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诏，即今云南之地。西南川滇黔三省中，四川为根本，但历代割据四川之政权普遍进取心不强，往往迅速被击破。曹魏灭蜀汉、东晋桓温灭成汉、东晋朱龄石破谯纵、北宋王全斌灭后蜀、明朝平明玉珍等。而历史上贵州一带当时多是土司势力，也普遍对中央威胁有限。与贵州和川蜀不同的是，历史上割据云南的政权不少颇有进攻性，对中央的威胁虽不及北方游牧大患，却能长期为之，中央很难做一次性的彻底根除。东晋南朝时代的爨氏就已经是半割据之地，隋朝时代的爨氏再度复叛，唐朝的南诏，两宋时代的大理，清朝的吴三桂，近代的滇系军阀，这些割据云南的政权除大理外，往往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虽然无法攻入中央核心地带，但却能长期困扰西南防务使得西南糜烂，使得中央无法彻底从西南抽身，西南难以实现真正的安稳。在这些具有较强攻击性的格局云南的政权中，以南诏的攻击性最强，对中央的危害最深。
南诏源于六诏中的一部，本来就是滇西洱海地区的一个部落，实力相对强一些。唐初，分布在洱海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经过相互兼并，最后形成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六个大的部落，称为「六诏」。其中，蒙巂诏在今巍山县北及漾鼻县地，越析诏在今宾川县地，浪穹诏在今洱源县地，邆赕诏在今洱源县邓川，施浪诏在今洱源青索，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地。因其位于诸诏之南，蒙舍诏又称「南诏」。
战国时代庄蹻入滇，中原与云南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中原*队军**踏上了云南的地方。西汉武帝开夜郎道，云南纳入了中央的版图。自西汉开始、经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和南朝宋齐梁的经营，云南成为了帝国郡县版图之内。在这几百年里，云南有了发展。南梁时代宁州刺史徐文盛对宁州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而自南梁侯景之乱开始，宁州刺史徐文盛率兵返回中原，云南的统治就开始松弛。隋朝时代史万岁一度*力武**清剿了爨氏，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到了唐朝时代，云南仍然是纷争不断的状态。唐太宗，玄宗时代，锐意于经略疆土，不能接受云南成为化外之地，但因为众多原因，一直难有突破性进展。玄宗时*开代**始采取支持亲唐的部落以稳固西南，然后再视情况经略。在六诏之中，南诏一直比较亲唐，双方各取所需，所以唐朝一直比较支持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皮逻阁谋乘胜兼并五诏，张建成建议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显向朝廷代请，得唐玄宗允许。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关于皮逻阁统一六诏，白族有火烧松明楼和柏洁夫人怒投洱海的传说。不过六诏统一，当时对唐朝是有利的，但长远看是威胁。正所谓火烧松明楼，六诏归一大唐愁。
唐朝对南诏的支持是有着多重意义的，有唐一代，吐蕃始终是唐朝的大患。而吐蕃与云南接壤，所以对南诏的支持也是对抗吐蕃的重要一步。南诏的归顺初步达到了以南宁州为据点俯瞰安南、以洱海地区为据点西抗吐蕃的战略构想，但是唐朝此举所带来的乖违其主观意愿的直接负面影响则是导致了西南边疆南诏、爨氏两大势力并立争雄的局面，反而给了吐蕃可乘之机。为此，唐朝不得不对南诏有所防范，对爨部实施戒备，于是就想调用其南部安南都护府的军事力量介入云南地区，增加唐朝在云南的实力。
一直以来对于天宝战争的爆发，大多数都归咎于杨国忠、张虔陀和鲜于仲通，确实，这些人处理问题上确有不当和操之过急之处，但即使没有他们，南诏问题终究会要爆发的。天宝战争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南诏的日益做大而且已经不满足于做唐帝国的附属，而是希望谋求割据西南，实现与唐帝国和吐蕃三足鼎立的狂想，只不过皮逻阁、阁罗凤的表面工作做的一直很好，给人一副被逼无奈的印象，而张虔陀等人又确实不断作死。促使天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唐帝国经略西南的举措，最重要的就是开步头路和修筑安宁城。天宝四年 (745)，唐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开步头 (元江)路，方于安宁筑城，群蛮骚动，陷杀筑城使者。唐玄宗诏命皮逻阁率兵前往讨伐。当时南诏已意识到唐朝对其尚有防备之心，“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而皮逻阁亦有将其势力东扩至滇池区域的政治图谋，因此将计就计趁机东进， 南诏乘虚占领了西爨地。由此启唐与南诏不谐之端。南诏的失控，西爨的失守，使唐朝的定边战略受挫，既失去其西部边疆的一道屏障，也导致了其南部边疆内外受敌的潜在危机。
