直接由在职人员向退休人员提供一系列转移支付。仅社会保险的养老保险部分每年就为3 000多万退休人员提供3 500多亿美元的福利。
传统财政学模型将此类政策的应用作为社会保险与纯粹的再分配相区分。例如，社会保险可以被看作是对退休年金市场（annuity markets）失灵的一种回应，这种失灵可能源于信息不对称。同样，在不受监管的市场上，反向抵押*款贷**等产品可能不会蓬勃发展。
这套政策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对私人储蓄的补贴，与传统财政学模型并不相符。毕竟，个人应该发现，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为退休做充足的储蓄准备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便根据传统财政学的做法，通常也会允许政府出台鼓励储蓄或防范失败后果的政策。
补贴储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错误或短视的反应，即对行为倾向的反应。这种方法强调了社会保险的养老保险部分，即全寿命周期的储蓄和消费规划所处的政策空间广阔且不可分割。
然而，尽管公共财政日益认识到行为力量在储蓄和退休政策中的作用，但对行为理论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非正式和特殊的。对政府作用的行为分析考虑了行为倾向对更广泛的全寿命周期储蓄和消费规划挑战的全面影响。它考察了在这个市场中与传统信息问题并存且相互作用的行为力量，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问题。它确定了有关政策权衡的新判断，比如如何权衡可能存在冲突的短期偏好和长期偏好，并修正了道德风险。最后，它对政策设计产生了直接影响，包括社会保险以及直接帮助个人先积累资产、再提取资产的政策。
1.全寿命周期储蓄的行为维度
储蓄和退休政策的核心问题最终都是个人能否获得维持退休消费所需的资源。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中，参与人都在尽可能地最大化这一资源，个人通过参与全寿命周期储蓄私下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工人在工作期间有效积累资产的能力存在不足，那么就有改善福利的政策空间。
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分析始于个人为了储蓄、投资和提取资产而利用的市场。这一领域市场失灵的主要威胁在于信息不对称可能破坏退休年金市场。个人面临着寿命风险——个人比其资产寿命更长的风险——原则上可以通过退休年金等保险产品进行分摊。然而，当个人拥有有关其可能寿命的私人信息时，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从而导致退休年金市场失灵。以类似退休年金的形式提供福利的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退休和储蓄政策的行为方法考虑行为倾向如何导致与确保退休时消费足够资源有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行为倾向与传统行为并存的市场失灵模式给政策制定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挑战。即使市场运作正常，如果个人没有形成和执行最佳全寿命周期储蓄计划的心理资源（意志力或计算能力），那么私人全寿命周期储蓄也不会有效。第二，这些行为倾向与市场中出现的任何信息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由此导致的市场失灵。
2.储蓄和投资
行为倾向给政策制定带来的主要挑战是个人很难制定出最优的退休储蓄和投资计划——决定为退休储蓄多少以及如何最好地将退休储蓄进行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积累资产组合不仅需要有推迟消费以储蓄的自制力，还需要有抵御退休前提取这些资产的诱惑的意志力。
最优全寿命周期储蓄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工作时设定一个最优的储蓄率，至少需要准确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状况，估计同一时期的投资组合收益和方差，以及预测一个人余生的消费偏好。优化投资配置至少需要对替代工具和资产的特性有一定的了解，更不用说税收环境等其他复杂因素了。即使对那些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这些都是艰巨的任务——相关的经济文献并没有就什么是最优的全寿命周期储蓄达成共识。当任务的复杂性与有限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计算能力等行为倾向相交织时，个人几乎不可能毫无差错地执行任务。
选择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个人储蓄行为不完美或不一致的证据有多种形式。例如，在其他经济环境类似的前提下，家庭财富的高度差异表明，人们使用的是经验法则、心理账户或其他捷径，而不是全寿命周期储蓄的最优方法。还有一种证据来自退休储蓄对提供的储蓄机会的敏感性。例如，当退休储蓄税收抵免以匹配而非信贷的形式出现时，个人倾向于以更高的利率参与税收优惠储蓄。当自动登记时，人们也会以更高的比例参加雇主赞助的计划。当退休计划中的投资选择激增时，个人有时根本不太可能投资。这些结果与个人将复杂性视为决定其最佳退休储蓄水平的障碍的解释是一致的。最后，有证据表明，储蓄可能只是部分减少，因为储蓄的行为必须争夺个人有限的注意力——实验发现，提醒自己储蓄本身就能增加储蓄。
