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3年12月出生在山东菜州市(掖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我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危难深重的年代，日本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国难当头。在这种情况下，我参加了本村的青年国会，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4年6月，我被选送到山东胶东区*运民**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共中**胶东区*党**委社会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赴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
1945年8月，按照上级指示，我从山东胶东来到东北，9月到达阜新。在翼热辽十六军分区阜新卫戍司令部做后勤工作。这年的10月8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产党共**。
1946年2月，随阜新地委到通辽，当时我オニ十三岁。从此以后，直到1986年7月离休，期间四十多年，一直工作在哲里木盟。
哲里木盟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副盟长，长期工作在领导岗位上;是这里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使我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是这里开发建设的实践，使我摸索到了在民族杂居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是这里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使我领略到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我热爱哲里木这块沃土，更热爱这里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
回首四十年，往事万万千。今将这挂一漏万的追思串缀成篇，望知情者补正。
徐英
1996年5月于通辽
1982年8月，与*共中**中央总书记*耀邦胡**（前排左四）等存念
1983年9月，与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排左四）等存念
1978年8月，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前排左五）等存念
1977年9月，盟委、盟革委会主要领导合影
夫妇安度晚年
一、开赴东北建设新区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抽调山东解放区干部开创东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这批赴东北的四十多名干部，是在山东烟台蓬莱阁乘坐缴获的日伪轮船和木船，随西海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及部队来东北的。我们坐木船上，由轮船拖着行驶，这样又快又稳，而且木船便于靠岸。当船开到无风三尺浪的老铁山海域时，木船漏了水，船匠怕木船被拖碎，就要砍断绳索，使木船脱离轮船靠岸。但是这样做风险太大。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木船的四十多人齐声疾呼，轮船听到呼声后，停下来，将木船拖近，这样，我们把眼看就要散架子的木船丢弃，上了轮船。就在这条船上，吕明仁见到了离别十几年的叔叔和胞弟。1932年，吕明仁因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被烟台八中开除学籍。*动反**当局又逼迫他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与其断绝父子关系。此后，吕明仁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道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到延安，一直未能与家人联系。家里原以为他牺牲了，他母亲盼念儿子，已双目失明。这次意外相逢，百感交集。叔叔和弟弟极力劝动明仁到家看看，可是，他以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为重，婉言回绝了，急公兼程，表现了一个*产党共**员的高尚情怀，也深深地感染教育了同志们。
一路风险，预示着革命道路的艰难。8月底，我们在东北兴城的菊花岛下了船。根据*共中**东北局的部署，我们随吕明仁同志到了锦州，经过辽西专员张毅介绍，决定让吕明仁同志去战略要地阜新工作。于是，吕明仁同志带领王其五、梁志远、杨修臣、高翔、迟敬之、田敏生、王景芬、柳起光和我共十几名同志，以及一个警卫连，经过义县到达阜新。最初吕明仁同志接任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同时建立了阜新工委、阜新卫司令部，吕明仁同志任工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政委。我和田敏生、迟敬之、张显文留在卫戍司令部，其他同志大部分到矿区工作，少部分去阜新县工作。
刚到阜新，吕明仁同志就派我到义县去接工委组织部长施介和工委宣传部长韦必克。我们乘火车回到海州至阿金站(阜新)之间时，由于敌特的破坏，我们乘坐的火车与相对开来的火车头相撞，押车的十几名战士牺牲了，我们的火车厢被抛出去一直滑坡到海州站。大难脱险，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使我们加强了敌情观念，清醒了头脑，深深感到了我们在东北对敌斗争任务的艰巨性。于是我们只好从海州步行回到阜新。
这时，阜新工委改称阜新地委，吕明仁同志任地委书记。为了应付严酷的对敌斗争形势，田敏生同志一直跟随在吕明仁同志身边，实际上是做秘书工作。吕明仁同志让我留在司令部做后勤工作，并嘱咐我说:“后勤工作很重要，部队打仗以前，后勤实际是前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起仗来后勤是保障。你要作好关内来的经过阜新的部队和干部的接待工作。”在阜新，当时我接待了很多从河北省来的地方干部，其中，经请示上级，吕明仁同志就留下了二三百名。撤离阜新时，河北省来的这批干部随吕明仁同志到了通辽地区，多数被分配到哲里木盟各旗县区和盟直机关做领导工作。这批干部，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蒙汉各族人民披荆斩棘，为创建哲里木盟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为哲里木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在汤岗子与田敏生合影
1945年末，国民*党**陆、海、空军大肆进犯东北，吕明仁同志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于12月30日率领地委机关和司令部所属部队及矿区青年矿工组成的新兵队伍，转移到阜新北务欢池、后新秋、平安地、哈尔套、旧庙、福兴地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坚持游击战，也是在那里度过了来东北后的第一个春节。在撤离阜新时，我具体负责搬运枪支、*药弹**和布等工作。凡是能带走的尽量都运走，不给敌人留下一点资财。我们动员了很多大车，尽量用车拉;大车拉不了的就分给干部和战士背着，要求人人都背。就是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也不例外，撤离阜新时他也背出一疋布。干部和战士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在阜新北、库伦南游击区，吕明仁同志将枪支、*药弹**、布疋发给了部队，还有些布疋发给了没有衣穿、没有被盖的贫民，老百姓很感激，说“八路军是救命恩人”!
一次地委让我押车转运物资，大车上装满了*弹子**、*榴弹手**和短枪等。在敌人追击时，大车翻了，天寒地冻，*药弹**箱摔坏了，手弹、*弹子**散落一地。有的*榴弹手**盖都摔开了，露出了拉环。当时真把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黄泉路边，苍天有眼。车上的*榴弹手**竟没有发生爆炸，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946年春节过后，也就是2月中旬，我们到达了通辽。由于所辖区域的缩小，原阜新地委改为通辽中心县委(对外称通辽人民民主建国总会)，吕明仁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内设了总务科，科长由田敏生同志担任。我任管理员兼会计。7月的一天，田敏生同志根据地委的指示派我带一班人，套两辆胶*大轮**车，带着十几匹马和伪满的旧币、苏联的票子，还有“特货”到沈阳、康平附近去交易，换取急需物品。吕明仁和赵石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去找科左前旗的旗长帮助购买或用马匹、“特货”换取大尺布和棉花、棉线，准备做冬衣。我们到了康平附近的石头井子，没有找到前旗旗长。这样，我们就自己联系，进行物资交换，将马匹和部分“特货”换成布疋、棉花、棉线。我又派出一辆大车带上“特货”和钱到石头井子以北十几里路的村屯去交易。这时，内蒙古骑兵二师十团和十四团的一部分人叛变了。第二天早晨七点来钟，一辆大车被降队包围，车老板和三名战、一名排长被俘。我得知情况后马上率另一辆大车冲出敌区，赶到了康平县所在地。当我正在和康平县委联系时，康平的我*党**政军机关干部也在紧张地外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夜行军赶到科左后旗的吉尔嘎郎，找到了郑宇同志，将套车的伤马换上了骡子，经过阿古拉庙返回了通辽，随后向田敏生科长和吕明仁同志及时汇报了前方敌情。对于这次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我感到很愧疚。吕明仁同志听了汇报后说:“你能够回来，就是胜利，好好休息几天，到通辽县任总务科长。”当时*共中**通辽县委书记是施介，副书记丁修，组织部长徐翔宣传部长陈正，秘书林芳，会计张俊山同志。
