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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年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实行分级管理。由此，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又多次被提及。这一起发生在生物医学域研究的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空前的关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事件挑战了人类伦理的底线。本着为人类更好生存而进行地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边界究竟在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伦理层面的探讨显得越来越重要。
2019年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在官网发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明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实行分级管理。中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由省级卫生主管部门管理，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管理。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这一起发生在生物医学域研究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空前的关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事件挑战了人类伦理的底线。
在此起彼伏的声讨声中，人们也不禁会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婴儿为何如此引人注目？上述批评、评价和谴责的伦理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人们把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比喻成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谴责它突破了生物医学科学技术研究的伦理底线和践踏了人类的尊严？
简单地说，基因编辑就是在人类的基因序列上做手术。操作者寻找到目标基因后，便可以用被称为“生物剪刀”的Cas9蛋白剪切这个基因片段，或者加上某个基因片段。当这些目标基因被修改后，便有可能让人体对某些疾病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或者彻底治愈某些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21世纪的生物医学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不仅要揭示基因组及其所包含的全部基因功能，在此基础上还要阐明遗传、发育、进化、功能失调等基本的生命科学问题。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工作目标的完成，识别、检测、干预和修饰致使人类致病的特殊基因已经成为可能。
从理论上说，如今编辑或修饰人类基因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和困惑已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伦理的底线和禁区。在生物医学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应当思考如何设置这些伦理底线和禁区，以便使这一发展真正造福人类，避免由于滥用这些科技置人类自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面对这样一个时空交叉点，古老的关于人类命运的哲学命题又不断以各种新的面目逼迫人们去思考“人何以为人？”“人类尊严如何体现？”“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人类最终的命运将是什么？”等哲学问题。
著名科学家霍金曾提醒我们：如今的人类的确有可能通过基因编辑改造出“超级人类”，这些人或许有更强的疾病抵抗力，更高的智商和更长的寿命。然而，人们在这样编辑基因时是否意识到：这对于没有编辑过基因的普通人来说实际上是一场灾难！因而，并不是在科学技术上“能做的”事情，在伦理上就“应当做”。人类必须以理性和智慧预见避免各种可能的灾难，这也就是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基因治疗的伦理正当性问题一直是当代生命伦理学探讨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全新的医学治疗手段，基因治疗的目的在于通过基因水平的修正，来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对于一些基因疾病来说，这种治疗或许是唯一希望，其他方法充其量只能缓解症状。有人把这种治疗方法比喻为“基因手术”和“分子外科”。一般说来，基因治疗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修正不包括生殖细胞在内的任何身体细胞的基因缺陷。二是通过把正常功能的基因转移到生殖细胞中来修正或避免基因缺陷。后两种方法是通过改造体细胞或生殖细胞从而获得某种身体或精神特征。由此可见，近来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显然可以归属到生殖细胞基因改造的范围。
伦理学家也根据基因治疗的目的，把这种治疗区分为“体细胞基因治疗”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以及“治疗性基因治疗”和“增强性基因治疗”。以治疗为目的的体细胞基因治疗，旨在改善被普遍认为是疾病的基因条件，通过治疗使病人尽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对于这样一种治疗，风险和利益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种治疗只是为治疗某种基因疾病而对人的体细胞DNA作出修正，并没有影响到卵子、精子或者胚胎，所以也可以被称之为“治疗性基因治疗”。而“增强性基因治疗”的目的在于使被治疗者或后代有一种超人之处，例如被导入一种额外的生长激素基因，促使其长高等。
总体来看，体细胞基因治疗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都可以是治疗性的或者增强性的，但在伦理学讨论中需要有明确的区分，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显而易见，在这些基因治疗中，最有伦理争议的是“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增强性基因治疗”。不幸的是，近来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属于这一范围。无论操作这种治疗者所声称的动机如何，仅就其操纵“生殖细胞基因”而言，便已经僭越人类现有的伦理底线。
目前在基因伦理学领域已经达成一种具有底线意义的共识：以治疗为目的的体细胞基因治疗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根据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大约有2000种类似的基因治疗研究正在进行。尽管这种治疗也需要像其他医学干预一样服从于伦理制约，如需要遵守知情同意和保守秘密原则等等。但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家对于“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增强性基因治疗”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普遍认为它们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是因为将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伦理争论，也关系未来人的生命及其权利、社会政治和伦理关系，以及难以预测的人类灾难。正因为如此，新近出现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成为被国内外学术界所一致严厉谴责的行为。
我们正处于一个能够从基因水平控制和设计人类及其后代的时代。以往由“上帝”来掌控或者由自然运气决定的事情，已经愈发地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和把控。生物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人类也在这种发展中不断塑造自身和未来。无论如何，最终能让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造福于人类的关键，只能取决于我们的理性选择和伦理价值观。迄今为止，没有人能预测我们对于基因能够认识到何种程度，以及这种认识的局限性是什么。对于人类来说，基因之间、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未知的、不可预料的，这正是当代人必须关注、警惕和谴责“基因编辑婴儿”行为的原因。
作者简介
肖巍，哈尔滨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公共卫生学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性别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伦理学、道德教育、性别哲学、生命伦理学和公共健康伦理学。
说明：本文经肖巍老师授权发布，文中插图来自freepik.com和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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