积累足够财富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除了决定适当的退休储蓄水平之外，个人还必须决定如何储蓄。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对他们的投资做出选择并管理他们的财富。财富管理涉及许多层面的复杂选择，包括从工具的选择，到资产类别（例如，股票与债券）的多样化方式的选择，再到特定资产的选择。大量证据表明，个人犯的错误只能被归类为基本的投资错误。例如，个人似乎将过多的退休财富投资到其雇主的股票中。他们在做投资决定时似乎也不考虑与共同基金等相关的费用。个人通常采取的多样化策略似乎遵循简单的启发式法则，比如将储蓄平均分配给可用资产或基金。在分配时，他们还对默认值和表达效果敏感。研究结果表明，储蓄和投资中的同伴效应与社会偏好是一致的，表明个人可能会根据经验法则与可通过邻居和同事传播的粗略指导方针来做出投资决定。
除了本身的复杂性之外，退休储蓄还需要个人进行自我控制。一边工作一边为退休储蓄意味着放弃当前的消费，而选择数年甚至数十年后的消费并在退休前*制抵**将其取出的诱惑。个人对消费的偏好倾向于现在消费的证据来自许多方面，而这些发现对全寿命周期储蓄没有任何作用。实验室实验表明了意志力和储蓄之间的关系。18项实地实验表明，个人需要流动性差、不提供溢价的储蓄工具，这可能是一种承诺手段。与行为模式一致的是，没有储蓄计划的个人积累的财富较少。最后，现在消费偏好可能不仅会影响退休储蓄的水平，还会影响有关投资工具和资产类别的投资决策。例如，缺乏耐心可能会导致个人转向短期税收优惠。
3.退休后的消费
全寿命周期的第二阶段储蓄，即提取资产和退休后消费，给个人带来了另一组挑战，特别是如何将一笔退休财富最优地转化为消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个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包括对消费需求的预测，以确定何时开始动用资产，以何种速度动用资产，以及如何调整投资策略，以便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寿命超过个人财富的可能性。
在这里，行为倾向带来的挑战也与潜在的市场失灵相互作用。在给定精准公平价格的情况下，一种简单且最优的退休财富提取方式是购买退休年金。尽管退休年金有明确的保险价值和平滑消费的好处，但人们购买相对较少，这通常归因于逆向选择。但是，模拟结果仍然表明，在反映这些选择效应的现行价格下，许多个人偏好对他们的退休财富进行套现。此外，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退休年金以精准公平的价格出售，个人在主观上也不认为退休年金具有吸引力。
行为倾向可能与退休年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相互作用，从而可以解释双重困惑——为什么逆向选择没有严重到足以破坏市场，为什么有人不顾一切地购买退休年金。首先，行为因素的限制可能会阻止个人充分理解他们拥有的私人信息或根据他们拥有的任何私人信息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人们可能拥有关于预期寿命的私人信息，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些信息的价值，或者可能无法利用这些信息（例如，由于计算能力有限）。通过这种方式，行为经济学可以缓解市场中的逆向选择。
其次，诸如有限的计算能力等行为倾向很容易导致人们错误地估计收入的价值——例如，通过使一次性财富与收入流的比较变得困难，或者，对参考的依赖可能会让个人不愿放弃一次性财富。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倾向会影响对退休年金的需求。在一项调查中，个人发现具有年金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具有吸引力，这取决于它们是否被框定为反映消费或投资决策的产品。实验室实验的证据与风险评估中的参考依赖和偏见一致，后者在抑制对薪酬的需求方面发挥了作用。
4.储蓄和退休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虽然福利分析表明，对全寿命周期储蓄的支持原则上可以改善结果，但实际上，此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通过政策制定过程才能解决——例如，如何权衡提供社会保险和与社会保险相互竞争的利益以鼓励私人储蓄，以及如何平衡短期储蓄偏好和长期储蓄偏好的冲突。与许多政策领域一样，这一问题通常没有明确的正确或错误答案。
在传统分析中，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的主要问题与社会保险有关。与任何社会保险政策一样，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构成也提出了如何平衡对受益人的支持和道德风险问题。通过为老年人消费提供保障，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储蓄的积极性。政策制定者和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权衡养老保险的好处和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成本，尤其是私人储蓄减少。
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险和私人退休储蓄之间的权衡看起来非常不同。如果人们普遍不打算充分储蓄，甚至在没有养老保险的情况下，由于自我控制的失败或作为对问题复杂性的反应无法充分储蓄，那么养老保险抑制储蓄的空间大概就会更小。也就是说，传统分析可能夸大了社会保险对减少私人储蓄的影响，因为它夸大了个人在没有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充分储蓄的可能性。这可能使养老保险成为一个相对更具吸引力的政策选择。这表明，在实践中，道德风险可能不像传统模型所显示的那么重要。