唐朝开步头路和安宁城，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步头路和安宁城成功建设好后，唐朝调兵安南，通过步头路长驱直入云南腹地。由此一来，唐朝调兵安南，通过步头路长驱直入云南腹地；再利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安宁城为据点，从安宁东北上姚州、戎州和嶲州，使唐朝的这几个军事重镇连成一气，击吐蕃，遏南诏，控爨地；从安宁南行水路至安南，打通滇川交通障碍，使安南与剑南的联系通达无阻。所以筑安宁城与开步头路 ，是唐朝巩固南宁州都督府和姚州都督府 ，联系戎州、 嶲州、南宁州、姚州与安南的军事力量，达到北抗吐蕃，东控爨氏，西遏南诏，南抚安南，通道海外的重要战略措施。唐朝筑城安宁，对爨氏和南诏都十分不利。 对于爨氏，“安宁雄镇，诸爨要冲，山对碧鸡，波环碣石，盐池鞅掌，利及样欢，城邑绵延，势连戎，乃置城监，远近因依，闾阎栉比。”原本安宁是爨部雄镇，“诸爨要冲”，更重要的是安宁控扼爨部及其以东各部族的经济命脉——食盐。樊绰《云南志· 云南管内物产》说: “安宁城中皆食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升麻、通海以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滇池地区及其以东，惟安宁产盐，诸爨仰给与此。唐朝筑安宁城后，便把爨地控制于掌心之中。故唐朝安宁筑城，诸爨惊恐不安，爨氏酋长联合起来，借口筑安宁城使南宁州地区赋重役繁、政苛人弊，杀筑城使竹灵倩，群起而捣毁安宁城。对南诏来说，唐朝安宁筑城，首先挡住了其东扩的去路，使南诏处于受唐朝势力南北夹击的境地。 正如《南诏德化碑》所说，唐朝“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因此，南诏对唐王朝阳奉阴违，开始与唐朝在安宁城和步头路的控制权上进行激烈争夺。天宝战争中，安宁城确实成了唐军进兵调兵的前沿，而南诏对此看的十分清楚，南诏两度夺取安宁，三次挫败唐朝安南调兵 ,南北夹击的苦心孤诣战略 ,为夺取天宝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可谓得安宁城者，得云南；失安宁城者，失云南，关键在于占据安宁，便控制了步头路。战争之后，南诏完全控制安宁城和步头路，顺利地向东向南扩张，控制整个云南，并拥有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关于天宝战争的经过，不必多说，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唐朝损失惨重，南诏也不是完胜，毕竟和庞大的唐帝国比起来，南诏根本不算什么，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朝即使靠着添油战术，也能拖死南诏。南诏也十分清楚，虽然自己战胜了唐帝国，但惨胜如败，所以在求和不成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投靠吐蕃，与吐蕃联盟，走向了与大唐帝国对抗的道路。天宝战争的失败，使得唐帝国基本丧失了云南之地。在天宝战争前，唐军在云南设立有姚州都督府，管辖云南地区的所有部族和羁縻府州，姚州是帝国在云南设立的唯一一个正州，在今云南楚雄姚安县。姚州驻军六千人，而在姚州以北的重镇是嶲州，即今天的四川西昌，地处川滇边界地带，而在嶲州都督府下的昆明军（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也驻军五千多人，这样镇守川滇一带的唐军主力就有一万多人，如果加上附近军镇的戍守人员，可以达到一万五千人左右，而且因为安宁城的开通，安南驻军也可沿红河北上，成都驻军也可南下增援，这对南诏确实是一个威胁性的力量，是南北夹击的态势。简单说，唐朝在云南持进攻的态势。而天宝战争的失败，使得唐朝的战略进攻态势被改变，姚州都督府及所属羁縻府州全部沦陷，*队军**被歼灭，云南之地落入敌手，嶲州后被吐蕃攻占，安南都护府和大渡河及黎雅二州暴露敌前。天宝战争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持续了八年，接着，代宗时代又有仆固怀恩之乱以及吐蕃大规模的入寇，加上河朔构乱，德宗即位后，又赶上了建中之乱，唐帝国从755-785这三十年里确实是风雨飘摇啊，根本无暇西南。而在这三十年里，吐蕃则是一路狂飙突进，唐玄宗时代好不容易才收复的青海河曲之地和西山保宁都护府之地再度沦陷，下来是陇右道沦陷，河西走廊又被掐断，西域成为孤军。