1946年10月下旬，撤出通辽时地委让我将能带出去的枪支、*药弹**等重要物资都带走。我首先将带出来的“特货”，由卫生员周大夫用白布做成袋一斤一包包好，再画上“红十字”，由会计蔺占文同志造册登记，发给连营干部每人一袋带在身上，准备在困难的时候销到敌占区作经费用。就这样带出去很多枪支和重要物品，使我们的损失降低到了最小限度，地委领导和省委都很满意。后来省委机关《胜利报》发表社论，表扬了通辽有秩序的撤离。地委秘书长于洪璨同志对吕明仁同志说:“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撤离中，起到了模范作用。”战争年代就是这:*产党共**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撤离通辽时，敌人攻入了城东门，地委书记吕明仁从西门骑马撤出，警卫员周澍澄马失前蹄，险些被敌人活捉。
从通辽撤到扎旗鲁北后，成立了辽吉军区长江骑兵团(后称九九部队)，由吕明仁同志任团长兼政委。田敏生同志任警卫连连长，跟随吕明仁团长。我任第四参谋科长，负责骑兵团的供给工作。长江骑兵团的任务主要是坚持游击战争。吕明仁同志十分重视民族政策和群众关系，特别强调“三*纪大**律，八项注意”。每当转移离开驻地时，他都亲自检查群众纪律，并责成我检查部队住过的地方打扫得是否干净，老乡家缸里的水挑得满不满，借用的东西还没还，损坏的东西赔没赔。并指示我说:“你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在哈拉吐达战斗中，费排长受伤牺牲了，动员蒙古族老乡将一个旧柜做棺材用了。在撤离时我们将一匹受点伤的花马送给这户老乡。老乡很高兴。
吕明仁同志十分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他说:“我们经过的地方都是民族地区，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这是*党**的民族政策。”为此，他约法三章，规定了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三不准”，即不准拿马鞭子进屋，不准在盆上烤脚，不准摸小孩的头。这“三不准”是蒙古族的“三大忌”。拿马鞭子进屋是对主人的不敬，在火盆上烤脚是对神的不敬，小孩头凡人不能乱碰。由于民族关系处理得好，长江骑兵团在驻防地受到了蒙古族群众的热诚欢迎和支持。在图布信驻防时，我住在一位蒙古族老乡家里主动帮他家挑水、扫院子，关系处得很好，像家人一样，老乡有心里话主动向我们讲。老太太说:“八路军好!我的儿子也参加了八路军的骑兵，你们拜成干兄弟吧。”时短情长，鱼水情深。在我们移防时，房东老太太还送给我一个绣着荷花的烟荷包。这个烟荷包我一直珍藏着，留作纪念。它也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历史见证。
1946年12月末，长江骑兵团接受新任务，配合蒙汉联军攻打舍伯吐。25日，我们急行军到达舍伯吐以北的大伙房，*锁封**了该屯，不准人员出入，以防走漏消息，泄漏军情我让巴图同志找地主老财向他们征购马草马料。他们一一个“乌贵”(蒙语“没有”之意)。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这些人是属于国民*党***动反**派的社会基础。这样也好，既然你们没有，我们就自己去找。找到了也就不是你们的了。结果，马慈同志就在大户人家的场院里找到隐藏起来的马草马料，为战斗开始作好了必要的物资准备。第二天拂晓，蒙汉联军开始攻城。东蒙军区司令员阿思根带来了一门“九○野炮”，当时算威力最大的重*器武**了。虽然只有几发炮弹，可是炮打得很准，第一炮就打到了敌人的集中营地——烧锅院内。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敌人慌作一团。我军借机向舍伯吐镇内合围，击溃敌二十五团及巴特尔匪部，收复了舍伯吐。收复舍伯吐后，我们长江骑兵团团部就驻扎在舍伯吐西南的达木林加布窝铺。同志们对马慈巧妙地找到了地主埋藏的马草马料，非常钦佩，和他开玩笑编成顺口溜:“老马骑老马，背着个马牌橹子，穿着双趟土马，管马草马料”。
在达木林加布窝铺驻防时，敌八十七师二六O团、骑兵十八师等部于旧历腊月九从通辽出发，扬言“打下舍伯吐过大年”。当时，我们正在包荞面酸菜馅饺子，保一旅的部分士兵正在化妆，准备办秧歌，欢度春节。发现敌情后，保一旅和骑兵二师便立即出动，迎头痛击，重创敌人，敌兵有的还未来得及过年就上了“西天”，其余的狼狈逃回了通辽。
1947年3月5日，我们长江骑兵团随保一旅突然主动出击，攻敌不备，收复了通辽。通辽是辽西重镇。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又从四平调来所谓精锐部队进攻通辽城。我军避敌锋芒，在运动中抓住时机歼敌。于11日间，押着俘虏主动撤出通辽城，回到了舍伯吐的达木林加布窝铺。
1947年5月，我军第三次解放通辽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军乘胜出击，在科左后旗哈拉乌苏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很快就解放了哲里木大地。
二、救灾抢险兴修水利
通辽刚刚解放时，百废待兴，百端待理，我先被分配到通辽县任实业科长，抓生产合作社，组织买进布疋，解决干部换季穿衣的问题。1947年7月，王晓天带一部分干部从白城子调来任通辽县县长。当时由于农牧业生产没有专设部门抓，王晓天就任命我为农业科长。没有技术人员就寻找日伪时期搞过农业和水利技术的杜孝先、任福林、侯辅臣、候铁维、梅曲达、刘申等人员。王晓天又从五中(现在的通辽市第一中学)调出徐仁海同志和十几名高中生。这样，修桥、筑堤、抢险、农业生产等工作就紧张地开展起来了。在水利技术方面主要是靠徐仁海同志亲自设计亲自抓。杜孝先、任福林同志抓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通辽县的农业很快就恢复起来了，当年全县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
1951年与徐仁海合影
1948年初，为了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和改善城乡交通状况，通辽县领导决定用木料将“八·一五”时被苏联红军战车轧坏]西辽河大桥的两断孔接起来，修复桥底附近河川复旧工程和堤防护岸工程，挖通桥底下的河道和护桥堤，技术由徐仁海负责，施工指挥由我负责。我们动员千名民工，又从通辽城内动员了一批铁木技术工人进行施工。当时东北解放战争正处在大决战前夕，“山雨欲来”形势非常紧张，敌机经常来通辽扫射。为了尽早完成这项工程，为东北决战作好战略上的交通准备，我住在西烧锅(现在的通辽市酒厂)办公，在施工紧张阶段，我就住在施工工地船匠住的小棚子里，现场指挥施工。当时为了防御敌机扫射和轰炸，我们在桥头上安装上了日伪时期留下的防空笛和红蓝旗，用来指挥防空。敌机来时拉笛摆红旗报警，工地就马上停工，民工将铁锹坐在屁股底下，把土篮子扣在头上，这样，不易被敌机发现。敌机飞走了又拉笛摆蓝旗，解除防空继续施工。有一次敌机来了。像个黑老鸹似地盘旋了一圈没有发现目标，就飞向通辽城区内扫射和投*弹炸**，伤亡了几十名市民。打桩工负责人老杨的爱人就那次被炸死了。敌机又折回城西桥北，发现了牛群就用机枪扫射，牛群被冲散了，到处乱跑。蒙古族有句俗话说:“挨打的狗咬猪。”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向手无士铁的城市平民出气，向牲畜撒野实在是太不得民心了。由于防空工作做得好，我们在修复辽河大桥的上百个日日夜夜里，敌机虽多次寻衅、骚扰，但是，我们工地上的干部民工没有一人伤亡，并按时优质地完成了任务。通辽西辽河大桥修复工程完成后对城乡交通，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和各项生产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苏军战车扎坏的西辽河大桥
1948年春，通辽县的支前、防疫、土改、交权审干、春耕生产等项工作都进入紧张关键阶段，工作千头万绪，干部又奇缺。刚刚解放，各方面的条件又都很艰苦，正在这时西河又要来洪水，修堤防洪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为了保证人民财产和生命的安全，通辽县成立了修堤委员会，王晓天挂帅，徐仁海和我具体抓修堤、抢险工程。这时我被任命为县政府秘书科长，协助县长工作，县长不在家时负责县政府的机关工作(当时没有副县长)。我又是县政府机关的*党**支部书记。