对社会保险和道德风险传统分析的行为方法修正是否重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重要，仍是未解决的问题。对于社会保险对储蓄的影响的估计实际上通常是负面的，尽管结果是可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险福利的增加导致老年人贫穷率降低，这符合行为模式，但也可以有其他解释。对社会保险和福利的理论评估发现，在某些假设下，在考虑到时间不一致的偏好下，储蓄的净影响导致可以改善的社会保险减少。
尽管全寿命周期储蓄的行为问题表明，重新审视道德风险在社会保险中的作用或许是有价值的，但它们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考虑到由于选择错误或自我控制失败，全寿命周期储蓄可能处于次优水平的可能性，政策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些判断，即观察到的行为何时反映了选择错误，何时只是表达了不寻常的偏好。因此，举例来说，当个人在退休投资组合中持有大量雇主股票时，这看起来可能是个选择错误，但它可以通过个人偏好被解释为公司发展助推器来合理化。对此类行为的政策回应，甚至根本没有政策回应，反映了对这一维度的一些判断。
就时间不一致偏好而言——例如，当年轻的工薪阶层无法储蓄，最终成为后悔过去选择的退休人员时——政策必须反映出个人对于短期偏好和长期偏好的权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干预，就等于暗中偏袒个人短期偏好，而不是个人长期偏好。帮助做出承诺或消除对承诺的需要有利于个人长期偏好。对于如何最好地设定相对权重，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但政策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二、失业保险
最近的经济衰退最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市场极其恶劣的条件使失业率首次达到两位数。但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非常活跃的——在经济衰退之前，平均每个月大约有500万人被解雇，500万人被雇用。无论失业是由于周期性还是摩擦性因素造成的，个人都要付出直接的代价。失业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支付食物和住房等基本需求的能力。找一份新工作很难，尤其是在就业市场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政府主要通过失业保险向失业后的个人提供帮助，以缓解他们的困难。
从传统财政学的角度来看，政府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人市场无法提供有效机制，使个人能够在失业期间稳定收入和消费。传统财政学的分析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不能提供有效机制，并进一步考虑公共财政提供失业救济的方式给予个人利益产生的道德风险。它还建议设计既能带来这些好处，又能将由此产生的效率低下降至最低的政策。
行为方法认识到扰乱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进一步考虑行为倾向是如何导致个人在平滑消费和重返职场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它特别强调了有限度的自我控制和其他决策偏差以及传统的道德风险，在导致失业保险延长失业期限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它还表明了政策可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1.失业的心理
考虑到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好处，我们可能期望私人市场通过提供在个人之间分担风险的保险来回应个人在失业后对援助的需求。如果没有这类保险产品，每个人仍可以通过预防性储蓄，分散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风险，尽管这很可能只对小额损失有效。原则上，个人也可以在失业期间借到钱来实现平稳消费，尽管这很难做到，除非利率非常高，而且没有资产作为抵押，比如房屋净值*款贷**。
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个市场的关键部分——失业保险——不太可能存在。在传统财政学分析中，关键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私人市场无法提供失业保险。那些知道自己最有可能失业的人也最有可能购买保险，这导致寻求保险的人群被逆向选择。随着保险公司提高保费以应对高额赔付，愿意购买保险的人群将更多地集中在失业风险最大的人群中，因而私人保险市场是不可持续的。
将几乎完全没有失业保险的私人市场与疲软但仍然存在退休年金或健康保险的市场进行比较发现，尽管这个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很严重，但失业问题也有行为层面的原因。来自失业心理的两个维度的行为可能会对失业福利产生影响，这可以通过失业应对政策来解决。首先，个人可能没有制定最佳的自我保险安排;其次，他们可能会以次优速度重返工作岗位，从事次优工作。
2.重返工作岗位
失业福利造成的另一个损失是，行为倾向可能导致个人长时间没有工作，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失业保险和它所产生的重返工作岗位的抑制因素，由于行为力量的作用，个人仍然可能失业时间过长。有两种原因特别重要:对工资和求职过程的预期存在偏差和错误，以及对工作和休闲的时间不一致偏好。
