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上高中时，教历史的卢老师将一句话刻在了我的心里：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因为我们经历的一切往往不是历史的创新，而不过是历史的重演。于是直到今天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历史典籍告诉我们的是方法，而历史故事给出的是对方法的诠释——就如同理科教科书中的定理与例题一样。正基于此，对中国的历史故事，我一直比较偏爱雄浑与阴柔共振，欲望与理想叠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它是史书《三国志》世俗的注解，更是普通人参悟人生的镜鉴。
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袁绍这个人物，原本在评书演播、连环画册的引导下，我是喜欢义薄云天的关公和足智多谋的孔明的。然而步入社会后，在遭遇各式各样的吃亏和得意后，渐渐发觉关公和孔明的事迹过于高大上，作为一名俗世凡人，终不能沉迷在理想主义的天空中。反倒是袁绍的所作所为更加贴近现实，他身上的许多毛病是普通人的共性，若能引以为戒，或许才能在纷杂的人世中经常欢呼“好嗨哟”。
积极参政的官N代
《三国演义》第二回，袁绍首次登场，文中用了“挺身出”的动作，及“愿借精兵五千，斩关入内，册立新君，尽除阉竖，扫清朝廷，以安天下”的豪言壮语，足以彰显他出身“四世三公”家庭，维护官僚家庭利益，寻求“社会担当”的贵族精神。
东汉末年，特别是桓、灵二帝时期，宦官肆意专权、胡作非为，官僚贵族对之非常不满，二者之间视同水火，经常爆发权、利争斗。经过两次*党**锢之祸，贵族官僚势力遭受极大的*压打**，侥幸得存的袁氏家族若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地位巩固并持续发挥作用，势必要给予对手最无情的打击。故而在随后的文中，“今日可乘势尽诛之”，“若不斩草除根，必为丧家之本”，“乘此时不诛阉宦，后必为大祸……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等一系列语言描写，把袁绍打击能够毁灭贵族权威的宦官势力的决绝，展示得一览无余。在他眼中，只有扫灭宦官势力，自己所代表的官僚贵族才能实现管理国家。作为一名有政治抱负的官N代，作为一名手中有权的司隶校尉，对领导献计献策，是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发现问题是本能，解决问题是能力。尽管意识到宦官势力的危害，可袁绍处理问题却体现出作为贵族官僚子弟，好大喜功、缺乏实干能力的通病。身为司隶校尉，袁绍掌握着一只1200人的“中都官徒隶”武装，完全有能力解决一些潜在的危机。可袁绍已经知道张让、段珪等人“流言于外，欲谋大事”，还一再沉迷在“请示上级”的死循环中，没有另想他法，将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只能表明他不具备一个领袖级人物应有的冷静和果断。后来，袁绍甚至提出“召天下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的昏招，更表明其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为其后的败亡，埋下伏笔。
积极有时候真的只是表象，与自身、万众期待的结果还有很远的距离。遗憾的是大多属普通人往往沉迷于积极性，而忽视了与积极性匹配的能力提升、行动执行，使得积极性最终南辕北辙或者干脆不了了之。
被迫创业的政治巨婴
董卓进京，天下大乱！一个毫无文化教养的西凉军阀胆敢换皇帝，这让袁绍对未来留在京城谋发展失去了信心。然而自己未来该如何发展，袁绍却没有想清楚，于是在董卓第一次提出换皇帝建议时，义正词严斥责董卓的是丁原，而不是袁绍。甚至在丁原与董卓对阵厮杀时，袁绍也没能和丁原里应外合，捍卫皇家权威，可见他是屈服于董卓的淫威，不敢轻举妄动。反倒是丁原被吕布斩杀后，董卓召开的酒会上（电视剧未遵照原著），行酒数巡后，袁绍才跳出来，对董卓提出质问。而这时，袁绍的身份已经不是董卓进京前手握实权的司隶校尉，而成了西园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我们不知道袁绍是不是因岗位调整不爽而借酒装疯，但他拔剑与董卓对峙，竟然说了句：“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这种用词缺少真正对敌的果敢，而更像是寻求第三方圆场时的虚张声势着抗衡。以我东北人的经验判断，这种仗肯定打不起来。
以捍卫贵族官僚权益为己任的袁绍得罪了拥兵自重的董卓，只好把离开长安当作无奈的选择。不过，他并没有因自己的鲁莽而获得同僚的尊重，在董卓处理善后时，伍琼对董卓说：“袁绍好谋无断，不足为虑；诚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袁绍恐怕想不到，自己在老同事心目中竟然是这种毛躁、不成熟的印象！
好在京城之外的基层，对“四世三公”这张虎皮还是很忌惮的。得益于家族威望和影响，以及“持剑与董卓对峙”的传说，袁绍在渤海太守任上还是混得有模有样。听闻曹操号召讨伐董卓，袁绍马上积极参与，并混上谁都管不了的盟主宝座，完全忘记了养育自己的袁家人还在董卓控制的长安。
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袁绍与大多盟友各怀心腹事，毫无思想，更难说建树；待人接物唯官爵是举，根本不懂笼络天下豪杰。在总攻到来时刻，不去与曹操协同作战，反而因传国玉玺而与盟友内讧。难怪曹操发出“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所望。操窃耻之”的斥责时，装腔作势惯了的袁绍竟然无言可对。