而伴随着吐蕃的狂飙突进，作为吐蕃小伙伴的南诏虽然也在唐帝国西南方向有所斩获，南诏趁唐发生安史之乱之际，借助吐蕃的威势，北取嶲州，西收寻传、裸形诸蛮，并降標国，东置拓东城，占据步头，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大有与吐蕃、唐鼎足而立之势，南诏甚至“渐觉无吐蕃之协助，已可独立存在。”但吐蕃对南诏的驱使也极为严重，南诏内部的反吐势力走向壮大，开始酝酿重新与唐朝修好共同抗衡吐蕃。尤其是代宗大历十四年，吐蕃南诏联兵进攻剑南地带，右神策都将李晟率神策军四千人南下，金吾大将军曲环率京西北藩镇军五千人南下，二人两路夹击，一路趋黎雅，一路杀向了大渡河，打破吐蕃南诏联军。此战吐蕃悔怒，南诏恐惧，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吐蕃改封南诏国王为日东王，取消“兄弟之国”的地位，改为君臣关系。南诏对吐蕃的不满已经很明显了。德宗在河朔建中之乱解决后，李泌再度为相，针对吐蕃的威胁，李泌提出了北和回纥，西联大食，南联南诏共同抗击吐蕃的战略构想，南诏也有意为之。在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具体实施下，南诏王异牟寻在贞元九年（793）重新与唐朝结盟，共同抗击吐蕃，即点苍山会盟。南诏与唐朝重新和好的这段时代内，双方的友好只是战略层面的修好，并没有具体的大规模的共同作战。西川节度使韦皋的重点打击对象也是以吐蕃为主，不过在南面，终于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收复了嶲州，嶲州再度回归帝国怀抱，并在韦皋的努力经营下，再度成为“西抗西戎，南抚南蛮”的边防重镇。同时韦皋在黎雅二州也不断加强防务建设，使之成为新的边防重镇。在德宗、宪宗时代，吐蕃接连遭受不断的打击，不仅对唐朝的进攻屡屡受挫，而且南诏也多次击败吐蕃，吐蕃已经过了辉煌的时代，走向了衰落。而从德宗时代到文宗太和三年（829）前的这近五十年里，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总体上良好，没有大的波澜，是双方历史上少有的一段和平时光。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晓军事，武备废弛，且苛待士卒，导致士卒引南诏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数万人。太和四年（830年），唐朝李德裕前来镇守，蜀地遂安，《资治通鉴》：“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新唐书》：“明年，（南诏）上表请罪。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唐文宗准许南诏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南诏再来攻掠。860年，安南引南诏兵乘虚攻破安南（今越南）交趾城，不久唐军再次占领安南。863年，南诏攻破交趾城，唐军退守岭南。866年，唐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军。髙骈率五千士兵渡江，在邕州打败林邑兵，进攻南诏龙州屯，蛮酋逃走。酋龙派杨缉思助酋迁守安南，以范脆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咸通七年（866年）六月，髙骈到达交州，取得多次胜利，士兵作战积极，杀死敌将张诠，李溠龙率万人投降，髙骈攻破波风三壁。南诏杨缉思出战失败逃回，唐军趁势攻入城池，唐朝髙骈斩酋迁、脆些、诺眉，献上首级三万，平定安南。 869年，南诏军开始进攻西川。875年，高骈率五千人渡江，到达南定，大破南诏军，用缴获南诏军的物资来补给*队军**。监陈敕使韦仲宰率七千人至峰州，补充高骈的部队，髙骈继续进攻南诏，多次击破之。髙骈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包围交趾城。髙骈督励将士攻城，于是攻破城池，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乡导的朱道古，斩道三万余级，南诏余部逃走。髙骈又击破归附南诏的土蛮二洞，杀死他们的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达到万七千人。颜庆复到达新都，南诏分兵去抵挡他。甲午，与颜庆复遭遇，颜庆复大破南诏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南诏步骑数万到达，恰逢右武卫上将军宋威指挥忠武二千人至，立即与诸军会战，南诏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甲兵服物遗弃于路……高骈到达成都，派步骑五千追击南诏军，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五十多人，押送回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称为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都处于南诏与西川之间的要地，各置兵数千镇守，使南诏失去再战的勇气。 