如果行为倾向导致个体对求职过程产生偏见、错误或依赖于自身的期望，那么个体可能会使求职过程的时间延长。例如，不完全优化的个人可能会使用捷径来设定他们的工资预期——例如，不仅关注他们技能的当前市场价值，而且关注当前的工资与他们以前的工资相比如何。这可能仅仅是由于他们准确衡量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有限，或倾向于判断工资的公平性。根据错误信息设定不准确的工资预期可能会导致个人求职时间过长或过短。当个人设定的工资预期高于合理水平时，参考依赖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如果损失比收益更大，就像在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那么在一份新工作中接受较低的工资可能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特别大的障碍，可能会阻碍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有一些来自其他领域的证据表明，工人在收入方面可能有依赖于参考的偏好。最后，个人在求职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偏见，导致他们失业的时间过长。例如，如果个人对找到一份新工作的前景过于乐观或过于自信，他们可能会在找工作上投入过少精力，这可能会延长失业时间。有证据表明，个人可能对再就业前景过于乐观。
行为倾向可能导致低效率的失业持续时间的另一个渠道是对工作和休闲不一致的偏好。根据定义，那些被算作失业者的人更倾向于想要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时间使用研究也表明，失业的人不会平均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寻找工作。最好的求职策略可能是先进行多次询问，然后等待答复。但是，就像其他困难和不愉快的活动一样，个人可能会拖延，把找工作时间推迟。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长期偏好是现在多找工作，以提高他们重新就业的机会，但他们的短期偏好是不找工作，因为找工作会产生负效用。因此，当个人缺乏耐心或受到有限的自我控制的折磨时，失业期间可能会持续很低效。
3.确定失业政策目标
鉴于失业保险政策必须应对的一系列问题，政策必须反映出对如何管理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替代政策的各种成本和收益的判断。为了思考在失业后提供援助的政策的相对公平性和效率性，决策者需要确定他们的目标。这一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定义目标需要做出规范的判断，从而确定分析的范围。
在传统财政学模型中，失业政策必须权衡的主要因素是失业保险可能造成的道德风险。失业保险减轻了失业的打击，降低了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失业补助越多，人们的失业时间越长。因此，政策必须权衡这些影响与失业保险的平滑收入所产生的福利。失业保险的设计和改革方案往往注重通过降低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使这种权衡更加有利。
行为倾向使道德风险问题复杂化，因为它们改变了我们对个人求职行为的理解。行为经济学引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失业保险造成的重返工作岗位的抑制因素，与阻碍重返工作岗位的长期行为障碍（如有偏见的工资预期和拖延症）相互作用。此外，对行为倾向的识别是政策必须反映的全新判断，例如，在鼓励个人重返工作岗位时，政策是倾向于长期偏好还是短期偏好，或者不同概念的偏好。
行为倾向与道德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对这种权衡的理解，因为它要求我们重新解释寻求再就业的个人的行为。特别是，它认为找不到工作或不愿意接受工作的现象与其说反映了工作动机的减少，不如说是工作行为倾向的减少。个人可能想要寻找和接受工作，但由于拖延或一些普遍的自我控制的失败而未能实现他们的意图。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不是为政策创造一种权衡，即让接受者的平滑消费的收益与社会的效率成本竞争，而是创造了一种权衡得到改善甚至完全消除的局面。结果，整个社会的收益和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如果缩短失业时间，个人和社会都会受益。
失业人员行为的一些证据与这种行为解释是一致的。例如，一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失业福利导致个人花更长的时间重返工作岗位，但这种延迟与员工和工作之间的匹配质量的提高无关。这是符合失业福利导致人们增加失业时间的做法的，例如，人们沉溺于拖延。有证据表明，耗尽失业福利不会导致再就业率大幅上升，这也符合一种行为倾向，即个人因道德风险以外的原因而无法重返工作岗位。一些来自求职援助的证据表明，有时仅仅要求个人注册一个项目就足以促使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过去以一次性奖励作为再就业奖励效果的实验结果普遍令人失望，这也是一个原因。
如果社会目标包括让个人生活得更好，那么政策制定者需要表明，个人的福利是用长期意义来衡量，还是用一系列短期考虑的总和来衡量。个人也可能犯错误，例如低估失业风险，因此储蓄太少。最后，个人求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些参考点，如选择新工作时会参考前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
