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从医30多年将近60岁的医生，在当地非常有声望。因为本地几乎所有的官员银行家教师等等都是你的病人，包括本地监狱的监狱长。突然有一天，监狱长来找你说，老李，下周我们要执行一个死刑犯人，请你来指导我们好不好？
艾玛，执行死刑也来找我？为什么？咱没干过这事儿啊？
美国医生A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
美国的死刑执行方式一直在不断变革，枪决，绞刑，毒气（氰化物），和如今大家听得比较多的注射。为啥要不断改革呢？因为每一种执行方式，都存在一个问题：不能保证很痛快地，让犯人没什么痛苦地离开人世。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禁止对犯人施以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而上述的种种方式，都曾经发生过执行之后，犯人仍然挣扎十几甚至几十分钟才痛苦地死去的意外。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是相悖的。
那么注射死刑，是不是就能体面地无声无息地让犯人死去呢？
1977年，美国俄克拉马州大学麻醉系主任史丹利多伊奇设计了执行规程。犯人首先被注射5000毫克左右的硫喷妥钠（*醉药麻**物），这是治疗剂量的10倍。这个剂量会完全终止大脑活动，呼吸和循环系统停止。不过单独使用硫喷妥钠15分钟后才会致死，所以要在一分钟内注射100毫克左右的泮库溴铵麻痹肌肉，最后注射200毫克左右氯化钾，使心跳迅速停止。
这个貌似很完备的方案在执行中遇到了问题。加州一个地区法院发现，被执行的8个犯人有6个在注射第一种麻醉剂硫喷妥钠之后，并没有失去知觉。这样导致他能感受到泮库溴铵注射之后带来的痛苦的窒息感，类似被活埋，和氯化钾带来的剧烈疼痛。所以法官下令，注射死刑必须有医生或者麻醉师在场。
但是这个裁定遭到医师协会和医生们的强烈*制抵**。这完全背离了他们的医疗道德准则。
这也是刚才的A医生面临的纠结问题。因为他不愿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所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求匿名。
A医生从医30多年，从来都是在死亡线上把人救回来，而不是相反。但是当监狱长告诉他罪犯的恶行之后，A医生下了决心。第一个家伙抢劫一家便利店，打死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逃走的时候还枪杀了一个站在车边的男子；第二个家伙绑架了一个11岁的小女孩，并残忍地活活勒死了她。
A医生尽管不是死刑的坚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渣激怒了他。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帮孙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第一次参与行刑，他站在幕布后，看着检测器上犯人的心率波形。原本正常的心率变慢，波形变宽。毒性发作之后，心率波形突然高耸，接着颤动几次，然后就变成了一条直线。
A医生示意另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出去用听诊器监听犯人的胸口，确认犯人死亡。
任务完成。开车回家。
A医生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接下来的三次，他不得不亲手参与。第一个过于肥胖，第二个曾经静脉吸毒，第三个又胖又有吸毒史。他们的共性就是静脉插不进去针头。行刑人员半个小时都找不到静脉或者插不进去。
A医生决定帮忙。前两个他很顺利地搞定，第三个却怎么也找不到。
最后他决定从锁骨下的一条大静脉下手。他穿上白大褂，戴上无菌手套和口罩，为犯人消毒。这貌似没有必要，但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职业习惯。
为犯人局部麻醉之后，他一针就扎入了静脉，穿进导管。当然，注射麻醉剂就不归他管了。
犯人情绪很平静，甚至跟他说“换了他们，永远也找不到那条静脉”。
但是麻烦还是来了。有人在法庭上质疑注射死刑是否人道，法官传唤A医生作证。结果当地报纸大规模报道了这件事情，A医生也被曝光。第二天他的诊所就被贴上了“杀人凶手医生”的纸条。
但是A医生90%的病人都支持他。尽管如此，他还是退出了。
请医生参与执行死刑一直磕磕绊绊，但仍然有医生护士暗中参与，有的医生甚至大方地公布自己的名字和医院。因为他们认为，死刑的宣判和癌症的宣判是一样的，无非是时间的问题。而他们作为医生，有义务减轻病人的痛苦。
事实来源：《阿图医生》美国阿图葛文德著。葛文德，哈佛医学院临床外科副教授，《纽约客》医学专栏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