髙骈写信给骠信，骠信非常恐惧，把他儿子作为人质送给唐朝，誓约不敢寇边。南诏长期与唐朝战争最后是南诏失败，宋威、髙骈等率唐军数次大破南诏军。南诏“屡覆众，国耗虚”，甚至到了征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而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的地步。 乾宁四年（897年），唐朝西川节度使王建说“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认为南诏没资格得到诏书。与唐朝作战，南诏要依靠黎、雅间的刘王、郝王、杨王等浅蛮部族。王建严厉对待这些部族，南诏与这些部族不敢侵盗。后来这些部族首领泄露军机，都被王建杀死。乾宁四年（897年），郑买嗣指使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汉*权人**臣郑买嗣起兵杀死舜化贞及南诏王族八百余人，灭亡南诏，建立大长和国。南诏与唐朝合战不休的历史也宣告结束。907年，朱温称帝建梁，唐朝灭亡。
从唐文宗太和三年到南诏唐朝相继灭亡的这近七十年里，是南诏对唐朝关系的最后一段，也是最不稳定的一段，双方和战不休，而且双方和战不休的关系都严重损耗了自身的实力。唐朝的边防由此积弱，而不断的戍边战乱，使得内部农民起义不断，正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实积于桂林。而积祸于桂林的原因则是与南诏的不断战争有关。而对于南诏方面而言，不断的战争损耗了自身实力，也使得内部矛盾加剧，最后导致权臣窃国。南诏在双方不断的战乱反倒是给他人做了嫁衣。南诏在劝丰祐823年掌权后，就已经对帝国不恭，而且西川方面因为外患减弱也军备松懈，也给了南诏可乘之机。面对南诏的不恭顺，唐朝内部以苟且偷安为主。其实早在唐穆宗时代，以韦齐休等人为代表的妥协派就就主张放弃大渡河以南的嶲州，称“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唐文宗在大和四年（830）直接下诏：“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要放弃嶲州。时人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整治防务，没有放弃嶲州，但将嶲州州治迁至更靠北且有险可据的台登城，并付出失三县、弃地数百里的沉重代价。李德裕的做法是为了通过利用韦皋时期所筑的部分军城和易守难攻的台登城为屏障清溪关、大渡河的第一道防线，以保障清溪关、大渡河的安全。劝丰祐之子蒙世隆859即位后，南诏和唐朝的关系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表面上说是蒙世隆的名字没有规避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但实际上是南诏早已经不甘为唐之臣属，即使是名义上的，执意要*力武**进攻，打出西南。860年，蒙世隆改元建极，改国号大礼，自称皇帝。860年、863年两次攻交州，869年再攻成都。蒙世隆的一系列进攻最终失败，高骈成了这一时期帝国的救火队员，南诏听高骈之名即丧胆。高骈在川任内，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数千戍之。并大修成都罗城，自是蛮不复入寇。虽然南诏最后失败了，但唐朝也快耗干了，而且在边界方面，这场战争让嶲州是再度沦陷，这次是沦陷给了南诏。南诏的势力范围得以抵达大渡河，而唐朝基本丧失了大渡河以南的地带，大渡河成了界河，五代和两宋时代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此后直到南宋灭亡，大渡河以南一直成为化外之地，再未纳入中央的版图。
有唐一带，边患先突厥，后吐蕃，再契丹、回纥、南诏，而突厥被灭，吐蕃虽然使得唐朝遍体鳞伤但也最终走向了衰落，契丹虽然崛起，但唐朝时代还没有进入中原核心地带，一直被阻隔与辽河以东和燕山之北，而回纥与唐朝关系总体良好，而且实力远不如唐朝，南诏则间接的成了唐朝灭亡的原因。终唐朝一代，南诏的确造成了不小的边防压力，犹如北宋时代的西夏，虽不可能带来*国亡**之灾，但所带来的边防压力和财政负担却十分的沉重。唐朝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南诏问题，原因是许多的。