4.失业政策回应
考虑到失业保险所体现的目标和权衡，传统的失业应对政策解决了私人市场在失业后无法提供失业福利的问题，方法是强制个人参与保险池，然后对福利进行结构调整，以便将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例如，在美国，强制工资税为州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福利提供资金，这种福利通常持续6个月。此外，还有一项较小的政策重点是帮助个人直接寻找工作和重返工作岗位。
行为方法对这些策略的设计有很多可能的影响。首先，行为方法表明，政策可以直接发挥作用，以提高个人利用私人储蓄平稳消费的能力。其次，它为失业补偿的设计提供了依据，以便在面对有偏见的工资预期和有限的自制力等行为倾向时，创造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最后，它为就业援助等政策提供了新的权重和重点，这些政策可以直接解决个人在准确应对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机会方面存在的一些偏见和困难。
5.预防性储蓄和自我保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为方法考虑了行为倾向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削弱个人已经有限的自我保险能力，使其无法应对失业。原则上，个人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努力提供缓冲收入以支付家庭开支，但行为倾向可能意味着个人没有积累最佳的预防性储蓄水平。例如，上述个人在全寿命周期储蓄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可能也适用于预防性储蓄。决定所需储蓄水平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对储蓄的一种威慑。计算出最优储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对失业风险、失业持续时间、消费支出灵活性、借贷能力、未来工作收入的估计，所有这些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此外，与失业有关的储蓄将与医疗保健储蓄、残疾储蓄、教育储蓄和退休储蓄相互作用，并与不同形式储蓄的税收待遇相互作用。
即使有可信的第三方专家可以帮助计算储蓄水平，拖延和误解的问题也仍然存在。除了有限的自我控制可能导致个人收入的消费而不是储蓄之外，个人也可能因对就业过度乐观，避*考免**虑如失业一类不愉快的结果而不进行储蓄。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对自己的工作表现评论和工作被保留的可能性的认知可能系统性地过高。
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个人未能以最佳方式储蓄以预防失业。许多家庭的储蓄太少，无法弥补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另一个复杂的证据是普遍存在的预防性储蓄的粗略经验法则——例如，储蓄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
因此，政策的一个可能目标是，通过建立机制，使个人能够在失业之前积累预防性储蓄，或以未来的收入为抵押借款，帮助个人为失业提供自我保险。例如，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储蓄和找工作等活动中，意图和行动之间存在潜在的脱节，政策可能会帮助重新调整意图和行动。即使有政府补贴，储蓄也能在失业后提供一种缓冲。例如，成功的政策可能会引进一些在退休储蓄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创新做法，例如自动登记，然后把它们应用到更适合于购买汽车的强制储蓄中去。
另一种办法是创造一种全新的选择来进行储蓄和借贷，例如通过私人失业保险账户。已经有许多解决其他传统问题的备选办法被提出。失业期间自我保险的限制可由更直接注重较大长期损失的失业福利设计予以抵消。失业期间的借贷成本可以通过在再就业后强制扣缴工资来偿还，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的劳动收入来偿还的人，可以结合收入中的或有偿还金额或对其他资产的有限追索权来偿还。还要注意，个人对待私人失业保险账户的方式可能与对待失业救济金的方式不同。例如，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不同于税收的劳动力供给或储蓄反应。而且，他们可能会将提取私人失业保险账户余额与在失业期间为确定的消费或失业期限而领取失业福利区别对待:例如，人们可能觉得或多或少有权获得可用资金。最后，请注意这些政策的缺点是它们可能仍然相对复杂;制定政策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在一开始就在行为问题上制造阻碍预防性储蓄的因素。公共财政提供的失业保险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保护行为参与人免受独自应对一段时间失业的复杂性的影响。此外，此类政策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制力有限的个人在失业期间可能会忍不住过度举债。
6.失业补偿和重返工作岗位的激励
支持失业人员并鼓励他们迅速重返工作岗位是失业补偿的主要目标。传统上，政策设计的主要挑战是在没有就业收入的情况下，权衡提供有效的机制和提供失业救济金减缓找工作和再就业的趋势。行为经济学指出了在求职和就业中存在的额外心理障碍。首先，个人可能会形成有偏见的工资预期，这可能会减缓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的速度。其次，个人在寻找工作或接受再就业时可能会拖延，即使这种拖延有悖于他们自身的长期收益。