这年春汛很大，开河的水和冰排从上游汹涌地泄下来。由于日伪统治时期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很多民堤年久失修，险工险段告急。大林区大村民堤决口，得知消息后，我代表县委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抢修。当时的领导，既要负责组织指挥，又要以身作则，深入一线带头在修决口时，我和在场的干部群众一样，跳人冰冷刺骨的水中，民工一见我下水，都“扑通”扑通”地跳下去，没有人说冷，没有人说累，没有人后退，个个奋勇向前，很快就修复了决口。在这次下水堵口时，我的腿被冰排碰伤了，很长时间才治好。在这年的夏季洪水期，通辽县钱家店区的黑坨子决口、余粮堡北决口，肖家窝堡、马家窝堡险工险堤地段都发生了决口，这些地方我都参加了指挥抢险。那时，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们的领导干部，领导以身示范，群众干劲很足，这些决口都及时得到抢修，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这年夏天，通辽城内防洪抢险也非常紧张。通辽城北第一道防汛堤决口，大水漫淹通辽城内时，我跟王晓天县长首先跳入决口处，随后干部群众也都纷纷跳下水筑成人墙，用草袋和树枝、草捆、泥土堵住了决口。当时赤峰下大雨，预报很可能还有大的洪峰到来。为了保障城内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王晓天县长决定抢修第二道防洪大堤，责成徐仁海进行测量。当时河岸高棵作物很多，测量困难很大，徐仁海同志就骑上马，用望远镜测定十多华里的第二道防洪大堤，由得病还未痊愈的孟昭全同志立测杆，完成了到双井子的测量任务。当时在堵口还不巩固的危险情况下，如有大洪峰下来，很可能造成堤毁人伤。非常时期，我们必须采用非常措施。民工晚间不许回城，要住在堤上，以便应付紧急情况。可是，有部分觉悟不高的民工晚间偷偷往城里跑，王晓天县长命令我用二十响的步枪向空中鸣枪和用话筒喊话，任何人不许离堤，各级干部深入民工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做民工的思想工作，加固险堤，保住第一道防洪堤，抢筑第二道大堤。我们的干部、民工日以继夜地大干了七昼夜完成了从城北到双井子的十华里筑堤任务。当时辽河北立德堂区段也有决口的危险，王晓天县长心系河北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当时通往区上的电话线被冲断了，西大桥刚修复的两桥孔也被冲开不能通行了。在这种情况下，王晓天县长请船匠张宝才游渡二三里宽咆哮湍急的洪水，过河给孙景发区长送信信是用烟盒里的锡纸包好后用毛巾扎在头上的。张宝才同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为了表彰张宝才临危不惧、紧急救险的精神，王晓天县长决定奖给他十万元(币制改革后相当于十元钱)。
为了辽河两岸人民的长治久安，辽河护堤需要全面勘测设计，但没有测量仪器，我和郑洪宽同志就到哈尔滨去购买了一些仪器，又从五中调来一些高中生和找来一些日伪时期的水利技术人员，边培训边测量边设计。
1949年4月，哲盟划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这时我和王晓天县长同时调离了通辽县到盟里工作。王晓天任副盟长(8月任盟长)，让我筹备内蒙古西辽河水利局。王晓天副盟长指示我说:“你是*党**员，主要由你负责水利局工作，要尊重和团结好徐仁海同志”。经批准，徐仁海同志任内蒙古西辽河水利局局长，主要是搞技术工作;我为副局长，主要抓人员调配、政治思想教育和财务管理工作。当时土改审干已进入结尾阶段，梁一鸣、王晓天说:“有什么问题，我们负责任，你就大胆地工作。”这时阿木古冷同志也调到水利局任秘书科长。为了彻底整治西辽河，我亲自和通讯员庄福兴同志带了大量的现金到牙克石、扎兰屯购买水利上用的木材。我又和郑宽同志三次去设在沈阳的东北水利总局，向魏兆麟局长汇报了西辽河洪水泛滥成灾的严重情况，要求总局派调技术人员，支援一些仪器。东北水利局总局第一批支援的技术干部就有:关玉璋任水利局计划科长、高俊门任水利局工务科长、姜永良任测量队队长，还有张恩忠、李树权、万龙飞、李树清同志。第二批又派调来周青年、赵羽、黄涤私、刘贵祺等十几名技术干部，加上内蒙农牧部抽调来的那效光、张振才、王文涛、刘喜奎、宝音代来等这样就加强了西辽河水利局的技术队伍，具备了全面、彻底治理西辽河的干部、技术条件。为此，我们进行了全盟范围的西辽河护堤工程的全面勘测、设计工作，做好了全面会战准备。为了解决修大堤劳力不足的问题，内蒙军区调来骑兵二师和公安部队，分别在通辽县的东部和科左中旗到郑家屯的白市边界辽河两岸参加了筑堤施工。我从通辽县到开鲁的台河ロ，以及到后旗的三江口的西辽河沿岸都走遍了，一直参加指挥，和群众干在一起。
从1949年冬到1950年春，全盟出动近十多万民工和部队，完成了土石方1713万立方米，修筑险工五十多处，筑堤1263公里，完成了哲盟境内的西辽河两岸大堤修筑任务。
1953年3月10日，*共中**蒙绥分局决定撤销哲盟地委和行署，成立东部区*党**委东部区行政公署。哲盟各旗县市直接归东部区*党**委、行署领导。我去乌兰浩特东部区*党**委报到时，区*党**委组织部长沈新发同志和我谈了话。他说，区*党**委决定我到开鲁县代理县长。并说，“开鲁是产粮区，过去水患严重。你搞过水利，组织领导水利工程、抗灾抢险有一定经验”。嘱托我要守好哲盟的西大门。1954年，在开鲁县第一届人代会上，我被选为县长。
这年夏天，我正在出席内蒙古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开鲁县河水泛滥，洪峰到达八区五部落，盟里电告内蒙人代会让我速回开鲁抢险。回到开鲁后，我及时赶到八区抢险现场指挥，夜间我又到险堤查看，突然塌岸，我身不由己地向河里倒去。在这危急关头，幸亏被一名干部及时拉住，险些掉下去。这时又一处决口又是河夹心子，险象环生，有的民工后撤，副区长王俊昌同志骑马指挥，劝阻民工决不能后撤，要迎险而上，坚决堵住决口，修复残堤。这时，王俊昌带的枪走火，不幸牺牲。刚处理完王副区长的丧事，县里又来电，报告三区大兴叶决口。堵口时，在苇排上面的十几名民工因苇排被急流冲翻而被压在排下，经紧急抢救，虽然多数脱险，但仍有两名民工牺牲了。我急速赶到大兴叶后，首先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看望了被救出来的民工，现场召开了抢险民工大会，向牺牲的民工表示悼，向被抢救出来的民工表示慰问。同时我在大会上讲:“抢险和打仗一样，抢险堵口也是战斗，要战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两名民工牺牲了，他们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虽死犹荣。现在，口子还开着，不堵上，河北岸的人民生命就有危险，财产损失就更大了。为了保障河北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把口子堵上，大家有信心没有?”参加大会的干部民工异口同声地回答:“有，请领导分配任务吧!”经过半天时间的抢修，决口终于堵住了。
1957年夏天，通辽双井子村河堤决口。当时我已是副盟长，本来不分管农牧林水工作但是盟委还是决定让我去指挥堵口，加固堤防，恢复决堤工程。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和公安处长杨阜俊同志在大堤上吃、在大堤上住，一连七天七夜。由于昼夜堵口施工，我得痢疾。杨阜俊一再劝我到医院看看，可是，工程那么大，我不放心，不能回去。我一直坚持到口子堵好，大堤恢复完后，才住进盟医院治疗。
1962年7月下旬，我去扎鲁特旗珠斯花(现属霍林郭勒市辖区)参加旗里召开的那达慕大会。会后正准备代表盟和扎旗政府组成“八一”建军节慰问团，到当地驻军去慰问。在扎旗突然接到盟里的电话，让我急速回通辽，到通辽县万家街决口处抢险。接电话的同志说，去通辽的公路上一座桥被冲断了，汽车不通。盟里的领导说:“汽车不通骑马，马不行爬回来。”接电话的同志听了很不对味，就如实向我作了汇报。我说:“河堤开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况可能紧急。”于是，我就连夜动身回到通辽。第二天，我带上内蒙来的两位青年记者，到万家街决口处去抢险。这两位记者是身穿半袖衫去的，我一方面指挥抢险，一方面还得照顾两位客人。夜间蚊子咬睡不了觉，我又闹眼晴，睁不开眼，就往公署办公室打电话要眼药，并给两位客人要了长袖衣服。后来，有的同志不了解情况，误以为我搞特殊化。其实，那时有什么特殊，抢险堵口子时，我多次下到水中和民工们一样干，一身水一身泥的。也正是因为这样，领导一声令下，群众才能勇往直前。不论多险的工段，不论多么艰难的任务，每次都能胜利完成。那时是真正的“抢险”。听说来洪水就吓跑了，群众称之为“跑水”，这个词我还是后来听说的。
三、实事求是开展“三反”
1951年1月我离开内蒙古西辽河水利局到东部区内蒙*党**校学习6个月，回来后被任命为盟政府人事室副主任(主任由当时的组织部长石光华兼)和机关*党**支部书记。当时已由供给制改为工分制，实际上就是工资制了。这时候，全国的“三反”运动已经开始了，当时叫“打老虎”，并在内部分配了“老虎”指标。我是机关的“三反”领导小组组长，我们认真执行政策，没有无限上纲，冤枉好人。经过一段工作，也没有出“老虎”来。只是财政处一位科长在麻袋等物品上有点公私不分现象。当我向盟领导小组汇报时，非让我把这位科长打成一千万元(?在的一千元)的“小老虎”不可。我说没发现有贪污现象，就是把公私不分的物品都给他算上也不够。当时内蒙工作组也在场。结果，盟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硬把我说成是“右倾”。当然我是不会买帐的。因此之故，也就不让我负责机关的“三反”运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但当时“三反”运动打击面扩大，冤枉了一些好人，主要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内部分配“老虎”指标的做法，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打“老虎”应该从实际出发不应定指标。有“老虎”就打，没有“老虎”不能把小猫当成“老虎”来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做对了，没有伤害不应该伤害的同志。但这不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多高，理解能力有多强，或者说发现了运动中“左”的苗头。而是*产党共**员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致使我没有那样做。宁可丢掉官职，也不能放弃原则一这是*产党共**员的处事哲学