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团队奉行的企业文化，一定是这个团队价值观的体现。关东联盟散伙后，没捞到实惠的袁绍缺少粮草，冀州牧韩馥主动帮助，可饿人竟恶，为了既得利益，袁绍竟然和沮授等团队成员密谋策划，恩将仇报，设计霸占了冀州。以至于袁绍和公孙瓒磐河对决，被骂“今之所为，真狼心狗肺之徒，有何面目立于世间”时，只会恼羞成怒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幼稚走向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价值观导致对成熟的理解五花八门，而是间那些金玉其外的所谓成熟最有诱惑性，在谋求成功的道路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对其产生执念，进而迷失掉真正的目标，与理性的成熟渐行渐远。是环境使然？是天性使然？真的很难用一句两句说清。
缺乏野心的野心家
袁绍竟然成功了。自从脱下卫道士的外衣变成了豺狼，这家伙对周围的割据势力拳打脚踢，在河北站稳了脚跟——势力竟然越来越大，连吕布成为丧家犬时，还一度投奔袁绍。地盘大起来，家底儿厚起来，“能人”多起来，袁绍就有点飘。本来就对未来缺少规划的他，短视的毛病一再发作。除了自己周边的宵小，他眼睛里啥都没有：沮授一再建议他迎汉献帝到河北，在道义和威信上占据制高点，可袁绍却认同皇帝来了影响自己的施政自由，拒绝了沮授的建议，让曹操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
看到曹操捡了便宜，袁绍心中不爽，竟然写信以借粮为名加以威胁。谋士郭嘉对曹操提出了“十胜十败之说”，入木三分地对袁绍这个乱世“野心家”的为人习惯、处事风格进行了剖析，推演出曹胜袁败的必然结果：
"今袁绍有十败，主公有十胜，袁绍兵虽盛，不足惧也：袁绍繁礼多仪，主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袁绍以逆动，主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袁绍以宽济，主公以猛纠，此治胜也；袁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主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袁绍多谋少决，主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袁绍专收名誉，主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袁绍恤近忽远，主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袁绍听谗惑乱，主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袁绍是非混淆，主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袁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主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主公有此十胜，于以败袁绍无难矣。"
作为和袁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曹操对袁绍的看法和伍琼一样透彻。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袁绍高举着门阀士族形成阶段极具影响的“四世三公”大旗，名义上已经是冀、青、幽、并四州的领导，实力似乎远在曹操之上。而曹操用战略家的眼光，明确指出：“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可见袁绍并不具备一个野心家应有的高远野心，一个蝇头小利就可能让其家破身死。治世如此，乱世又何尝不是？
普通人在世上最难的是科学地认清自己，并尽力将欲望控制在能力范围之内。无奈大多数人只沉迷过度膨胀带来的一时爽，却不知道应该“胀向何方”，仅凭运气行事，永远找不到科学的发展方向（哲学上说，科学的特征是可重复性）！
“重情重义”袁本初
袁绍和曹操终于在黎阳对峙了。曹操方面一如既往地分析形势、周密部署，袁绍方面则秉性难移地着力舆论宣传。在你死我活之际，袁绍方的工作重心竟然是发布陈琳撰写的长篇檄文，站上所谓道德的制高点。完全忽视了生死乱世，士官黎庶更看重谁能妥妥地活下去。在大敌当前，袁绍还能这么沽名钓誉，或许是心里有情义方面的阴影——他的人品真的有很大问题。
早在关东结盟讨伐董卓时，他就坑了在长安亲人老小的性命；在稳定河北根据地时，他恩将仇报摆了韩馥一道；随后的争雄过程中，他更不惜与堂兄弟袁术反目，甚至见死不救；在自己最忠诚、得力的干将颜良、文丑被干掉后，获悉刘备可以引来关羽，袁绍竟然发出“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这种令人寒心的欢呼……袁绍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怎么是人渣，与发檄文声讨曹操的道德卫士相去甚远。
袁绍这种人，越缺啥越乐意张扬啥，鉴于对方已经实现挟天子令诸侯了，袁绍也只能通过看似文雅的骂仗贬损对手，给自己提气了。对外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袁绍，却并非没有怪奇的爱。在黎阳对峙后，曹操进击徐州的刘备，刘备忙派孙乾去袁绍处求援。