诸如失业保险之类的政策力求使失业者保持寻找工作和重返工作岗位的最佳动机。拖延症和其他有限度的自我控制使保持寻找工作和接受工作的动机问题复杂化。它表明，失业福利对求职强度的影响不是持续失业所带来的经济补偿的产物，而是失业福利、激励和意志力之间更为微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对政策而言，这些行为倾向可能会削弱旨在调整激励措施的失业福利设计的效力。从长远来看，使个人受益的失业时间限制或再就业奖金对那些日复一日地选择他们的工资水平的个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激励作用。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政策可能会制定创新的激励机制，承认自我控制在重返工作岗位中的作用。失业保险通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激励个人保持求职动机。失业保险可以尝试用更小的、更直接的、更频繁的提醒和激励措施来激励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有限的失业者找工作。举例来说，与其将奖励和惩罚与再就业挂钩，失业保险还不如提供与目标相关的奖励或惩罚，比如在一周内与特定数量的活跃雇主建立联系。政策的另一个可能方向是试图通过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来克服不完善的自我控制，在这种关系中，就业中介而不是失业者自己获得再就业奖金。最后一套可能的改革方案将考虑身份框架的问题，即是否寻找工作取决于个人是否认同自己是工人。假设当停止发放失业救济金时，失业者对作为劳动力的身份认同就会减弱，随之就会削弱他们找工作的动机。一种可能的建议是试验或研究延伸收益，以检验这种影响的重要性。
对有偏见的工资预期和参考依赖的政策回应可能是工资损失保险，其建议有多种形式。工资损失保险，即向个人支付新工作和旧工作之间工资差额的一部分，可以减少人们对接受新工作损失多少的认识偏差。工资损失保险通过操纵工资的实际价值，使工作机会更具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偏见的工资预期的影响，减轻了损失厌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它可以缓解痛苦，对低工资就业的心理调整很有帮助。一些证据表明，工资损失保险的应用改善了就业结果。
7.就业服务及求职援助
个人和整个社会可能从帮助个人找工作的服务中受益。它们可以提高失业人员重返工作岗位的速度，提高员工与工作岗位匹配的质量。就业服务和求职援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有的求职援助政策通常具有相当的成本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服务于行为需求的事实。具体项目包括信息服务以及积极的求职援助和劳动交流活动。一方面，对低强度求职的援助在加快再就业方面的惊人效果，可能部分是由于它在帮助工人适应新工资预期和管理求职复杂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一种关于失业的行为观暗示了可能的创新。这些服务还可以直接解决行为倾向问题。例如，这些项目可能会积极尝试降低失业者的工资预期。
第二节 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集体行动。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是公共安全，例如国防活动提供的公共安全:任何个人在国防活动中增加的安全（或其他任何东西）方面的经验组成了全部国防功能。这是一个外部性，因为全部国防是由每个人对国防的贡献的总和决定的，每个人只能选择他自己的贡献。公共物品的另一个例子是由研究和开发产生的知识——没有像专利和版权这样的法律障碍，总的来说，新发现有益于整个社会。公共物品通常被定义为它们以上述这种方式提供实用功能并确保以下特性:它们是非竞争性的（它们可以被多人同时消费）和非排他性的（人们不能阻止未为该产品付费的人使用它）。
一、心理学与公共物品问题
公共物品供给的分析是开始于观察到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私人均衡无法提供公共物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个人纯粹基于利己主义的假设。虽然社会的总体水平越高，情况会越好，但每个人也有搭便车的动机。其结果便是一种私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公共物品的供应数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原则上可以通过将提供的公共物品水平移向最优水平来改善不受监管的结果。因为就像一般外部性一样，公共物品产生和转化为福利损失的方式取决于个人如何形成偏好和做出选择，偏离狭隘的利己主义可以改变公共物品对经济造成的问题的性质或规模。一方面，个人行为倾向可能会创造或破坏产生公共物品问题的条件。另一方面，行为倾向调节了定义公共物品的条件从而导致福利损失的方式。例如，如果个人持有利他偏好，他们可能会在比传统模型预测的更大程度上自愿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做出贡献。