从总体上看，我盟的“三反”运动还是成功的。全盟共进行了五次“打虎战役”，揭发清查出有贪污行为的601人，有487人受到法办或开除公职处理。那时，不管你职务有多高，功劳有多大，资格有多老，背景有多深，有错误就批评教育，问题严重就惩处，决不姑息、手软。“三反”运动首先是领导干部带头检查自己，作自我批评。“三反”运动是*产党共**人保持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它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持国家公职人员廉洁风尚，*制抵**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起了重要作用。它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表明了*产党共**人反腐败的坚强心。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开鲁工作期间，我妥善及时地处理了“三反”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组织互助合作运动，落实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领导农牧业生产，各项工作都比较顺利。
1956年12月在哲盟第二届人代会上，色音巴雅尔当选为盟长，我与成少江当选为副盟长。我同时担任盟政府*党**组副书记。
四、大胆实践绿化家园
1955年11月，我被调任盟林业处长，直至1957年初。在我盟林业的初创工作中，我们学习外地经验，大胆实践，尽职尽责地做了些工作。
1949年以前，全盟仅有天然林25万公顷，人工林3万顷，森林覆盖率只有2.9％。解放以后，全盟各族人民开展了改造荒山荒漠，植树造林活动。在普遍护林，重点造林方针的指导下，1956年至1959年全盟掀起了造林热潮。各级领导突出抓了宣传动员、建立机构、技术培训、种苗准备、全民造林工作。当时的发展战略是:南部山区以水土保持林为主;中部平原发展农田防护林与速生丰产林、用材林为主;沙坨地区以固*林沙**为主，结合发展经济林、薪炭林;北部山区以封育为主发展用材林;开展“四傍”绿化，以村屯为单位进行集体造林，同时要求每人保证栽活两棵树。这个时期，先后在莫力庙、东苏、养畜牧、东风等地建立了林场，开始国营造林。我还带领关玉璋、那木吉勒等同志到山西省阳高县大泉山参观学习治山治水经验，并在奈曼旗衙门营子山区开挖鱼鳞坑和水平沟、修梯田、植树插条，搞了水土保持的试点工作。
1956年，内蒙古东部区召开了农田防护林总体规划设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营林方针。这年，全盟育苗313公顷，产苗5179万株，成苗3452万株。全盟第一次开展雨季造林1470公顷。在育苗工作中，我们在各苗圃普遍开展了技术交流网工作和竞赛活动，实行了包工计件的定额管理制度，推广了顶凌雪耙地经验，进行大垅育苗，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保证了社会造林用苗的需要。本年全盟造林3万多公顷，创造了历年造林新纪录。
就在这一年，我盟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防止农民滥伐林木和妥善处理私有林入社的指示》，还制定了《为正确处理农牧民私有林木入社，有计划的开展封山育林，防止滥砍乱伐林木保护森林的办法(草案)》，全盟私有林入社592公顷。在这一年里，我盟第一次在库伦旗的元宝山和风水山开展了挖鱼鳞坑造林，在后府沟进行修埂造林实践，都取得了成功，为我盟因地制宜造水土保持林提供了经验。
1957年春，巴图同志调林业处，接替了我的工作。1958年4月，我兼任盟水利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当选为盟委委员。
五、搞好协作发展经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是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也是我盟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工业品、生活日用品都靠国家计划供应。当时我盟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牧业生产水平也很低。计划调拨的物资和实际需求量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调济余缺渡过难关，协作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盟委、行署对此很重视，并责成我具体抓这项工作。
因为我是随同第一任地委书记吕明仁来哲盟开辟工作的。解放后，和我一同来哲盟的老同志多数调往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大连等大城市，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这些地方，都是我国重要工业城市，也是我们联谊、协作的最佳去处。当时，这些城市副食供应非常困难，每个市民每月连二两肉食都保证不了，*市黑**上一斤猪肉卖十几元钱，大萝ト斤卖两元钱，旱烟叶一斤三十元钱。我盟是农牧结合经济类型区，是牛羊肉的主要产地之。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进行协作的物资基础。
我带领盟计委副主任朱克平、盟工业局副局长李金升、盟商业局副局长王元享和通辽市副市长周家新等同志多次去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大连等地，找我过去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战友，请他们帮助建立协作关系。
在长春，我们通过吉林省副省长于克、长春市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沈亚纲(曾任哲盟地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徐根(曾任哲盟地委候补委员、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李承昆等与长春市及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企业建立了关系。1960年在盟宾馆建设上，室内装饰品主要是长春支援的。从浴盆、大小便器、沙发、茶几、办公桌椅、客床、暖气片等，共计发来了13火车箱。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苏联援建的，原来用的矽砂由苏联供货。我们哲盟的矽砂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通过联谊，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厂长李志政亲自来我盟考察，定点设厂，专用哲盟矽砂。并在大林站南，助我们建立了水洗砂厂。
在哈尔滨，我们通过副市长吕其恩(第一任哲盟地委书记吕明仁的哥哥)，建立了协作关系。 在沈阳，我们通过市委副书记陈天放、副市长吕品卿和沈河区委书记颜庆华、铁西区委书记焦峰等同志，与沈阳、抚顺、鞍山、阜新建立了联谊关系。1957年，抚顺石油一厂提供技术力量，鞍山钢铁厂支援钢轨，仅用七十多天，在通辽火车站西南侧原日伪时期老机车库位置上，建起了300吨储量的石油库，并修建了三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
在大连，我们通过市经委主任赵龙(曾任通辽中心县委副书记、开鲁县委书记)市*党**校校长李柱(曾任开鲁县委组织部长)夫妇与大连造船厂建立了联系。通辽粮库的铁路专用线就是造船厂支援修建的。造船厂还把造船剩下来的边角料支援我们做农机具。
据不完全统计，1957至1959年，我们通过协作联谊，从兄弟省市搞到很多物资，其中钢材达4000多吨、木材2000多立方米、水泥3000多吨、电缆、电线达几万米、镀锌线几十吨。另外还有煤炭、车床、五金制品、各种型号的汽车等等。这对我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盟的生活日用工业品，多是北京、天津、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生产的，质量都靠得住。这是进行协作的结果。
由于经常去大城市搞协作，当时公差补助低，结果和我去的同志都给个人在经济上造成很大困难。但是这些同志由于忠诚*党**的事业，对工作认真负责，都自觉地克服了困难，没有丝毫怨言。那时，我虽然工资高一点，但家庭生活也很困难。为了节省开资，公出时我兜里总是装着两种烟。一种是九分钱一盒“勤俭”的，自己吸;一种是三角多钱一盒“大生产牌的，敬客人用。有一次由于公出时间长，花费多，回来时我也报不上帐了。那时我们都能自觉地遵守财经纪律，谁也不能欠公款。情出无奈，我只好忍痛割爱，把一件最得体的貉绒大衣托王文田同志拿到沈阳卖了150元钱，及时到财会平了帐。尽管公出给自己家的生活造成一些亏空，但解决了全盟这个大家的经济困难，促进了我盟经济的发展。今天回忆起来，我内心仍然十分坦然和愉悦。（待续）
六、基本建设竭尽心力
我当了近三十年的副盟长，有很长一段时间主管基本建设工作。五六十年代，我盟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城市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个公园两只猴，一条马路两岗楼、一辆汽车跑两头”的民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通辽的写照。在这期间的基本建设可分为两段，“*革文**”前为一段，“*革文**”后为一段。“*革文**”前我重点抓了哲盟宾馆、东方影剧院、通辽市东郊工业区电厂、造纸厂、植物油厂、肉联厂冷库和东郊的铁路专用线等工程建设。