首先是战略重心和威胁程度不同。能给唐朝带来真正*国亡**灾难的异族政权先是突厥，后是吐蕃。突厥雄据北方，距离长安最近。所以唐朝早期，重点防御对象就是突厥，历经高祖、太宗、武后和玄宗时代历次打击，玄宗时代突厥问题已经解决。其次是吐蕃，吐蕃都城在今天的拉萨，距离长安较远，但居高临下，巅峰时代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还有西域的大部分，并一度攻入了长安，是自突厥问题解决后唐帝国面临的最大边防威胁。不过在唐朝联合其他势力进行多方打击下，唐德宗末期，吐蕃已经基本构不成对唐朝的致命威胁了。唐宣宗时代，吐蕃最终崩溃，河陇张议潮归附，强盛一时的吐蕃也最终灭亡了。唐朝的核心区域首先是关内道，次之是龙兴之地的河东道、中原的河南道和西部屏障的河西陇右道，而能够对这些区域造成致命威胁的只有突厥和吐蕃，所以唐军主力的部署都集中这几个方向，在剑南道方向的兵力始终有限。正因为唐朝的注意力重心都集中于北方，所以唐朝对南诏的威胁关注度一直相对突厥和吐蕃要较小。而且突厥和吐蕃的威胁相继而来，唐朝一直难有喘息之机，所以也一直无法认真思考和经营过西南。如果唐朝其他方向的边患不那么严重，那么以唐朝的实力，解决个南诏不算什么问题。无法有效的集中注意力于一方，是唐朝一直无法最终解决南诏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南诏地处云贵高原，海拔虽然不及青藏高原，但也比较高，而且云南之地地多瘴气，加上高山河流的环绕，进兵十分的困难。以北方人为主的唐军对云南之地的天气和环境十分的不适应，加上道路的阻隔，所以唐军在云南和川滇一带的作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兵力多寡，甚至也不是将帅的问题，而在于后勤保障太难了。高原、崇山峻岭、天气原因，都成为唐军和南诏的战争中很难克服的巨大障碍，严重限制了唐军战斗力的发挥。吐蕃和南诏都对剑南构成严重威胁，但在剑南而言，南诏的威胁反而更大。从地理和气候上讲，吐蕃地处青藏高原严寒之地，其军民多耐寒而畏暑热，其越向东攻击，会越不适应西川的气候。而南诏地处云南，云南海拔虽高，但气候和蜀中相似，同处于亚热带，其军民对蜀中的气候基本可以适应，没多少障碍，所以南诏能三次攻入成都，还曾占领过安南，蜀中就有“西戎尚可，南蛮残我”的说法。
再次是当地人群和后方的原因。南诏之地地处云南，自西汉时代云南进入版图后，虽然历朝历代对当地都进行了一定的经营，但因为路途遥远道路艰险，加上不在统治中心周围，所以总体以安抚为主，汉族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而言人数仍然较少，云南仍然以当地人员居多，而且当时开发程度仍然有限。唐军作为一支汉族为主的*队军**进入云南后，虽然可以打胜仗，但战胜之后如何在蛮夷杂处的地带站稳脚跟，是个问题。而且当地开发程度有限，军需后勤一时是难以解决的。相反如果战败后，*队军**孤军深入，面临的后勤问题会更加严重。所以当时对于云南确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胜了有难处，败了还有难处。要想稳定的经略云南，四川和贵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时四川和贵州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四川虽然富庶，但当时四川既要供应关中的帝国需要，又有对外独自抗击吐蕃，根本无力顾及云南方向。贵州当时也还是实际上的土司状态，内部还是汉夷杂处的态势，只是比没开发的地方稍微强些，也不可能为经略云南提供稳定的后方。唐朝时代虽然还控制着与云南邻近的越南，即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开发虽然比贵州强些，但也仅仅局限于某些地方，而且安南本身也是个蛮夷众多的地方，也需要兵力镇守，支援的作用极为有限。
再之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对于突厥、吐蕃，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看法还算比较统一，而且突厥和吐蕃的威胁一直比较大，是有能力颠覆帝国的巨大威胁，所以看法总体上还算是一致的，只是具体时间和方法上有差异。而南诏对唐朝的威胁相对较小，构不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帝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南诏历来意见不一。有主张积极经略开拓的，有主张苟且偷安的，也有主张慎重起见积极防御的。总体上来说，太宗、玄宗是比较有进取心的皇帝，多主张积极进取，肃代时期因为内患较重，无暇顾及，德宗、宪宗时代倾向于修好，也进行提防。文宗以后因为帝国内部问题太多而且愈演愈烈，牛李*党**争加剧，宦官专权，河朔割据，农民起义不断加上中原藩镇也有不稳定趋向，对西南边防就持苟且之势。