行为外部性原则上可以影响使外部性成为公共物品的条件，即物品具有竞争性或排他性。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条件通常是由商品的技术特征决定的，而这些技术特征不太可能具有强大的行为成分。其他竞争对手的消费不太可能受到行为因素的影响。排他性可能会受到行为因素的影响，但通常可能性不大。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决策和偏好的行为特征可能会带来新型公共物品，就像它们可能导致外部性一样。这种结果最突出的例子是，利他偏好以关心收入总体分配的个人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利他偏好导致收入分配成为一种公共物品。
更常见的是，行为倾向与导致公共物品问题的现有条件相互作用，从而改变对福利结果的影响。对公共物品尤其重要的是，利他偏好可能会影响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在传统经济学模型中，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公共物品，但处于次优水平。在其他方面的优惠下，个人可能自愿在更大程度上为公共物品作出贡献。
回顾上述公共物品的例子，个人可能自愿为公共物品作出贡献，例如公共安全措施，因为他们或直接关心他人的福祉，或易受社会压力的影响而不搭便车。或者，他们可能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但并不期望获得这样做的全部经济回报，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其他利益，比如这些活动如何有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或如何被他人看待。如果这种力量导致个人自愿对公共物品作出的贡献超过传统模型所预测的水平，那么就社会福利而言，公共物品的问题将得到缓解，政府干预的范围也可能相应缩小。
有证据表明，个人似乎比传统模型所预测的更愿意为公共物品做出贡献，这些证据来自该领域的实验室实验。数十年的实验室实验一致发现，当个人参与公共物品博弈时，对公共物品的贡献水平相对较高。证据显示的是一致的某种形式的个体利他偏好，通过引导，他们就会有做出更高价值的贡献。有证据表明，相比于假设狭隘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建议，贡献既直接受到做出贡献的偏好的驱动，也受到对他人结果的偏好的驱动。也有证据表明，对公平和合作的偏好在促进贡献方面发挥了作用。
该领域的证据表明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往往高于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预测的贡献。例如，私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如公共广播电台和公共学校，没有被传统模型很好地解释。就慈善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程度而言，慈善捐赠的程度至少是一种间接证据，证明纯粹的利己主义模式与现实世界的行为不符。同样地，所观察到的相对较高的税收遵从情况也促进了对由税收资助的公共物品自愿捐款。
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权衡
解决公共物品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对不同级别政府参与的相对社会价值做出判断，以确保公共物品的供应。公共物品的供给至少在两个方面面临着重要的权衡取舍。首先，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可能会排挤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其次，公共物品的供给反映了对私人供给公共物品价值的判断，这决定了供给的最优水平。
行为方法改变了这些权衡的术语和性质。它改变了我们对公共供给和私人供给之间的平衡的理解，因为它允许偏好改变私人供给对公共供给的反应方式。它也有可能为有关公共物品估值的判断提供信息。
在制定公共物品政策时，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的是，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如何排挤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因为个人在为公共物品作出私人贡献方面是一个选择和偏好的问题，行为倾向可以改变这种权衡的条件。在传统经济学模型中，对于自私自利的个体，挤出效应是显著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是完全的。关于个人自愿为公共物品作出贡献的偏好可能会抵消这种自利偏好，这取决于他们采取的具体形式。实验证据通常发现不完全的排挤，这与参与人持有非标准偏好是一致的。关于挤出效应的经验证据通常发现，公共政策只是不完全挤出私人供给，这与行为方法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除了调节公共物品公共供给排挤私人供给的通常机制之外，行为经济学还以动机排挤的形式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心理学研究表明，外部动机会排挤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不是增加内在动机。有一些证据表明，通过提供财政奖励来鼓励私人对公共物品作出贡献的政策可能会削弱任何可能有助于鼓励作出贡献的内在动机。例如，一项实验发现，金钱激励会降低捐款在他人眼中的价值，从而排挤为慈善事业捐款的内在激励。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提供金钱补偿时，他们不太愿意为公共物品的位置作出牺牲。