最使我难忘的是盟宾馆建设。为了迎接1960年7月在我盟通辽召开的全国卫生现场会，自治区投资一百四五十万元兴建盟宾馆。当年的4月初才开始筹备，7月份就要交付使用。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啊!但那时，我们有个好作风，就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讲条件，不讲难，雷厉风行，迎难而上。接受任务后，我们就派设计人员、技术人员到外地学习。我们把协作的钢材、水泥、木材三大主材集中起来保证宾馆施工，把全盟施工队有计划地调到宾馆工地，把外来的民工集中到施工队伍中来。这样，以盟建筑工程公司为主力军，又抽调了通辽市一建和开鲁、奈曼的建筑队伍，组成了建宾馆的施工大军，开展施工会战。在管理上，我们分兵把口，各负其责。设计由李万信、黄宝库同志负责;现场监工由吴锡兰同志负责。物资局的丁克先等同志，在宾馆的建设上都做出了贡献。还有其他单位，如邮电局安装内部电话，盟外贸局负责宾馆内部房间的地毯购置等。由于责任明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都按时完成了任务。我在宾馆工地住了五十多天，现场办公，现场解决问题。发现有的工艺施工时间长，我就决定简化工艺。如原设计的舞厅、食堂、会议室等用胶合板做墙围子，施工时都改成用油漆刷成胶合板型的墙围子;灯盘也不搞装潢型的，而是采用刷油漆的图案，这就大大缩短了工期。当时也没有机械设备和大型建筑构件，都是用陈旧落后的手段进行吊装。如水泥板都是用胶*大轮**车运，困难很大，完成任务是不容易的。经过昼夜施工，主体工程和附属锅炉房、车库等八千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只用了六七十天就竣工了，又用了十多天就完成了内部装修，按时接待了全国卫生现场会议。
东方电影院也是我负责建设的。当时这也是全盟较大的工程之一。一段时间里是全盟开大型会议的主要会场。这些建筑现在看没有什么，样子也过时了，但当时还是很壮观的。当年的建设者们克服困难，争分夺秒的干劲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大力发扬的。
“*革文**”后期，即1972年底，我恢复工作后，任盟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同时兼任财贸系统*党**委书记、财贸办公室主任。1979年7月至1983年任盟行政公署副盟长，*党**组副书记。这期间，我仍主管基本建设，重点抓了通辽市霍林河大街、科尔沁宾馆、通辽火车站、通辽玻璃厂、盟建材公司铁路专用线、盟*党**校办公楼、盟文教大楼和科左中旗宝龙山糖厂、宝龙山冷库及职工宿舍楼等工程项目。
霍林河大街是由霍林河矿区通往长春的必经之路，是霍林河矿区和盟里共同投资建成的。在修建霍林河大街时，第一毛纺厂和自来水公司的办公楼正好堵在路口，这些楼又是新建的，拆了很可惜。但考虑到城市的远景规划和整体布局，盟委、盟公署决定拆除，对拆除另建的损失给予补助。现在，每当我行进在宽敞笔直的霍林河大街上时，都会想起这件事。我想，当时我们排除舆论纷争，果断决策是有远见的，正确的。如果过分看重眼前利益，就会留下历史的遗憾。
七十年代通辽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设在东郊，旅客上下车风吹雨淋，冬天受冻，夏天挨晒，还要经过铁路道口，很不安全。1982年，铁路部门和盟里决定建立新客站，扩建站台，为哲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好的交通条件。盟里又由我具体负责这项工程。为了争取尽快完成任务，我到临时客站进行了调查并和施工建设部门的铁道兵王团长以及通辽市一建的刘顺龙书记研究商量，在上冻前完成候车室和站台的建设任务，把临时候车室迁回来。当时看，时间很紧，任务过重，真没有把握。但是想到过往旅客的苦楚，想到*党**和人民的重托，大家激情就上来了。铁道兵王团长表示多调连队来加强施工队伍。通辽市一建公司刘书记说增加人员坚决完成任务。就这样，我在火车站召开了有锦州铁路局和郑家屯分局有关领导以及铁道兵王团长、通辽市一建负责人参加的现场联席会。我说当年完不成拉长二年的时间，建筑费用会增加很多，旅客要多受一年罪。当年建成困难确实很大。但是，没有困难，还需要我们*产党共**员干什么!我们一定战胜困难，就这样定了下来。同时，我又和王团长商量，要求将暖气管道移在站台下边，既扩大了站台的面积又解决了暖气道的安全问题。王团长当场同意了。这样就开始了工程的抢建。我每天去车站工地，和施工单位的同志一起摸爬滚打，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当年建设完工。在1982年10月10日10点钟，由临时车站迁回到新车站，第一次迎接的列车是海拉尔至呼市的“草原列车”。就在新客站快要竣工时，我病倒了。新客站落成典礼时我已经离开通辽到长春治病去了，是盟长那木吉到车站剪的彩。
我盟是甜菜主产区。1977年，盟里批准科左中旗在宝龙山建糖厂，建厂必须要抢时间，快投产，否则损失浪费就大。为此，决定基建和安装机器、修铁路专用线、打机井等同时进行施工队伍有盟内的，还有外地的，要进行综合施工。当年农民已经种上了甜菜。如不按时建成投产，就会挫伤农民种甜菜的积极性。这建厂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逼迫我们加快建设速度。我带领盟里有关部门的同志多次去糖工地调?了解工程进程、质量，多次组织召开现场会议，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经过各方面通力配合，艰苦奋战，按时完成了建厂任务，当年投了产。
通辽玻璃厂是从吉林省争来的项目，是个现代化的浮法生产线的大厂子。资金不足、基建的三大主材即钢材、木材、水泥数量短缺，质量也上不去了，我亲自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现场会议，能解决的就马上解决。如钢材型号不对、数量又少，我就和物资部门商量，打开盟物资仓库，全力支持重点建设项目，凡是玻璃厂建设需要的，先拿来用。缺电焊工，我就与通辽市商量，市内各厂电焊工，能暂时抽出来的就支援玻璃厂。基建缺少脚手杆和钢丝绳，盟内解决有困难，我就派盟建委副主任周家新去长春找省建委主任刘钧争取援助。应该指出的是，盟建筑设计院、盟一建、包头安装公司以及周家新同志等在玻璃厂的建设上是有贡献的。玻璃厂1982年10月建成投产，当时就年产浮法平板玻璃170万标箱。
盟建材公司铁路专用线的修建，也是我任副盟长期间完成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随着哲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建设的需要，1973年11月我盟重新组建了建材公司，恢复建材专业经营工作。公司建立之初，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专用线紧张，给经营工作造成很大障碍。当时由于哲盟地方材料不能自行平衡，50％需从地方购进。因此，公司要对地方材料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运输。公司恢复重建后，年经营量均以20％的速度递增。仅通辽市区年吞吐量就达一百四五十万吨左右。这样一来，经营量的增大与储存场地等方面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特别是利用专用线走行线区段卸车，经常造成堵塞，影响出进货物及时装卸。因此，解决储存场地、修建专用线迫在眉睫。我作为主管领导，有责任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摆脱困境。我通过调查了解和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决定修建一条2.5公里的建材专用线。按当时价格预算，每公里专用线造价25万元，总投资需65万元。这对一个企业来说，难度是太大了。如果要求国家基建投资，无法列为重点，只能是“计划上报、下达落空”。如果列入盟内计划，由于投资数额大，盟财政也很难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立足于公司实际，走自筹自建的路子。
七十年代物资供销企业的经营方针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企业可以实行逐年备料一次施工的办法，完成专用线建设。后来我们又向自治区金属公司求援了200吨重轨指标。1980年6月正式开工修筑。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即竣工投入使用。整个路基用土4万立方，全是建材公司职工干部起早贪晚抢修出来的。仅此一项就给国家节约开支8万元。由于处处精打细算，整个工程支出50万元，比原计划节省15万元。
这条专用线的建成，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材物资进货的堵塞现象。同时可卸三列车的运量。这是当时锦州铁路局内最长、建筑质量最好的专用线。这条专用线每年节省砂石料倒费就达十几万元。仅用三年多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按现在固定资产?增值计算，每公里造价达到了一百多万元。
回顾十几年来盟内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实践，我深深体会到，领导班子的团结战斗、相互配合，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和基础。人心齐，泰山移。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干不成的事业。在那木吉同志任盟长期间，行署领导班子真是人合心、马合套。我每当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时，经请示那木吉，他都及时签复、帮助解决。我提出的建议或意见，也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尊重。如果不是领导层的坚强团结，遇事相互扯皮、推诿，这些基本建设项目就不会顺利。
七、调处纠纷划定边界
在我任副盟长期间，分管了不少工作，其中最棘手、最难办的一项工作就调处边界纠纷，划定边界界线。我对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很大的。做好这项工作，不但能够加强边界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各级政府和各族群众解除后顾之忧;而且有利于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合理开发;有利于制定边界地区的经济长远规划，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尤其在我们哲盟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做好这项工作更为重要。