再之是中央对前线文武官员任命上的纠结。南诏之地地处边陲，隶属剑南道，当地汉夷杂处，民族众多，非常难以治理。一些在内地不大的问题在边地就成了大问题，一些在内地可能有所建树的官员到了川滇一带，未必能有所建树，相反会因为文化、习性等众多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能引发大事。张虔陀、鲜于仲通、李宓这些天宝战争的重要人员，本身能力是有问题，如果放在内地，也没什么，但放在了边陲，就闹出了大事儿。南诏事务一直由剑南道具体办理，西川节度使也一直带云南安抚使的头衔。唐朝一代，在任最长也是处理边务最好的西川节度使就是韦皋了。韦皋在任二十一年，深受德宗信任，事权如一，吐蕃对剑南的威胁在韦皋帅蜀时代得以减弱，而且韦皋也招抚了南诏，双方关系得以改善。德宗和宪宗以后，随着吐蕃威胁的减小，唐朝对一直处理南诏事务的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人员出任上，也有了松动，文臣比例逐渐加大，军备松弛，而这也都给了南诏可乘之机。总体上而言，作为抵御两番的剑南西川节度使不仅边务重要，而且控制成都平原的富庶之地，作为唐帝国的外府，唐朝对此控制一直严密，也一直很矛盾。如果要稳定的控制西川，自然文臣比较可靠，而后期西川节度使多由宰相出任，西川成了宰相回翔之地，但要稳定边防，捍卫西南，那么军人出身的人又相对能干些。而既要稳定的控制西川又要稳定边防，这样的重任，不是一般的儒家官僚和行伍出身的人可以担当的。而有唐一代，像韦皋、李德裕这样能文能武的大臣终究太少，而且这样的人立功后，朝廷又不会放心。
综上而言之，唐朝时代因为内外的诸多原因限制，无法彻底的解决南诏问题，南诏也间接促成了大唐帝国的最后衰亡。
南诏对于云南的开发还是有贡献的，作为一个西洱海地区的小部落最后成为能与大唐帝国和吐蕃相交手还有所斩获的政权，确实是了不得的，南诏的疆域也是历史上割据云南的政权最大的之一。南诏鼎盛时期的疆域，在70多万平方公里，和后来的西夏面积相当。东面包括两爨故地，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女王国的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骠国的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洱海地区是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古城）、大釐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日后的大理国的版图也和南诏基本相当，不过中心范围有所扩大了。
附后续：南诏虽然给唐帝国以重大打击，但终南诏和以后大理时代，南诏大理终究没有实现走出西南进入中原。归根结底还是实力所限，以刚开发的云南之地能站稳脚跟与唐朝吐蕃并列，已然难得，遑论进攻。要想进攻，必须取得西川，而西川富庶，战略地位重要，为历朝历代所重视，以南诏之力根本不可能独自取得西川。唐朝中后期和两宋对云南之所以长期愿意保持苟安心理，主要是不想再开新的边患，免的四处劳心，而不是无力为之，如果中央真的下决心铁了心的解决，那么并不是什么问题，蒙古灭大理和明朝入云南都是明证。南诏后期对自身的实力也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就安心的呆在云南了，大理日后也基本继承了这种国策。唐宋对南诏大理是忍让了，但不是没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在大渡河。中央可以暂时放弃云南，甚至可以放弃川南大渡河以南的嶲州之地，但如果南诏大理继续向北，那么就会深入西川，就会进入成都平原的核心地带，这是中央无法忍受的，不允许成都平原有失，也就是不许四川主要地带有失。南诏屡次攻击成都失败、南诏后代大长和国的郑旻越河攻击前蜀被击破，都是因为其越过了底线，而且也证明了云南的实力别说与中央抗衡，就连割据四川的政权也赢不了。同样为了不开启新的边患，唐僖宗拒绝高骈*攻反**嶲州、王建拒绝蜀军渡河*攻反**、宋太祖拒绝王全斌灭后蜀后进一步南下，甚至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朝廷有意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往来贸易都遭到朝臣拒绝，这也都不同程度的反应了中央的苟安心态。
附：上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z三u)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bin)；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莎，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侭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
附地图
南诏版图
唐朝巂州都督府
唐朝姚州都督府
唐朝与南诏的交通要道之巂州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