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退“司令”
作者：张庆江
1974年底，我及兵团战友白长海、萨支华等人回北京享受探家假，原计划过完春节返回连队。在15团九连的表哥姚铁淮家获悉从74年起，兵团的知青政策放宽，有了患有两种以上慢性病的知青，可以逐级打报告至原藉知青办，办理病退回原藉的政策。铁淮之父、我的二表大爷姚国兴和家父老张，让我哥俩马上回连去办这件事。我又串连了白长海、萨支华，获得了他们及家长们的赞同。于是，我先行在75年的春节前返回了连队。
回连后没几天，与原同班战友陈志军攀谈起病退的内幕。此前，我从来没去过医院，对于什么挂号、门诊、化验、检查、住院等一无所知。老陈向我细心讲解，打开了我社会人生的一扇窗。他这时的病退报告，已经在北京市朝阳区知青办的审批之中了。志军很痛快地答应了带我去前旗二师医院，介绍引见内、外科军医的请求。並让我去办一至二条上海产精装大前门香烟，是送军医的见面礼，我一口应承下来。次日到包头东河区白叔家中，拿了他两条应急用的香烟，急匆匆返回连队交给了老陈。
老陈我俩在这年3月初去的二师医院。先到外科找时年在30多岁的巩军医，但感觉他很冷淡。没交谈几句，就告辞了。老陈对我说：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兵团到处流传着下半年要撤制的传言，军干们人心惶惶，大家都在准备善后事宜。谁也没心思再交新朋友，都忙着跑火车站托运东西。他告诉我，你如有路子能帮巩医生买一台上海飞人或蜜蜂牌缝纫机，你的病退材料包在他身上了。哥俩在前旗饭店吃罢午饭，又去火车站溜哒溜哒，然后按老陈的安排，在二师医院招待所住了下来。当晚7点左右去了内科副主任军医王佐良的家中拜访他。
王佐良中等偏胖的身材，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们，收下了一条前门烟，很爽快地答应了所托之事。从抽屉中拿出一张盖好门诊专用长方型图章的空白诊断证明书，直接填好我的姓名、性别、年龄、团、连编制后，写明临床查体病症：血压160/110毫米汞柱。心跳：105次/分钟。双肺可闻湿性啰音。诊断：1.原发性高血压。2.慢性支气管哮喘。建议：全休一月。我如获至宝，从此走上了病退回京的顺风之路。王医生握着老陈和我的手说：你回北京后，让小张有事直接到门诊找我，来日方长。
老陈于75年5月份办成病退回北京了。是他把我带进了病退之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成了这时八连搞病退诊断的行家。我并没有动不动去找王佐良军医，记得只是找他再开了一次内科病的诊断证明。我利用自己的外事能力，与二师医院放射科的包头农村地方实习医生张宝林结拜为兄弟。又凭着懂书法的特长，结识了外科的军医容桂礼。
容医生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五官端正，非常精干。他写诊断书落款处，总是用王羲之十七帖的笔法，将容字写得和行书的宋字差不多。故而很多兵团战士都称他：宋医生。他也不解释，一笑了之。但我看过他写的诊断书后，所有的行草书，我都认得。初次见面，就称他容医生。他见是生面孔问我：你认识我吗？我笑答：你的签名我认识，他随手又写了几个草书让我认，我逐字都认识。他忙让坐，我随手在他办公桌上挑了几支牡丹香烟，抽了一支，又在两耳边各夹上一支。他笑谓我：这都是别人给我上的贡，你不上礼，还蹭好烟抽。我在空白诊断书上龙飞凤舞写了一段外科腰椎间盘突出的诊断文字。他看后很赏识，问我：哪团哪连的？我答：14团八连的张庆江。他又道：原来是匪八连的人啊！邵洪昌你认识吗？我说：那怎能不认识。他主动和我握手道：我交你这个病退“司令”的朋友了，有事尽管找我！我是病退专家，司令解决不了的事，就请来找专家吧！我俩相视一笑。
我和白长海、萨支华、刘铁环、王一范、姚铁淮（15团九连我的五服内血缘关系的表哥），我们办的病退材料都是内科病：原发性高血压病。外科病：腰椎间盘突出，腰骶椎骨第一椎至第五椎骨裂或骨质增生或骨折等不同病症。且有腰椎正、侧位的X光片子及报告单、医生的诊断证明书。这些病历中，都是累计一年半左右的诊断书，平均二至三个月一张或内科或外科的诊断。每人的诊断约计7至8张，其中由军医亲自开出的也就是二至三张。诊断书，报告单大部分都是庆江的手笔。
由我模仿军医手迹写的诊断书，都是我让别人从五官科顺出来的空白诊断书，用几支钢笔和不同颜色的墨水，在玻璃板下用手电透光真诊断凭着我的流利书写水平，能做到除了医生本人和容桂礼能看出来，一般人都难以分辨（这是容医生看过我的"杰作"后的评语）所有的腰椎正侧位片子，都是张宝林贤弟从放射科给我顺出来的，将原病人姓名的牛皮纸袋报废，换个新口袋，写上我们的姓名。他又将原来的由陈玉民主任医生填写的报告单交我，我用空白报告单，模仿陈医生笔迹重新写好，再请容医生开出真诊断书。就是这样如此这般地操作，一套外科腰椎病的病历材料全套搞定。