哲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东连吉林省，南邻辽宁省，西接昭乌达盟(今赤峰市)，西北与锡林郭勒盟接壤，北与兴安盟毗邻。行政区域界线(外沿周长)为1，638公里。有省区界738公里，盟市界900公里，盟内旗县界1，115公里，苏木乡镇界6，490公里，还有118个国营农牧林场生产活动线3，300公里，43个水利工程的生产活动线1，000公里。以上各级行政区域界线和生产活动线共达13，533公里。这些行政区域界线有史以来从未划定。建国后虽经多次调整行政区划，但行政界线并未明确过。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广泛利用和深度开发，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愈来愈珍重，不论在农区、牧区，还是山区、沙地区，围绕资源权属问题的纠纷不断发生，矛盾尖锐，情况复杂。1960年以来，边界纠纷此伏彼起。我盟与邻省之间，与区内盟市之间，盟内旗县市之间，苏木乡镇、国营农牧林场同周围嘎査村之间的边界纠纷时有发生。在纠纷地段，双方群众互扣性畜，捣毁房屋，破坏生产设施，滥垦草原，毁坏森林，甚至发生群众械斗，造成流血事件，使国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边界地区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不能正常进行，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对于这个问题历届盟委、行署领导都十分重视，曾多次立会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特别是涉及到县市以上边界争议中的重要地段，盟里领导都集体研究，妥善处理。当然，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我来说更是责无旁贷，对上对下都要负责。对每段边界纠纷的处理，都认认真真地做过细工作，脚踏实地地搞好调査研究，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既要掌握历史沿革的演变情况，又要了解现时状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边界线的走向，要以极大的耐心组织双方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取得共识，达成协议。由于哲盟地区的各级行政区域界线从未勘定过，几乎都是管理十分粗放的习惯线，出现争议时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搞清谁是谁非。特别是出现群众性械斗，造成流血事件时，更是难以处理。对此，各级领导又不得不为解决边界纠纷花费了宝贵的精力。有时解决“老大难”边界地段时，花费三四十天的时间进行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对于争议双方的各级领导来讲，他们共同的心愿都想望问题及早得到解决，可是一上谈判桌，则各不相让，寸土必争，谁都怕承担“丧权割地”的罪名，不仅向百姓交不了帐，甚至连选票也丢了。所以尽管打了多少年的“边界官司”，政权更迭，官员接替，涉及到一些盟市界和省区界“老大难”地段，始终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
当然，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但由于各级领导重视，亲自参与，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自1965年到1966年上半年，用了不到年半的时间，通过反复协商，先后达成协议的盟界和省区界达268.7公里。其中有哲盟扎鲁特旗同锡林郭勒盟东旗的野托托地区60公里盟界，简称为“六五协议”(即1965年达成的协议);我盟科左中旗同吉林省通榆县85公里、同长岭县70公里的省区界;我盟科左后旗同吉林省双辽县53.7公里的省区界。这些过去长期布满*药火**味的边界线，均有协议书，双方旗县人民政府的负责人都签了字，并绘制了边界走向的详细地图。在边界线上少量竖有界桩，大部分挖了界壕。经三十多年的考验，边界线双方的各族群众都友好相处，相互守界生产，从未发生过纠纷，起到了长治久安的作用。今天回顾此事，实感欣慰。这也是我为哲盟各族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张安定的版图。
八、“*革文**”逆境倍受摧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盟委组成了“*革文**”领导小组，派我去主持文教系统工作组的工作。当时，机关干部和学生都在成立群众组织，文教系统的领导已经被群众组织管起来了。工作组的成员有满都拉、王新、刘国玉等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群众武斗和劝阻上街*行游**，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时候，华北局派来了由高健、闫健、臧新等组成的干部队伍，接管了盟委的工作。我们工作组被撤了回来，组织接待去北京串连的*卫兵红**。刚抓这项工作时，正赶上群众组织“要钱闹革命”，我没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结果，各*反造**组织都拿我去批斗，说我阻挠“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方面，盟财政处的高光辉等同志跟我吃了不少苦头。
1967年初，哲里木军分区的刘步周政委带队，还有高健和我以及各旗县市的军代表、地方领导干部，去呼市参加内蒙古军区主持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回盟后让我在全盟广播大会上布置备耕生产，实际上也是让我亮了相。这个时候，群众组织已经分成了好几派。他们打派仗，拿我出气，抓我进行批斗，形势更加紧张了。
后来，华北局来的同志都撤走了。这时，*反造**派*砸抢打**，武斗升级，我又被打成“二月逆流”在哲盟的“头号人物”，成了王铎、王逸伦、石光华、云曙碧、在哲盟的代理人，成了受残酷批斗的活靶子。被迫无奈，我就离开了通辽一个多月。后来，因没钱没粮票派人回来取，不慎走漏了风声，群众组织头头把我抓了回来。下火车时，我看见高健也被揪了回来。在火车站我就被戴上大木牌子，在汽车后尾被游斗。就是这次游斗，我被人用砖头打掉了牙，打伤了只耳朵。进了师范学院，在后脖上又挨了一针，是药是水就不清楚了。接着在师院受到残酷的批斗，斗完后把我关在空屋子里，在水泥地面上躺了一夜，造成现在腰腿伤残病。第二天我被押到财贸学校批斗时，被另一派*反造**组织抢出拖到工人文化宫进行批斗，后来我又被师院“哲三师”抢了过去，用木杆担腰抬到师院。他们把我关到农机校，每天都有一些单位把我拿去轮流批斗几次。因我当了十几年的副盟长，分管的部门多，凡有批斗会的单位都让我去陪斗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石光华同志在一次盟委会上就说过，他陪我挨批斗有200多次。当时，我也被抄了家。各组织轮流批斗我数百次，其中有三次对我是致命的批斗，使我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现在想到我的所谓“罪行录”，除了无中生有的诬陷外，在工作方面扣的大帽子，实际变成了奉献。
1969年春，我的家庭人口被分散了，儿子下乡到扎旗农村去了，大姑娘到农建师去劳动，弟弟、妺妺也远走了，保姆回家了，只剩下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五弟、弟妹及六、七岁的小女儿留在通辽。而我们俩口子都被送到胜利农场(科左后旗金宝屯劳改农场)参加劳动，长达半年左右。秋季，哲盟划归吉林省领导，让我们回通辽到第二中学参加学习班，从此不挨批斗了。1970年5月，我得到解放后，被分配到科左后旗任盟宣传队副队长，分工抓旗直机关干部学习班，直到1971年10月学习班结束。
1971年3月我当选为*共中**吉林省第二届*党**代会代表。1972年3月，当选为*共中**哲里木盟第二届*党**代会代表，并当选为盟委委员。从科左后旗调回盟里，安排我为哲盟革委会生产建设指挥部财贸组负责人，抓财贸工作。
九、恢复工作步履维艰
1972年12月至1979年7月，我任哲里木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财贸*党**委书记、财贸办公室主任。在财贸工作中，首先抓了解放干部、机构建设、恢复*党**团组织和安排已经解放的财贸系统领导干部。同时推选财贸系统基层单位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召开了全盟财贸系统的表彰大会。全面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全盟财贸业务工作。1976年2月全国开展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盟财贸系统的个别单位要召开批邓大会，我怕影响业务工作，不同意开。结果有人到盟委分管财贸工作的书记那里告了我一状，说我不支持批邓。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我不得不同意这个单位在本系统召开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
