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被俘的日本兵回忆 (老兵回忆杀日本战俘)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是作者方军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采访抗战老兵的开端之作。

在日本留学期间,方军作为留学生,边送外卖边读书,认识了不少老兵。这些老兵在知道了方军的国籍后,主动与他接近,试图用善待弥补曾经的罪恶。而方军则在这过程中试图向他们了解更多的战争细节。日本老兵有很多的回忆,基本再现了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最底层士兵的侵略行为。以下内容选自《我认识的鬼子兵》。

抗日时期被俘虏的中国军人在日本,日本战俘被集体枪决为何都不反抗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他行动迟缓但思维清晰。他家独门独院,是个大宅子,很漂亮,房前屋后都是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富士山下面。那黑油油的土地上长满绿色植物,飘散着一种大城市里所没有的清香。气派的日式住宅门口少不了栽有松竹梅,曲径上铺有鹅卵石;院门是推拉式,而且有草扎成的牌楼、雨挡之类的遮檐。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既有北海公园团城的古典精致,又有北京长城饭店的现代豪华。日式草席上铺一张海豹皮,墙上挂几幅中国山水画。旁边大概是个书房,沿墙有一排整齐的书柜,桌子上也堆满了书。早晨的阳光洒进屋子,似乎让人很愉快。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李子有中国的桃那么大,晶莹剔透;桌上的葡萄有鸡蛋那么大,苹果的脸似乎比少女的脸还鲜嫩,还没掐呢,就要流水啦。老头子说:“吃!吃!”

我把每种水果都尝了尝,感到味道好、糖分多、香味浓、纤维少,真是好品种。科学种田,科学种果,这在日本已实行了几十年。日本人每年有一千万人出国观光,他们出去第一是玩,第二是学习。当年日本人去江西景德镇参观,又是鞠躬又是询问又是照相,第二年中国的瓷器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我看过一本书叫《田中角荣传》,说的是田中年轻时曾去欧洲旅游,他去的主要目的是把欧洲高大的种马贩运回日本。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儿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队军**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队军**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见他不说话,我又东拉西扯。

我说您买的梨可真好吃,1972年我的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时,山上也有梨。不过那梨树作为植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给它们修过一次枝。那梨扔出去,能把一块石头打成两半。狗见了梨也扭头就跑,这个原因可能是狗没出过国,它们要是看了日本梨当然就不跑了。听说外地的狗去了一趟天津,从此就没怕过包子。

老头儿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夹杂着中文说我吃过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你讲的故事完全是“扶说八道”。他把“胡”念“扶”,我也乐了。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离东厂胡同不远是北海、什刹海、后海。我印象中半个世纪前的北海美极了,晚霞中,那清澈见底、鱼儿游动的水里荷花成片,除去碧绿就是粉红……”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胡同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队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儿,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害迫**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曾是侵华日军军官,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儿像个孩子。

“在中国几年,我感到中国料理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宫廷食品,倒是民间食品。北方的饺子、豆腐脑、萨其马、驴打滚,早晨的炸糕也是一绝,还有麻球,这些东西日本都没有了。”

“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

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惟妙惟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儿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没想到,他同意了。

他说:“我讲了,你会不愉快吧?”

我说绝对不会,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国民*党**军冀察第二十九军步兵四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队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带到我们监狱是1943年春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捷克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进口渠道、进口数量,还有*药弹**、维修技术,以及政府军的装备情况。

“一般来讲,如果政府军军官提供了实情,我们马上放人,而*产党共**人被捕,提供了情报之后,立刻枪决或活埋,除非他还有用。这些情况从政府军少校入狱第一天就告诉他了,只要他讲了,马上出狱,还给路费。不讲的话枪决。可是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愕然。

“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气得要命。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队军**,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他说他即使提供了军情,治好腿,也不能回到村里去,还是把他枪决吧。作为军人,他的心情其实我都理解。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光宗耀祖,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唯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儿说:“据我所知,我们监狱在北平地区是很文明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都是重要犯人。别的监狱可不得了了。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产党共**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名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的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道路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长辛店宪兵队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北平延庆县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800多名劳工修路,只干了5天,因为流行传染病,所以把那些劳工统统推入大坑中用火烧死……位于北平前门外东珠市口的城南宪兵队介绍,他们抓住抗日分子后把他们手脚捆住,头朝下将人放入池中,这样拷问叫‘临死寸前’。”

山下老鬼子还在回忆着什么,可我完全听不进去了。悲愤塞满了我的胸膛。他说:“年轻人,你脸色不好我都看见了。我知道你听我回忆情绪会不好的,但这都是过去了,不是很遥远了吗?谁又能改变这些真实的历史呢?”他看着窗外的阳光和摇曳的绿色植物,慢慢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让我讲过去,问了我几次,我还能讲出什么来呢……有些事由于太残酷,我记忆犹新。我本决定不和你这个中国年轻人谈过去的,可你说你是中国的退役军人,你想听。中国政府后来释放了我们,我至今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好像看见了老虎凳上的血,看见了在监狱中戴*铐手**、脚镣的中国兄弟们,看见了身穿战斗服手端三八枪的凶恶的日本鬼子,听见了中国兄弟们的惨叫声、骨头的断裂声、血肉横飞的毒打声、狼狗的狂吠声……

我感到我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老头子惊讶得张大了嘴,他大概以为我想揍他,便伸出一只老手挡在脸前。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夏日的乱云遮挡住晚霞。起风了,黑色的云团一股股地从太平洋上涌来。天黑沉沉地压了下来。轰隆隆,轰隆隆!雷声震耳,风声大作。这是战争的风,这是战争的雨,这是战争的轰轰炮声。迎着风雨和雷声我分明看见那个国军少校了,他就站在那儿,两腿都是鲜血!他分明站在那儿!浑身都是鲜血!他高举起三八式步枪,向着我们声嘶力竭地高声呐喊:“兄弟们!冲啊!杀日本鬼子!”

他褴褛的军装在风中摆动着,在日本侵略军面前,他多么像我们中国军人的一面旗帜,迎风飘扬。我漫无目的地走。我非常难过,为中国人当*国亡**奴的悲惨经历。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我一把把背心拉下来使劲儿擦擦眼眶里不断涌出来的泪水。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这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的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的一声被风吹走了。

我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风雨就被关在门外了。我对平田老太太说:“我今天不想乘车,我自己一个人走回去。”我不能原谅日本鬼子杀中国人。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