内科高血压病（因此病不需要化验单和心电图等辅证）的诊断则是我们在二师医院招待所中，头天晚上仿内科主任孙叔（女）、主治军医肖丽华（女）、主治军医刘建国等人的笔迹，将患者姓名和编制单位、诊断日期都填写成可以更改的状况，以规避玩炸了，按人名和编制单位查找，最后搞砸的风险。在每天上午10点半后，大批病退战友到挂号窗口盖章时人多，拥挤的时间期，去骗盖图章，此操作十拿九稳。但有一次，我们失手了。主管诊断图章的一个女战友发现日期处略有问题，找孙叔主任核实。孙主任出来，问是谁干的？但我等在一旁偷着笑。她又将另一张仿肖丽华医生笔迹的杰作让肖医生看，肖也很生气，一边看病，一边骂我们冒犯了她的名声。孰不知我们这些天涯浪子们的苦衷。我还给13团阀门厂的赵长利搞了全套的病退诊断材料，他在75年底办回了北京。时运最好的、最顺利办成病退的哥们儿，应该是13团万水泉、造纸厂九连的周生阁战友。那是在75年7月初的一天，我和白长海去师部医院的外科诊室的走廊里，意外地见到了老周。问他为何在这里？他说：就是在等你啊。我说：你找我为什么不去连队？他答：早就听说你在搞病退材料，跑二师医院，我也想办此事，今天就心血来潮，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此和你相遇。我说：这沒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弟兄三人于是到前旗饭馆吃饭，是老周作的东。
午饭后，我们三人到二师医院招待所住了一个三人间。我让老周下午去五官科庞主任诊室顺一本空白诊断书来（50张），让长海去商店买二瓶不同颜色的钢笔水（我早已备好小块玻璃板、几支钢笔、手电筒等物在挎包里）。我先去放射科找张宝林顺出一套腰椎病的正侧位X光片子。按陈医生的笔迹填好报告单，再去找容桂礼医生给老周、长海及自己开好诊断证明书，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夜深人静时，我开始工作，让他们给我照透视光。大约用了90分钟，我用孙叔、王佐良、刘建国、肖丽华的笔体共填好三人的约12张病历诊断。每人姓名处少写一个字。编制单位栏中都写成12团九连和八连。日期也留出可以更改的余地。第二天10点半以后，乘着挂号盖章窗口人多、拥挤、混乱，我三人顺利盖章成功。
应老周之约，我和他又去了一趟包头。因13团打病退报告，必须有包头地方的内蒙古医科大第二附属医院的内、外科诊断证明书。骨科的因有二师医院的片子和报告单，地方医生看过后，就给开了诊断。内科的高血压诊断，是我服了一片*黄素麻**半小时后，冒名顶替伸着左、右臂量血压160/110mm毫米汞柱，由地方医生给老周开出诊断。分手前我检查了一遍他的整套病历，感觉天衣无缝了，对他说：此事我给你帮忙至此，下一步就是你的命运之事了。办得好，你可以回北京，也许你比我要早办成病退。我只是给你创造了机会，这次不行，我们从头再来。老周千恩万谢和我话别。
老周回团里后，又到13团卫生队找卫生队司务长赵天祥帮忙，请医生给开出诊断证明书。将病退报告经13团劳资股上报到二师劳资科。也就是半个月后，由师劳资科将病退报告转至北京市朝阳区知青办，一次性讨论通过。约在75年8月中旬，我收到了老周从北京给我的来信，说他已是北京正式居民户籍了。我为他庆幸，这也是我的成功。
办好老周的事情不久，我搭上了二师医院主管诊断专用章的军人陈会计的关系。他是山西人，嫂子也在二师医院药房工作，但不是军人。两人年长我十岁左右，人都很和善，也非常同情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知青们。他们知道兵团马上就要撤制了，所以尽可能地帮助我们。他们让我帮忙从连队买些面粉，因前旗供应口粮有很大比例的粗粮，玉米粉和钢丝面。老陈有胃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概诺，他们交给我钱和粮票。他们摆宴招待我，临行送我六张盖好章的空白诊断书。
每周去医院前，我都找同校初中66届的炊事班的殷玉琛大姐，和王一范大姐帮陈会计买面粉，一买就是40斤。二位大姐在过秤时，都多给。买40斤，至少给50斤以上。我和白长海到医院招待所住下后，等天黑后，倒换班扛着面粉至老陈门口，我一人进去，让白回去，陈会计经常与我推杯换盏。临别再给我钱、粮票和空白诊断书十来张。我前后帮他买了半年的面粉，有时还给他从炊事班买点胡麻油，送给他。或去包头时，从白叔处拿两瓶汾酒礼送他。前后总计从陈会计处拿了100多张盖章空白诊断书。这些，都无代价地送给了我的战友们。记得我曾送给殷玉琛、王一范、南国喜、张勤、陈春燕、陈来顺、刘淼、姚铁淮、罗文启等哥们儿、姐妹们。
每逢有兵团战友让我帮忙搞病退诊断材料，我都认为：大家都不容易，这是功德之事，有求必应，或搞片子、填报告单、写诊断书，或搞几张盖章的空白诊断书，这对我来说，小事一桩。我从来不以此谋利，只以此交朋友。但都有言在先：只是给你帮忙提供机会，至于你的病退能否成功，那是你的命运所至。正可谓：时也，运也，命也，一切尽人事，听天命！
我是在1975年底经过原13团副团长孙文焕伯伯的关系，他委托朝阳区知青办主任钟守成、副主任于秀岭的帮忙，获得批准的。我在1976年1月份和白长海一道回到阔别了七年的北京市。我永远感谢孙文焕伯伯。钟守成、于秀岭等长辈，他们对在艰苦环境中挣扎的知青中的许多人，都给予了同情和帮助。他们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