1976年6月，盟委常委集中整风“爬坡”后，盟委决定先在财贸口进行“爬坡”，并派副书记崔秉仁坐阵，集中盟直财贸系统的局处行长离开通辽到半截店商业牧场帮助财办的领导班子“爬坡”。我是财贸系统的一把手，这个“坡”主要是我爬。经过一个月的“爬坡”检査，回通辽后，我又在盟直财贸系统干部大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当时我非常痛心。从那时起，我就得了严重的胃病(盟医院怀疑是胃癌)，到长春的白求恩医院接受医疗检査。吉林省委组织部很关心我，几次派人看望。盟医院领导也关心，派了两名医生去照顾我。为了尽快确诊病情，盟医院护理我的医生和內蒙蒙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赵大夫商量，把医学院刚从日本进口的小型胃镜拿到长春，跟教授学习实际操作。我们盟当时还没有用过这种仪器，这也是个学艺的机会后经教授用胃镜透视，确诊我不是胃癌，是十二指肠溃疡。通过为我确诊病情，赵大夫和护士也初步学会了胃镜使用。盟外贸局对我的病情也很关心，在我去长春看病时给我送去几只熏兔，这是哲盟的特产，我把它送给了为我治病的教授，表示感激之情。可是，在1979年哲盟从吉林省归回内蒙古后的一次盟委会议上，有的同志说我是紧跟霍明光的人看病时把医学院的胃镜拿到长春检病又带熏兔，搞特殊化，对我进行揭发批判，还责成我到财贸口去检査。其实，让我到财贸口作检查是个好机会，我把当时对我揭、批、査出来的所谓问题作了说明，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十、发扬民主依法选举
1979年7月哲里木盟划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后，自治区*党**委决定盟革命委员会改称行政公署。我仍任盟行署副盟长，*党**组副书记，直至1983年。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盟委决定我分管政法、民政和基本建设工作。为了搞好1980年各旗县市的选举工作，盟里成立了选举领导小组，实际上这项工作是我负责，由民政处的同志具体来抓的。这次直接选举工作，是根据中央精神，按照“两法”和自治区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的。为了切实搞好选举工作，我盟于1980年上半年，在库伦旗、开鲁县、通辽市搞了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其余6个旗县于7月中旬同时展开，到9月末选举旗县和社镇人民代表的工作已全部结束。
除试点的三个旗县市外，其余6个旗县、1，866，762口人，共有选民942，731人，占总人口的50.5％被剥夺选举权的181人，占选民总数的0.018％;停止行使选举权的478人，占0.035％;无法行使选举权利的4，732人，占0.45％。参加投票的选民906，597人，参选率为96.17％。旗县级代表选区，一次选举成功的1，203个，占92.55％。共选出旗县级人民代表2，093人，平均每892名选民产生名代表。各阶层代表附合法定比例要求，选举比较成功。
通过这次选举，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增强了参政议政意识和当家做主的责任感，焕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各级干部也受到了一次民主作风教育，增强了公仆意识和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密切了干群关系。
对于这次直接选举工作，各级*党**委政府都很重视，也下了最大决心，投放了足够的力量。盟和各旗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队，培训了一支庞大的骨干队伍。据不完全统计，除盟派出的工作队外，6个旗县共抽调4，601名选举工作队员，平均每个选区有国家干部4人，每个公社有旗县派出的负责选举工作的局以上干部2名。6个旗县共培训选举骨干70，223人，按总人口平均，每26.58人就有一名骨干;按选民总数平均，每13.42名选民就有一名骨干力量。这些骨干深入农舍牧铺，使“两法”宣传在哲盟大地步步深入，家喻户晓，群众受教育面达95％以上。
这次选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各级*党**委把提出和协商候选人工作做为重要环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认真抓好。这是选举成败的关键。在具体操作上，我们抓了“学、提、比、定”四个环节和采取了“三上三下”的办法。“学”，就是组织选民反复学习“两法”《实施细则(草案)》和有关文件。“提”，就是发动选民对代表候选人广泛提名，充分发扬民主，体现选*意民**志。“比”，就是对选民提出来的候选人名单按照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代表性、认真比较，好中选优。“定”，经过反复民主协商，按照依法实行差额选举的规定，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三上三下”即把选民初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集中上来，加以汇总，凡经过三人以上附议的以选区为单位，按法定日期列榜公布，对初提名单，经过选民讨论比较，花中选花。各选区集中多数选*意民**见，向公社选委会汇报，由公社选委会召集选区和选民小组负责人会议，根据“三性”要求，进行鉴别比较，协商出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建议名单。再经与选民协商，最后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于选举日前五天张榜公布。据统计，6个旗县初步提出的旗县代表候选人是21，793名，为正式代表候选人3，730名的5.7倍，为应选代表名额2，140名的10.2倍。
选举工作的每一步骤都很重要，承上启下，一环套一环。从试点到全面铺开，我几乎是全力以赴。尽管旗县社镇*党**委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哲盟幅员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给选举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我惟恐指导工作跟不上，出现差错，于是就和民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不断地深入农村牧区，对旗县社镇选举工作进行检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正。现在回顾这项工作对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群众真正行使了民主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自己满意的人民代表，并通过他们反映自己的意志和要求。这次选举对各级干部震动最大的是，实行不等额选举。这样，一部分干部落选是必然的、正常的。通过这次选举，不仅给各级干部敲了警钟，而且还为干部制度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
由于各级*党**委重视，这次选举，准备工作充分，组织精细，措施得力，抓得扎实。六个旗县的参选率平均达到96.17％，一次投票选举成功率达到92.55％。可以说，这次旗县社镇的直接选举工作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效果。内蒙自治区选举办公室和民政厅在我盟召开了选举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对我盟选举工作程序和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之，通过这次选举，对于今后加强政权建设，活跃民主生活，增强法制观念，推动四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十一、人口普査精益求精
现实生活愈来愈证明，人口问题同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至为重要。我们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切实提高人口质量，彻底改变人口发展的无计划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人口问题。1982年，我国在联合国支持下，第一次使用电子计算机录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普时点定为7月1日零时。
这次普查，是一次人口情况的大调査，项目多、要求严、统一性强、而且时间又紧，盟委行署决定由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全盟共有164个公社、6个镇、9个街道办事处、107个居民委员会、1578个居民小组、2438个生产大队、6774个生产小队。普查内容包括全盟及各旗县市人口总数及增长情况，总户数、总人口和性比例，市镇户数、人口数及其增长情况，1981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数，各旗县市、公社、生产大队的户数、人口及民族人口和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数等等。根据自治区的统一要求和部署，我带领人口普办公室同志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并深入各旗县市和广大群众中宣讲人口普査、加强人口计划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进行人口普査，不仅仅是几个人口数字的调查和统计，进行人口政策教育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那时，人口普査办公室的刘广玉、根德等同志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起早贪晚，加班加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有时旗县市举办的普査员、编码员培训班同时进行，我们就一天跑几个地方。