只见绍形容憔悴，衣冠不整。丰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绍曰：“我将死矣！”丰曰：“主公何出此言？”绍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极快吾意；今患疥疮，命已垂绝。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丰曰：“今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空虚，若以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此不易得之机会也，惟明公裁之。”绍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丰曰：“何恍惚之有？”绍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遂决意不肯发兵，乃谓孙乾曰：“汝回见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来相投，吾自有相助之处。”田丰以杖击地曰：“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长叹而出。
“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对豪杰而言是辱骂，对普通人来说则是如实描述。舔犊之情是人类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从父亲的角度，袁绍的所为本来无可厚非，甚至让这个河北军阀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一个思想单纯、被迫离京创业的官N代，与底层出身的刘备为人做事定有不同。只不过乱世之中，既然决心做一名“利己者”，还真得有把亲孩子往死里摔的狠劲。可惜袁绍对这种乱世哲理学得不够透，颠倒了事业与家庭的角色，混淆了私情和大义，好好一把牌打得稀烂。
情义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价值标尺，忽视了这方面的修养，极容易沦为物质的奴仆而成为精神的弃儿。毕竟物质是一时，精神才是一世。在日常待人接物过程中，懂规矩、明是非，维系正常的人类情感，守住普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能得到更长远的快乐。
管理不善的团队和家庭
袁曹官渡相持是一场实力的对抗。开始时袁绍各种攻击手段是多年来物质积累的集中释放，也是一个超级大气球慢慢放气儿的过程。随着消耗增加，管理漏洞必然暴露无疑。袁绍及其团队多年来的急速扩张的确带来了势力的增强，然而由于带头人袁绍本身缺乏科学的视野，在管理上自然短板。好端端一个贵族官僚，在经营北方四州上更像一个目光鄙陋的暴发户。
早在他发檄文声讨曹操时，针对孔融（让梨那位）的主和派论调，荀彧就针锋相对地指出袁绍在管理，特别是人员管理上存在的要命问题。后来官渡之战的结果，以及平定四州完全验证了荀彧的预判：
孔融闻之，来见操曰：“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融曰：“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郃、淳于琼等俱世之名将。——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彧笑曰：“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
在官渡之战后，被曹操褪毛的大公鸡袁绍仓皇逃回老巢。此时的袁绍像一个耐不了挫折的普通老汉，与当日同公孙瓒鏖战时免冠徒跣、叫嚣“大丈夫愿临阵斗死，岂可入墙而望活乎”判若两人。他不仅没有谋划卷土从来，反而是意志消沉，终日和老婆饮酒解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袁绍工作管理失当，家庭管理也一团糟。没死的时候，儿子们就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为眼前既得利益，把亲情大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袁绍一死，儿子们马上兵戎相见，哪怕是曹操兵临城下时，仍内斗不止。以至于多年后，曹操向贾诩征求立嗣的意见时，袁绍的家庭管理还被当作反面教材。
由于袁绍在管理上的粗疏，上行下效，其统治的河北地区民风堕落。曹操吞并袁绍的地盘后，不得不马上颁布《整齐风俗令》，以整顿败坏的社会风气：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
在面对财富时，普通人往往看重数量，并在数量激增后产生新的贪念，进而忽视与财富数量同等重要的财富质量。管理是良性发展的基石，是积累之后的消化，工作也好，生活也罢，若忽视管理，那么出问题后的惨烈往往会顷刻吞没拥有时的喜悦！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没有散尽家财赢天下的豪迈，更缺乏摔掷孺子换人心的气魄，我们和袁绍一样，只是一个好面子、有些幼稚、缺乏野心、容易迷失、得过且过的普通人。因此，袁绍的人生经历恰恰值得我们冷静地借鉴、反思。从他成败得失中，或许可以找到修身奥义，让我们本就蹒跚的人生步履尽量走得稳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并没有遵循“老不读《三国》”的告诫，反而越来越喜欢品咂这本书中的千滋百味，甚至希望那些即将步入社会的孩子们都去读一读。不仅仅了解下书中所谓能人的奸诈伎俩，还要尽可能从一些失败的教训里，感悟其中的人情世故——那些故事折射出的人生、人性常识，务必牢记并在现实中冷静践行——就如同孩子长痘一般：只有长过了，才可能拥有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