最后，关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出对最佳公共供给水平的判断，因为一般来说很难建立一种揭示与公共物品相关偏好的机制。这些判断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被行为方法复杂化。允许个人持有非标准的偏好可能会改变最优公共供给水平的定义，或者成本分配的最优方式。
三、提供公共物品
针对公共物品问题的传统经济学政策回应是:政府要么直接提供公共物品，要么创造条件让其他人提供公共物品。原则上，公共政策可以因此确保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佳水平。有很多种可能的方法。首先，政府可以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例如通过国防或执法支出提供公共安全。请注意，即使如此，政府的供给也不一定是由政府生产。例如，在国防方面，政府既直接运行项目，如派遣*队军**，也与私营供应商签订合同，如*器武**系统制造。其次，政府也可以努力为其他团体或个人提供公共物品创造必要的条件。例如，政府可以赋予团体或个人实施排他性的权利，如为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个人提供专利和版权保护。最后，政府可以激励个人或团体增加纯粹自愿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从所得税中扣除慈善捐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政策。
行为经济学对改变政府规定的性质没有多大作用，政府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决策。但它确实说明了政府可能会引发其他人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系列条件。一方面，它表明，政策可以创造条件，让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它可以为鼓励个人对公共物品作出贡献而建立的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提供信息。
个人似乎愿意对公共物品做出超出传统经济学模型预测的自愿贡献，这一点在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除了单纯的符号效应之外，原则上，这种研究可以为政策的形成提供信息，以确保自愿捐款不会受到阻碍。政府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是，注意到公共供给在何时以及如何或多或少地与其他人相互作用——这与导致挤出私人供给的偏好有关。例如，一些实验结果表明，当税收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时，挤出效应会更加严重。总体而言，政府可能寻求以某种方式补充私人供给，而不是取代私人供给，以提供公共物品。
行为经济学还可以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制定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提升私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度。例如，政府对慈善捐款的税收减免部分是为了吸引私人捐款，而慈善捐款对这种补贴的慷慨程度很敏感。行为经济学认为，个人对这种补贴的反应除了补贴的水平外，还取决于人们对补贴的看法。例如，在鼓励捐款方面，竞赛鼓励比回扣鼓励更有效，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竞赛鼓励的期望标准更低;这一发现可能会对慈善捐款的税收优惠结构产生影响。最后，行为财政学指出了可能用来鼓励私人对公共物品作出贡献的其他手段。例如，行为财政学可能有助于解释*券奖**激励在鼓励捐款方面的有效性。同样地，它们也可以解释研究结果，即社会环境对捐赠水平有影响。
在寻求促进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行为财政学不仅给政府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机会，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个人行为倾向可能导致私人供给的市场出现问题。例如，由于私人组织和公共组织可能会争夺捐赠者的有限财力和物力，因此私人捐赠的市场很容易变得拥挤。同样地，就像上面描述的一些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个人的捐赠是基于自身捐赠过程的偏好，而不是基于对捐赠结果的偏好，这将削弱市场识别有效捐赠者的能力。最后，如果人们对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组合有偏好，那么这个组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特质，政府可能是唯一非常适合担当协调者角色的主体。这些因素表明，即使私人供给是可能的，公共供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一些好处。
本章习题
一、名词解释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信息不对称 公共物品 外部性
二、简答题
1.人们在衡量养老保险和储蓄问题时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政府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2.为什么人们在失业时会存在不想就业的意愿?
3.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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