有一次上午我在库伦旗作完报告，中午未休息就赶到后旗。下车后我们既没到宾馆，也未进办公室，而是直接到会场参加会议，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很热，我有低血压病。同志们劝我注意身体，我感到任务很重，稍有马虎，造成工作损失无法弥补，同时也感到身体出不了大事，也就没休息，带上药，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跑了9个旗县市有的去了几次，跑了几十个乡、上百个村屯，到科左中旗检査中发现面铺得大，进度慢了点，填的表格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我就和办公室的同志深入到该旗五个公社、一个镇、两个林场具体给予指导。在通辽县太平乡检査工作时，我一个中午未休息，戴上老花镜阅了几百份登记表格，填不够标准、有差错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帮助更正过来。为了严格把关，保证不漏填漏报一个人、不错填错报一个人。要求各旗县领导要全面检查人口普查工作，把好头道关。然后盟里进行验收和抽査。由于抓得紧、抓得实、抓得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重视、广大人民群众支持配合和全体普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全盟各旗县都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时间，全面高标准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在9个旗县市验收时，抽查结果:差错率都为零。都并列第一名。盟行署给各旗县市全部发了锦旗。哲盟被评为全区先进单位，受到了自治区表彰。
通过这次普査，截止1982年7月1日零时，全盟共有475，586户，2，436，579人，其中男性1，249，764人，占总人ロ51.3％;女性1186815人占总人口的48.7％;汉族1，486，951人，占总人口的61.03％;蒙古族886，725人，占总人口的36.39％。我们还整理了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户数资料以及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哲盟的人口情况资料，把这些资料手工汇总后，进行汇编，达70万字，印制了200册，为我盟留下了一部较为全面的人口资料。今天回忆起这项工作，我仍然感到很欣慰，尽管我们当时受了一些累，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可信、可用的资料，为我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为工农业生产、文教、计划等部门制定短期计划和长期规划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人口数据，为我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十二、从事政协工作站好最后一岗
1983年机构改革时，我基本上到了离休的年龄。1982年，盟行署机关给我作的鉴定上说:“该同志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工作中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坚决进行斗争;工作积极主动，有热情，有干劲，有一定的领导艺术和能力;作风正派、踏实、*党**性强”等等。鉴定报送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内蒙建议我到盟政协工作。
1983年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哲里木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盟委任命我为盟政协*党**组副书记。在两年多的政协工作中，主要抓了历届政协委员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政协机关的机构、队伍建设等工作。根据内蒙古*党**委组织部的通知精神，在政协工作的*产党共**员到年龄就得退下来。1986年7月，在盟政协召开的六届三次会议上，我辞去了政协领导职务，离休了。
1984年与盟政协部分领导同志合影
回忆在盟四十多年的工作，是不平凡的。期间有在*党**的信任、人民支持下取得成绩的喜悦，也有遭到误解和挫折时的痛苦。但总括一生，我得自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思想上始终是上进的，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盟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各条战线、各项事业发展很快，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打心眼里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能够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正因为这样自己分管的战线，在各部门领导和广大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四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离休以来，自己总还想为*党**为人民再做些工作。但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力不从心。可我的思想绝不能离休，还要发挥一个普通*产党共**员的作用，继续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的事业，关心人民的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后记
人上了年纪，总喜欢回顾往事。1946年2月，我从山东随吕明仁等同志来哲盟工作，至1986年7月离休，整整四十年。同时来哲盟工作的几十名干部，有的牺牲了;有的调离了，留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有责任把留存在脑子里的历史情况写出来，传给今人和后人，了却一块心事。
1994年，我起草了四十年工作回忆的初稿，得到了盟委*党**史办公室刘忱同志的支持，协助我进行了修改。1995年2月，盟政协办公室同志帮助打印了“征求意见稿”，向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充实修改。张友礼、费承德、王国良、楚古拉、刘广玉、王文田、刘葆林、高守志、陶高、张德福等同志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帮助进行了认真的订正和补充。这篇回忆录能够写成，聂锡文、双叶、刘忱同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帮助我最后通稿并进行了版式设计。蔡东明同志帮助设计了封面。
这篇回忆录在出版过程中李培宏同志、双叶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盟行署办公室、盟民政局、土地管理局、林业局、通辽市城建局给予了大カ支援，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徐英，原名徐宝庆，1923年12月生于山东省菜州市(掖县)，汉族，家庭出身贫农。青年时期参加本村青年救国会，为会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入山东胶东区*运民**学校学习。同年，为胶东区社会部工作。
1945年10月8日加入中国*产党共**。
1945年9月，在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阜新卫戍司令部负责后勤工作。
1946年，任*共中**通辽县委总务科长及辽吉军区长江骑兵团第四参谋科长。
1947年，任通辽县政府秘书科长，政府*党**支部书记。
1949年至1951年，任内蒙古西辽河水利局副局长。
1952年至1953年3月，任哲里木盟政府人事室副主任。
1953年至1954年3月，代理开鲁县人民政府县长。
1954年3月在开鲁县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开鲁县人民政府县长。同时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哲里木盟林业处处长。
1956年12月，在哲里木盟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哲里木盟人民委员会副盟长。1959年，为哲里木盟行政公署副盟长、*党**组副书记、盟委委员。
1971年3月，当选为*共中**古林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代表
1972年3月，当选为*共中**哲里木盟第二届*党**代会代表，并当选为盟委委员。
1972年12月至1979年7月，任哲里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革委会常委。同时任*党**委书记、财贸办公室主任。
1979年7月至1983年任哲里木盟行政公署副盟长，*党**组副书记。
1983年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哲里木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1986年7月离休。享受正地级待遇。
摘自/《在哲里木工作40年的回忆》
转载自：草原铁骑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